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中国城镇化高级国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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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中国城镇化高级国际论坛召开

2013年03月30日 11:03  人民网         

　　人民网上海3月30日电 今天上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世界经济论坛、世界银行[微博]共同主办的2013中国城镇化高级国际论坛在风景秀丽的美兰湖开幕。

　　开幕式上，国家开发银行监事长姚中民、世界经济论坛中国区执行董事施力伟、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艾宝俊等分别进行了致辞。

　　国家开发银行监事长姚中民先生在致辞中说，新型城市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不仅是人口比例的变化和城市面积的扩张，更重要的是发展模式、经济结构、就业方式、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的重要转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推行新型城市化依然面临巨大的中长期的资金缺口。如何降低“农民变市民”的成本，可以说已经成为支持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问题，国开行目前已累计发放城镇化贷款5.7万亿元，贷款余额3.3万亿元。

　　世界经济论坛中国区执行董事施力伟表示，中国的市场正在发生变化，ZF和企业面临新机遇，城市需要新的管理模型跟上发展的脚步。新模型将有助于应对目前面临的很多新问题，包括污染和废弃物的管理，同时有助于吸纳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保持城市竞争力，进一步提高城市竞争环境。

　　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艾宝俊提到，按照常驻人计算，上海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89%，但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如提升新区功能，提高土地利用率，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建设智能城市等。市ZF2013年经济工作之一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的质量，走节约、智能、绿色、低碳的道路。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制度与变革”，30日的论坛将围绕五个议题进行开放性对话，分别是：提升质量，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土地征用与财税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城市融资与债务风险化解；可持续发展与绿色低碳城市。

　　自2009年在上海举办第一届“中国城镇化高层论坛”至今，论坛已成功举办了四届，本次论坛是国内迄今为止最高层次的城镇化国际论坛活动。论坛共邀请80名外宾参加，注册参加论坛的还有欧洲专家与企业家40名，日本专家与企业家30名。国内与城镇化政策制定与实施相关的十余位部委领导出席论坛，80个地方城市领导参会。林毅夫、陈雨露、李德仁、樊纲、周其仁、贾康、华生、宁滨等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中国经济学家、城市问题专家参加不同形式的论坛活动。(周茹芸)

中国城镇化快速城镇化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本世纪头十年中国城镇化的主要特点。2000-2010年，中国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35个百分点，每年2000多万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中国目前建制城市658个，10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有5个，4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有14个，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有125个。在中国19683个小城镇中，740个的镇区人口超过5万人。过去十年中，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加60%，中国13.4亿人口中已有7亿居住在城市和小城镇。
　　中国已告别乡村社会，初步进入以城市为主体的城市型社会。2013年召开的这次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在中国当前城镇化背景下，具有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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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论坛 中国城 城镇化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世界经济论坛 论坛 人民网 上海市委 发展模式

国开行监事长姚中民：国开行将城镇开发作核心

姚中民：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很高兴来到我国城市化率最高的上海参加2013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首先我代表国家开发银行和此次论坛承办单位之一的国开金融公司对各位领导和来宾的光临表示热烈的祝贺，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十八大和新一届中央政府都对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市化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金融如何适应新型城市化建设的要求，更好的服务四化同步发展，这是当前我们要认真思考的主要问题。借此机会，我结合开发银行支持中国城市化的经验和结合最近对九个省市的调研谈一些认识和思考。

　　城镇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新型城市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不仅是人口的比例，简单的变化和城市面积的大幅扩张，更重要的是包括发展模式，经济结构，就业方式，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的重要转变。必须走出一条以人为本，科学化规划，城乡统筹，产城结合，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循序渐进的发展之路，还要通过深化财税、金融、土地等配套改革，激发新型城市化这一经济发展的最大潜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推行新型城市化依然面临巨大的中长期的资金缺口。这为金融业做好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98年以来，开放金融的实验，加大对城镇化建设的支持力度，强化城镇化的产业和科技支撑，提升产业人口聚集能力和就业水平，同时积极促进民生改善和社会建设，推动三农、保障型住房、中小微企业、教育等领域的发展，结果城镇化发展当中的二元结构问题。降低农民变市民的成本，可以说已经成为支持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银行，累计发放城镇化贷款5.7万亿元，贷款余额3.3万亿元。

