据说,印度每隔12年在哈瑞德瓦都会举办大壶节,届时全印苦行僧将聚集一起要搞104天活动。所谓“苦行”者,类似对自己实行“酷刑”来达到精神之“涅槃”也。印度话里,苦行僧叫“巴巴”。
中国古代儒家的颜回曾经被老师称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可见,孔圣人也是很赏识那种文明其精神、苦行其肉体的“苦行僧”的。
但是,到了唐朝刘禹锡的《陋室铭》: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确实不简陋:有雅士、有琴棋书画、有经书亭阁。中国人的精神至唐朝已经越来越假借于外物了。
而到了清朝的《半半歌》,更是突出了姻眷、僮仆、田园、饮酒等等;与唐朝比,不仅远离了唯美,更远离了“苦行”。
至于西藏密宗里的《金刚顶经》:“奇哉自性净,随染欲自然。离欲清静故,以染而调伏。”则已经承认“随染欲自然”,所以,有主张“以欲治欲”、乃至依靠男女双修以臻化境的了。
其实,那种了无生趣的苦行僧生活确实有悖人伦,但是,这种极端行为于芸芸众生,却有着巨大的社会心理意义,即:给最苦最贱的人的“幸福生活”奠定了一个“精神”“参照物”!
你看,人家“巴巴”虽“极苦”却能“极乐”,你还有什么跨不过的坎呢?
以此,我有些怀疑中庸之道了。苦行僧给我的启发是: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正态分布,虽然居中者居多,但两端概率极小者也不能灭绝,每一个“存在”之比例阈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却均是“同气相求、同根相连”,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否则,单单的“中庸”是不能“天地位矣、万物育矣”的。就拿“苦行僧”来说吧,拿颜回来说吧,肯定是人口中之极端、且其比例阈值肯定不能高了的。但是,那也不能没有,因为他们的存在给社会上那些“中间派大多数”带来了底线的宽慰。
唐朝有一首打油诗,说:他人骑大马,我独骑驴子;回看挑柴汉,心下乐些子。人就这么怪,看到有人比自己还苦,就不觉得自己苦了。这,大概就是苦行僧的意义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白领们,自颜回去世后,就几乎没快乐了!以此。
欢迎“苦行僧”重返东方大陆,因为在这个两极分化在加剧的社会,老百姓需要极端的“苦行僧”来慰安那贪贪痴痴的幼小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