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教育的改革是中国最难的改革，改了二十几年，ZF都改革了，也改不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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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教育的改革是中国最难的改革，改了二十几年，ZF都改革了，也改不动它？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6-4 21:15:16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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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改革

高等教育的改革，其中核心问题是教学改革。把教学改革确立为高校整体改革的核心环节，充分体现了教育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的高校管理理念。尽管目前全国各高校纷纷结合中国国情、各学校的特殊校情，出台了许多改革方案，为探索高校改革之路，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办学规模、师资结构、管理思路等因素的制约，我国许多高校在办学方式、办学途径上仍然十分封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开放力度不够，没有与国际高等教育界加强交流和接轨的信心，也缺乏将本校、本系、本专业推向国际学术界的具体措施和方法。

　　随着中国加入国际贸易组织的临近，中国的对外开放，不仅表现在经济、贸易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包括文化、教育在内的整个思想观念系统的全面开放。在这样的宏观形势下，与其坐等外国教育界携带雄厚资金，在国内投资建校，争夺生源、师资，不如尽快转变思路，借鉴国外大学的办学方法，提升办学层次，拓宽办学途径，充实竞争力量。

　　当然，国际化，并不等于全盘西化或外国化。由于国情不同，文化、历史传统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一些发达国家的高校管理模式，并不能原封不动的照搬到中国来。比如，在欧美、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许多高等院校在人事制度上基本实行的是自治、自主管理体制，这并不适合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在这些国家，大学校长以及其他重要管理岗位，基本上是由学校内部的教员选举产生。校长的领导权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大学的集体领导机制。由研究生院、各系、各专业的关键教员组成的教授委员会，对学校许多重要的教学管理事项的决策，起到批准或否决的作用。因此，在高等学校的管理权的归属问题上，与我国明显不同。同时，在内部不同种类的人群的权力分配上，也与我国的做法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比方说，在日本的一些私立大学，主要由教学人员，即各系、各专业的教授，集体研究、决定每年的招生方向、课程设置、奖学金分配、新教员的录用等重要工作。学校的教务科、学生科等，仅仅是日常办事机构，负责贯彻、执行教授会议做出的各项决定，不享有任何决策权力。在教学过程中，不采用统一的教学大纲、教材，而是由各任课教师自行决定其教学方针、教学内容、教学进度。校方对教学质量的评估和考核，主要是依据学生选课的人数，以及学生对有关任课老师的意见。可以讲，教员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并受到广泛的尊重。但是，我国目前高等院校的人事架构，仍然摆脱不了官本位的办学思想，缺乏对学校主体教员的重视。因此，在许多高校仍然残留着外行领导、管理内行，学历低的管理、领导学历高的怪现象。在许多大学校长的心目中，教师充其量处于一种工具的角色，而治校办学的依靠对象，是各职能部门大大小小的官僚。值得欣慰的是，中央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我国高等院校所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正在积极推行具有一定民主色彩的高校人事管理体制的改革。如在行政部门推行职员制，后勤从高校脱钩，提高教师主体的物质待遇，设立关键人群岗位津贴等措施，都是向国际化迈进的重要举措。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的看到，由于人事改革是一项牵涉到许多人的切身利益的系统工程，因此在步骤和方法上既要加重改革的力度，又要维护高校整体的稳定局面。国外大学的人事架构达到目前这样高效、精简、职责分明的水平，是经过许多年，甚至几十年的努力才最终实现的。即使今天这种管理模式，也仍然存在许多制约学校自身发展的因素，需要进一步改革。