　　国开金融公司作为开发银行的全资机构，将城镇开发作为核心的投资领域，以市场化的方式，引领整合国内外一流的城市运营资源，积极参与各地新城镇的投入开发，成功运作了北京小城镇基金，西安开源城市发展基金等为代表的一批城镇开发项目。建立了较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发展正逐步形成全国布局。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城镇化不断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迈进，开行进一步按照创新思维、主力银行、可操作性的原则，以中长期投融资支持新型城市化的建设。我们思考，一是科学规划试点先行，我们认为中国产业大，不可能一个模式全覆盖。现在的城镇化关键是要有切入点，我们认为科学规划是加强顶层设计，试点先行是摸着石头过河，开行要继续加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地方政府的合作，同时现在具备条件的省、市、县、镇先行先试。统筹考虑金融地方财政、政府负债、市场资金供给等因素，促进计划落地。

　　二是资源整合创新驱动，开行将根据各地各类要素的配合规律，合理整合政策、财政、土地、金融、行政五大资源。为城镇化推进提供保障。为商业银行和社会资金进入创造条件。同时，完善投融资体制，推动土地管理，财税体制，国有资本，金融产品，平台建设，地方负债等模式创新发展。

　　三是多元主题融资支持。推动构建政府性市场性和混合性不同类别的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和运营主体。开行将积极发挥主力银行的作用，引导社会资金，形成共同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局面。满足城镇化不同阶段，不同领域建设的需要。并且按照低成本、中长期、可持续的原则创新金融产品和运作模式。我们也可以研究成立专项贷款，专项基金等。可运用投、贷、债等综合金融手段，支持城镇化发展。

　　四是政府主导市场研究。城镇化既是市场运作自然发展的过程，又是政府引导，主动调控的结果。两者结合，区别对待不可偏废。开行将加强银政合作、银体合作，促进政府在规划布局、资源整合、市民转化、完善机制等方面发挥作用。同时发展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推进市场主体按照市场化方式运行，实现可持续发展。

　　五是持续推进，防范风险。城镇化发展要有一个较强的过程。开行推进开发新型城市化建设，将统筹考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统筹发展，统筹考虑各地发展水平，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突出重点，突出特色，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与各级政府一起协同实现支持新型城市化建设和防范风险的有机统一，平衡释放城市化的潜力。

　　各位来宾，中国城镇化既拉动中国经济也促进世界发展。既需要本土的智慧和努力，也需要借鉴世界的先进水平和文明成果。开发银行将与国内外各相关结构开展合作，为推动中国新型城市化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最后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杨伟民：城镇化要减少工业用地增加居住用地

杨伟民：谢谢主持人。非常高兴能够再次来到我们风景秀丽的美兰湖，我是第三次参加在这里举行的城镇化论坛。我觉得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对我们国家深入研讨城镇化的一些问题，厘清一些认识，在实际工作当中把握正确的方向，来推进我们国家的城镇化，我觉得起到了重要的智库的作用。所以我也祝愿我们这一次论坛能够取得圆满成功。也希望这样的论坛可以继续办下去。

　　最近城镇化有成为了热门话题。特别是在两会上，谈的比较多，这也是和我们新一届的党中央成立之后，十八大召开之后，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做的一些战略部署有很大的关系。

　　最近在北京也开了一些城镇化的会议，也谈了一些看法。今天我想了想有一些事先都说过了，已经连续开了三次会了，我想以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这样一个主题，谈谈我在城镇化过程当中如何贯彻生态文明的理念、原则和任务谈一些看法。我的发言题目是把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的过程。

