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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式过马路到中国的发展道路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式过马路在社会上引发了不同程度的社会讨论，在围绕中国式过马路中大多都是围绕行人的道德与素质问题进行不同程度的批评，但是我个人认为这种批评是一种肤浅的认识。在中国式过马路中，还有更多的问题大家没有讨论到，且看我“胡说八道”一番。
说到马路这个词是个地地道道的舶来品，今天的沥青马路起源还要追溯到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英格兰人约翰·马卡丹(John .Loudon McAdam)设计了新的筑路方法，用碎石铺路，路中偏高，便于排水，路面平坦宽阔。后来，这种路便取其设计人的姓，取名为“马卡丹路”（后将碎石铺的路依McAdam发音改称macadam road或简称macadam）。19世纪末中国的上海、广州、福州等沿海港口开埠，欧美列强在华兴建租界，便把西方的马卡丹路修建方法带到了中国。当时中国人便以英语“macadam/马卡丹”的音译作为路的简称，后来俗称“马路”。在中国古代对于马路的记载是在左传之中，《左传·昭公二十年》：“ 褚师子申遇公于马路之衢，遂从。”而这个马路指可以供马驰行的大路，与今天的马路一词并非同源。由此我们知道马路这个东东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瓜分世界的狂潮中被带到中国的（注：19世纪欧美列强先后完成工业革命，为了争夺各自在世界各地的利益，在亚非拉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掀起的互相争夺利益的活动，并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其实以马路为代表的西方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在改革开放之后陆续被引进，推动了中国的发展。但是为什么西方的马路就没什么问题，我们却有中国式过马路的困扰？
客观上讲我们只是学会修马路这些硬件的东西，但是始终学不会西方的规则和规则的精神实质。主观问题是人心，中国人自古就有一种羡慕权威但又藐视权威的个性，古代多少文人墨客（古代愤青）为此留下数不胜数的诗篇，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有了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喊，因为这个原因广大的人民群众才成为了历史的的缔造者，从夏商周到新中国的成立所汇集成的历史潮流。说到过马路，国人的这个传统个性真是表露无遗啊！就拿我所居住的城市郑州来说，民间流行一句戏言：郑州郑州天天挖沟。郑州这座中部正在崛起的城市——堵城，城市的管理者似乎认为只有不停的修路，才能解决城市的拥堵。良苦用心我能理解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路在天天修、车还是日日堵。我最经典的一次堵车经历是坐上b18公交车，在文化路北环路2个小时走了300米不到。最后急于上班的人们大都下车走路，最终把路口彻底堵死、连步行都无法通过。对于上班族来讲，过马路闯红灯只是想节省时间、不想迟到，迟到就会罚款100元。面对街上的车来车往他们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只是不想迟到（现在郑州的最低工资标准是1080元，西藏的是1200元，我都不明白我们是在中部还是西部？）。有时候我在想人的生命还不值100块钱吗？最后我明白了，他们这种过马路的方法是事先保证安全的。（因为这个城市的上下班高峰车都在路上堵着呢。）况且迟到一天罚100，估计最后这一个月的工资也不剩多少了（郑州现在的工作一般底薪都在1500元左右，够买3000个馒头啃一个月了）。总之，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的相互作用使得中国式过马路变得尤为突出。
既然谈到问题，我们就谈谈怎么解决。我认为我们新一届ZF领导人的表态很重要，他为我们解决问题提供了思路。我们经常说改革、更深入的改革，加快ZF向服务型ZF的职能转变，这个不能只喊口号、没有实际行动。还是以郑州市为例，某些路段南北方向绿灯时间较短，东西方向时间较长，这是为了减轻东西方向通行压力。这个我可以理解，南北方向通行的人群会在客观和主观因素的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来个中国式过马路。进来也有报道说各地对中国式过马路开始罚款，罚款的消极影响我暂且不说，这种办法是最简单直接也是最笨的方法，因为他是站在ZF为中心的位置、高高在上的位置去思考和解决问题的。作为一个真正的服务型ZF，考虑的角度是应该从人民大众的角度出发，解决的方法是先检讨自己当时的规划是否有问题，如无问题是不是可以修建人行天桥或是地下通道。罚款这种行为给社会大众表达的信息是，只要用钱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给社会大众的印象是ZF只知道一有问题就罚款，不过是巧立名目要钱罢了。这种方法既伤ZF威严又输民心。
古语有云：“暴君杀人，圣君诛心，王者之道，教化万方。”说白了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先写到此，明天还要上班早点睡觉了！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013-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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