以下是引用野猪在2005-5-28 22:20:48的发言： 为什么教育的改革是中国最难的改革，改了二十几年，政府都改革了，也改不动它？

政府改革，成效如何？公共教育作为公共物品直接和政府职能改革效果相关

中国的大学还是太少，缺少竞争。很多管理模式，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物。

我觉得最紧要是考试制度改革，包括高考、研招都要改，高分低能太多了，尤其是近些年来出现了很多只会考高分 而不懂做研究的“伪研究生”。

数学大师丘成桐点破中国学术的死穴 (亚洲时报记者陈颖慈6月6日撰文 谭建中摄影)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做不了好学问。能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固然好，但是，如果一个民族摒弃自身的文化背景，拥洋为重，最终只会失去身份认同，变得高不成、低不就。菲尔兹奖（Fields Medal）得主、华人数学大师丘成桐指出，中国学术界所面对的，正正就是这个窘境。 丘成桐接受访问的时候，谈到中国学术界种种不良的风气，归根究底，所有问题都是源于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摧毁中国多年良好的文化传统，大师给中国学术界点破死穴。 他解释：“自那时开始，中国人的价值观完全改变，是非观念和道德操守遭到扭曲，以致现在的学生和学校变得唯利是图，这种文化气候，是中国难以孕育一流学问的最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父母崇洋的心态，也令孩子失去深厚的文化根基。丘成桐指出，中国许多父母都希望子女做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西方人，结果是中西文化都学不好，他更以“二不像”来形容这个现象。文化上的缺失，影响尤其广泛深刻，以致中国的学术界，出现以下种种流弊。 “中国的学生，唸书的目的，只有两个，要么能够赚钱，要么当官，他们普遍有一种学而优则士的想法，认为只要当官，就可以过舒适的生活，所以，中国的学生，做学问达到一个地步，足够令他们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便会停下来，他们追求的东西只此而已，对学问根本没有热诚。”丘成桐概叹，在中国，真正有心钻研纯科学的人实在不多，跟外国的学生真心以研究为目标相比，实在相去甚远。 名牌大学只唯利是图 除了部份学生以金钱挂帅外，有些学校的态度也是唯利是图的。某名牌大学的代表和一些中国官员曾经到哈佛大学取经，然而，他们问的问题，叫丘成桐感到非常失望，他说：“中国的大学一心只想赚钱，他们问哈佛大学如何图利，但当我告诉他们办学不能赚钱的时候，他们表现得相当失望。” 对于中国教授的质素，丘成桐也不敢恭维：“即使是国内名牌大学老师的质素也没有保证，许多老师只懂讨论第三流的问题，学生不会钻研出第一流的学问。” 除了质素差劣外，有些老师也没有做好本份教好学生。丘成桐举了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哈佛大学数学系有一年录取了一个全北京大学最优秀的学生，当我们向北大核实学生的身份时，北大全数学系26个最资深的教授也不知道，最后一直问到副教授才能确定这个学生的身份。”丘成桐后来发现，有些老师教学生，原来从未见面，也不相往来，这倒是闻所未闻的稀奇事。 丘成桐又批评中国只重量、不重质的风气：“只着重宣传生产多、数量大，领导便会高兴。以学术界为例，有些大学的教授，一人带着30个博士生，误以为教导愈多学生表示自己愈有能力，但结果是全无质素可言。在外国，一个教授只会带着2至5个学生，但是那些学生很多都会成为大教授，这就是质素。” 除了教授迷信数字外，就连大学与大学之间，也在进行数字的角力。他说：“全国有500多个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至各省的重点大学往往以院士的多寡去量度学校的质素，提拔人才的时候，又以那位教授在某个场合讲话最多为标准。中国人就是缺乏自信心，才会这样量度自己。” 北大清华令人很灰心 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为首，一个国家有高质素的大学，固然是好事，但是，丘成桐却指出，北京大学的势力范围，遍及全中国，当中的派系斗争，反而窒碍了学术界自由的发展。丘成桐直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中国其他大学的打压，令人很灰心。” “我认识中山大学的一位学者，他对数学的认识，已经达到世界一流的标准，但是由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他的打压，令他的地位连边也沾不上，充其量只是在广州有一点名气而已。”丘成桐概叹，“这种社会风气令学者觉得学问不是最重要的。既然单靠阿庾奉承便可以得到重用，为何不抄小径？” 人治观念强，是中国的文化特色之一。丘成桐指出，在这种文化气候底下，中国的学术界欠缺一个公平、公开的人才提拔机制；同时，学生的发展空间也受到很大的限制。 丘成桐说：“在中国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主要是院士，他们的平均年龄约70岁，虽然他们已经没有担当最前线的领导工作，但是国内学生的研究方向，仍然得以这些人的好恶来决定，假如他们不喜欢你的研究方向，你是做不成的。” 研究员只顾讨好上级 中国的研究员，精力都花在讨好上级之上，对知识的渴求，似乎只是次要。丘成桐说：“在中国做研究的顾忌实在太多，对于相同的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并没有高低对错之分，但是，中国的学生永远不敢跟老师唱反调。” 人治观念过重造成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出现任人为亲的情况。丘成桐说：“在中国，提拔人才的所谓“机制”，已经成为提拔自己亲信的工具。在美国，只要你有能力，20多岁已经可以当上大教授；但是在中国，假如你不是博士或领导出身，即使你有能力，别人也会借机打击你。”丘成桐当上史丹福大学数学系教授那一年，他才25岁。 理论科学的研究，是发展工业的基础，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来说，相当重要，这就是丘成桐对理论科学的评价。他指出：“欧美几百年来钻研理论科学，根基深厚，有利发展任何工业。然而，中国却没有这个深厚的底子支持。” 但是，丘成桐认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看不到理论科学的重要性。他说：“中国投放在理论科学的教育经费实在太少，研究理论科学本来就是最省钱的，就以数学为例吧，根本不需要什么机器，研究一个数学的题目，所需经费很少。” 然而，由于理论科学的价值，不能立竿见影，所以往往容易被人忽略。丘成桐指出：“理论科学就好像礼、乐、射、御、书、数，在中国文化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你说这些东西有没有用呢？”丘成桐强调，礼、乐、射、御、书、数建立的，是无形的文化资产，同样地，实用科学必须建基于理论科学之上，才能够站得住脚。 由于对理论科学缺乏长远的眼光，加上部份学校亦有“做大做多”的倾向，所以有关部门愿意花百万元（人民币，下同）兴建教学楼和教师宿舍，只因为这些都是别人看得到的东西。 然而，丘成桐批评，没有软体的配套，硬体做得再好也无用武之地。他曾经到访清华大学的图书馆，发现大学的图书经费，相当缺乏。丘成桐概叹：“别说一般大学，就连国内的名牌大学如清华大学的图书馆，也找不到数学界的期刊。” 丘成桐指出：“研究任何一个科目，期刊都是不可或缺的东西，但是，领导层认为期刊只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售价却要数千元，他们认为不值。期刊能够将第一手的资讯带给你，但是他们却看不到期刊的重要性，所以大学也得不到这方面的经费。” 丘教授的一个心愿 丘成桐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帮中国强大起来。这些年来，他先后为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研究所、晨兴数学研究中心及浙江大学数学研究中心筹集资金逾一亿元。 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加上近代中国人对自身的文化认同不足，令中国做不了好学问。丘成桐概叹：“外国人都来学中国的文化，汉学在日本也很流行，偏偏就是中国人看不起自己的文化，其实，文化修养对一个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许多中国人每每面对困境都会显得手足无措，归根究底就是文化修养的问题。” 对于未来中国学术界的发展，丘成桐很希望，中国人能够珍惜自己的文化传统，做好学问，因为只有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中国才有望发展世界一流的学府。然而，要改变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态度，要走的路，还多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