　　我们知道十八大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就是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位一体的布局。把资源环境这些内容，从过去经济建设的一小块，把他作为和整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并列的一个重要的内容，而且用生态文明的理念来贯穿整个资源环境方面的任务。而且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我觉得首先应该贯彻落实的领域就是最近城镇化的领域当中。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把城镇化作为今年重点推进的六项工作之一。刚刚徐主任已经讲到了，就是 要积极稳妥的推进城镇化。在城镇化的任务当中，讲了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当中，其中一个就是要求把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原则前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需要融入那些原则和理念，我又努力的学习了一下十八大的报告，我觉得有三个概念和三项任务非常关键，和城镇化关系密切，其实主要就是在城镇化过程当中来去理解这样三个理念，三个概念，贯彻三个任务。

　　就是生态产品、开发强度和空间结构，这是三个概念。作为任务，是叫增强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第二个任务是要控制开发强度，第三个是要调整空间结构，所以我下面一一讲讲我的看法。

　　第一个就是增强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产品通常是指通过劳动加工之后生产出来的一些能够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有形或者是无形的物品，包括农产品(7.31,-0.36,-4.69%)、工业产品、服务产品，当然服务产品当中包括公共产品。但是我觉得产品既然是用来满足需要的，所以从需要的角度，就可以把这样的东西定义为产品，就是清新空气、清洁水源、宜人的气侯和舒适的环境，这些东西是人们最基本的需要。当然大家知道，生产农产品需要耕地，生产工业品需要机器厂房，生态产品的耕地就是森林、湖泊、湿地、海洋，也就是我们说的四大生态系统。这些生态空间是制造和生产生态产品的机器和耕地，也就是生产生态产品的能力。如果说破坏了森林、湖泊、湿地、海洋，生态产品的数量就会减少，质量就会降低。

　　大家知道，为什么有一些地区的空气质量比较差，一方面是我们在生产过程当中向天空中排放了污染物，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还在于能够吸收二氧化碳，制造氧气，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净化水质，防沙治沙，调节气侯，减少噪音，特别是吸附PM2.5的生态空间减少了。所以影响一个地区的环境质量一方面是排放污染物总量的函数，所以我们一方面要通过减排尽可能的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另一方面环境质量也是生态空间，生态产品的函数。所以我们要保护生态空间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来改善生产环境的作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随着人们对高质量生活需求的不断提高，大家都希望在节假日在生态空间去养眼、养肺、换气，推进城市化是为了让更多人享受文明的生活，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如果说推进城市化的立足点不好方式不当。立足于占地卖钱，一圈又一圈的扩大城市水泥的面积，把越来越多的耕地和湿地湖泊包括山地变成水泥板，我们今后可能会面临春天将听不到鸟的喧闹，夏天你可能盼不来清爽的雨水，秋天可能找不到游戏的鱼儿，冬天可能难觅温暖的阳光。这样来推进城镇化的话，就违背了城镇化的初衷，不是文明的进步而是退步，这样的城镇化可以不要。所以推进城镇化摆正立足点和出发点是非常重要的。要立足于人的需求，以人为核心，也就是农民工市民化，还有一点是外来人口本地化。因为我们现在的城镇化当中的常住人口不仅是农民工，当然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另外一部分的人口。立足于改善居民生活质量，而不只是为了提高增长速度，占地卖钱，扩大投资，扩大产能，繁荣房地产，不能这样来推进城镇化。

　　如果说立足点摆正，扩大消费、扩大内需、增长速度提高一些，这一天自然而然也就来到了。有人说城镇化是人类自然发展的结果，不要去硬推，这是有道理的。但是因为中国二元结构的存在，体制和机制、政策的障碍，农民工的市民化、外来人口本地化，城镇化本来的含义，本来的目标实现起来非常的困难。而拆除这些篱笆和壁垒是ZF的职责，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再提城镇化最应该有的含义。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控制开发强度。如何提高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从全国来看，我们的战略任务就是要构建一个两平三代为主体的战略格局。这是从大的空间来看。同时在城镇化地区这样的空间范围之内，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要落实十八大关于控制开发强度的要求。开发强度是一定空间当中建设空间占整个区域面积的比重。简单来说，我觉得就是水泥板的面积占整个空间的比重。

　　当然建设空间包括城市、县城、农村居民点、基础设施占地等等。总的来看，我们国家的开发强度并不高，现在是3.48，这个数据稍微老了一些，现在可能比例更高一些。但是因为我国60%的陆地国土空间是山地和高原，不太适宜人生活。如果扣除这些不太适宜城镇化开发的土地之后，我们国家总的开发强度就超过了8%。和目前日本的差不多。但是我们的问题在那里呢？主要在于我们很多城市化的地区，人均GDP刚刚超过1万美元，但是开发强度已经很高了。大大高于一些人均GDP达到4、5、6万美金的国家和地区。 像北京、上海、深圳、东莞、苏州等等的城市。我看了日本的三大主要的都市圈，法国的大巴黎地区，香港，德国的斯图加特，他们的开发强度一般都只是20%左右，香港陆地面积1104平方公里，开发强度目前只有23.7%，他灌丛、草地、湿地占了整个面积66%，其中500平方公里以上的面积，也就是说一半被划为受保护地区，包括郊野公园、特别地区和自然保护地带等。上海这种紧凑型的开发模式的好处是，城市居民从闹市区走出不远就可以看到绿色了。像北京就很难了，北京要走出5环，大概是700平方公里，出去一次还是很难的。开发强度高，意味着农业和生态空间少，影响生态产品和农产品的生产。农产品你可以从外面买到，但是生态环境你是买不来的。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他还带来资源的安全问题，特别是水资源，为什么会有洪水，为什么天上下来的雨水变成洪水，一方面是自然的原因，短期雨量过大，另一方面从自身人类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因为一定空间尺度的城市化空间当中，那些生态空间大幅度减少，雨水来了之后无法躲藏，只能在城市当中横冲直撞，所以我们称之为洪水。同时我们还缺水，我觉得是因为我们自己把装水的盆搞的越来越少了，森林、湖泊、地下都是装水的湓。我国湖泊消失的蓄水量正好是我们现在缺少的量。北京湿地在乾隆年间90%的面积都是湿地，到了09年，北京的湿地面积只有总面积的3%。最近北京准备在平原地区造林100万亩，相对于建了一个4000万吨的水库。如果说几个城市水少了，我们可以调剂。但是现在全国有110个城市严重缺水 ，即便是财务成本许可，全国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水资源可供我们调来调去。而且我们的国土空间当中没有那么地方让你铺设这种调水管。很多人说21世纪最紧缺的资源将是石油和水资源。如果说不控制开发强度，不从现在开始重视增强水的涵养能力，水的存储能量，中国的未来可持续发展将面临严重的威胁。最近几个地区的严重干旱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从现在开始我们也应该重视建立水的战略储备，水的仓库就是湖泊、湿地、森林、地下。十八大讲到扩大面积的地方只有这一个地方叫扩大森林、湖泊、湿地的面积。这个战略意义是非同小可的，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认识到了。

　　在推进城镇化过程当中，各个地区一定要有自律精神，控制开发强度 ，留下必要的生存空间，净化追求GDP产生的脏水和脏空气。让城市居民有生态空间，让水资源和其他动植物有一个栖身之处，给自然更多的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的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美好幸福的家园。

　　第三，对于存量怎么办？十八大讲要调整空间结构，构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空间结构是指不同类型空间构成以及其在国土空间中的结构和反映。我们注意到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但是对空间结构的调整。虽然我们在实践当中已经开始进行积极探索和实践了，但是现在我们还缺乏认识，没有作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任务来看待。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空间利用效率不高，主体不清。657座城市，1.71万个县级镇都在分配给本地区的建设用地上热火朝天的搞开发建设。所以你放眼望去，祖国大地上到处都是房地产项目，到处都是工业开发区，到处都是产业园区，到处都是城市新区，新城。但是绝大多数的这些区达不到入门人口，达不到入门产业的门槛，功能不完善，缺少人气。不仅如此，这种过渡分散的空间结构带来了新的占地压力，因为到处都有工厂、住宅小区，到处都要建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到处都要修轨道交通，建高速公路。给我们人均只有800平方米的平原空间，带来了非常大的占地压力。所以胡部长是最难受的，大家都到哪里去要指标，大家都不要。但是我们人均平均面积只有800平方米，我们绝大多数的事情都要在这些面积上解决。在今后的推进城镇化过程当中，在土地城镇化方面，主要的任务应该是在存量上做文章，不要再去做增量的文章。争取做到总量上建设空间的占补平衡。我觉得这些已经变成水泥的地方，基本上可以满足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需要。今后重点调整方向我觉得有两个，一个是扩大森林、湿地、湖泊面积。因为我们过去把本来这些森林、湖泊湿地的空间作为农业生产，后来我们不得不退掉他，实际上就是对过去空间格局主体错位的弥补。现在城镇化又放到了议事日程。因为对耕地的管理比较严格，把眼睛盯在了山地、林地、湖泊、海洋。这个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搞城镇化要小心，不要再退回来，因为再退回来的成本是非常大的。要按照十八大的要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认识到生态是一个系统，山、水、林、田是同一个生态群体。水是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命脉，但是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

　　二是要减少工业用地和适度增加城市居住用地。我们国家在空间结构不合理的重要表现就是工业生产空间偏多，城市居住空间偏少。总的来看，我估计有5-6万平方公里生产用地。日本所有生产空间只有1700平方公里，我们的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的比例是1.5：1，许多城市更低，甚至工业用地比居住用地还要多。但是人本三大都市圈，居住用地是3700平方公里，工业用地只有600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居住用地是工业用地的6倍。法国大巴黎地区居住用地是1100平方公里，工业用地是205平方公里，比例是5：1。未来我们工业化的主要任务不是量而是质。工业主要是存量调整和产业升级。所以工业占地不应该再按照过去的速度再占下去了，而是要减下来。城市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我国城镇化率，只有52%，如果说扣掉外地人口之后只有35%-36%左右。这些人居住占地面积是很小的。

　　今后对居住用地的需求还会延续较长时间，相当大的部分可以通过存量调整的方式，在不同类型之间，在空间实现总量平衡。总之我觉得要把经济结构战略调整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我们要从未来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出发也要把调整空间结构纳入经济结构的内涵。国土空间开发的着力点，推进城镇化的着力点应该放到调整空间结构和提高空间利用效率上来。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代表我所从事的单位和机构，谢谢大家。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徐宪平：有序推进农业专业人口市民化

徐宪平：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今天中国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世界经济论坛、世界银行[微博]共同举办的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邀请国内外的著名专家学者、企业家和ZF相关人士就城镇化问题进行深入的研讨。我代表国家发改委为莅临论坛的各位嘉宾和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

　　城镇化是中国的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调整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的战略据测。城镇化的过程是产业和人口集聚、农民逐步变为市民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历程，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累积了一些问题和矛盾，当前一个时期是中国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时期，中国的城镇化将致力于以提高质量为主的转型发展新阶段，2012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2.57%，但是户籍城镇化率只有35.29%按照世界城镇化发展的规律，中国的城镇化仍处在快速发展的区间。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的看到，中国的城镇化发展的外部条件和内在动力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主要依靠劳动力廉价供给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模式已不可持续。随着资源环境瓶颈制约的日益加剧，主要依靠资源粗放式的消耗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随着新老城镇居民输入发展的差距造成的社会矛盾日益凸现，主要依靠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压低成本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城镇化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型发展是势在必行。

　　我们认为着重的城镇化在人口多，资源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决定了中国的城镇化必须从我们的国情出发，积极稳妥的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我们的看法是，要按照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新要求，紧紧围绕城镇化的转型发展，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以完善体制机制为保障，全面提高城镇化发展的质量。我们要使我们的农民有基本的收入，其次要有基本保障和发展机会，使城镇的新老居民能共享发展的成果。

　　二是合理布局，主要通过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按照小区域集中，大区域均衡的方向优化城镇化的空间布局。促进人口分布、经济布局与资源环境相协调。

　　三是集约低碳，树立生态文明的理念，坚持集约紧凑，绿色低碳的发展模式，充分挖掘现有城镇的潜力，严格限制城镇空间的无序扩张，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生态环境质量，构建绿色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四是统筹城乡，中国的城镇化不能以牺牲农业和粮食安全为代价，以坚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统筹城乡发展一体化。

　　五是制度创新，坚持市场主导和ZF引导相结合，统筹城镇化发展制度的安排，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增强城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活力。

　　按照上述的思路和原则，我们认为未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的战略认任务，第一是要有序推进农业专业人口市民化，要逐步解决现有2亿多和每年新增1000多万农民工的半市民化的问题。通过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推进的原则，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转为居民，全民放开小城镇的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小城镇的限制。努力实现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障性住房，覆盖城镇常住人口。

　　第二，要优化城镇化的布局和形态，合理的规划未来城镇人口空间布局，要以城镇化为主体形态，用综合交通网络和信息化网络，把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连接起来，促进各类城市功能互补、协调发展。优化提升东部地区三大城市群，在中西部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地方，要培育壮大新的城市群。强化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产业功能、服务功能和居住功能，把有条件的东部地区的中心镇、中西部的县城和重要边境口岸逐步发展成为中小城市。

　　第三，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效的预防城市病，建设和谐宜居、绿色低碳、富有特色、充满活力的现代城市。要增强城市经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资源环境对人口的承载能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提升中心城市功能，规划新城新区建设。要把人均的城镇建设用地100平方米作为重要控制指标，避免走摊大饼式的老路，要强化产业支撑，促进产城互动，增强城市就业、创业、创新的活力，提高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保障水平，推进绿色城市、智慧城市和人文城市的建设，完善城市的治理结构，提升城市内在平衡。

　　第四，要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要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逐步推进城镇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牢牢守住十八木耕地，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农民美好幸福生活的家园。

　　第五、创新体制机制，理清ZF和市场 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加快消除制约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释放城镇化的潜力，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给予持久的动力。要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统筹谋划和大力推进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财税金融、行政区划等方面的改革。逐步剥离附加在户籍上的福利待遇，健全户籍制度和居住证制度有效衔接的人口管理制度，探索实行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农业专业人口落户数量相挂钩的政策。建立可持续的城市公共财政体系和投融资机制为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女士们先生们，城镇化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而实现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寻的。中国的城镇化发展隐藏着巨大的集机遇，业面临诸多挑战，这需要我们立足国情，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探索。也需要我们汲取世界城镇化、世界各国城镇化的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前一段时间我们与亚洲开发银行、麦肯锡等机构开展了合作研究，今年我们还将与欧盟就中欧城镇化合作伙伴关系在北京举行系列活动，在创新城市，绿色城市、智慧城市和人文城市等领域，进行对话交流。今天与会的各位嘉宾，对城镇化问题都有深入的研究，对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有独到的见解。我们期待论坛期间聆听各位的真知灼见，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艾宝俊致辞
2013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于3月30-31日在上海举办。论坛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世界经济论坛等机构共同举办。新浪财经视频直播本次活动。图为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艾宝俊演讲。
　　艾宝俊：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各位学者，各位领导。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上海市委市ZF对2013年中国城市化高层国际论坛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对国内外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2013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积极稳妥的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市化道路，推进新型城市化的核心是推进人的城市化。关键是提高城市化质量。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始终致力于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上海特点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并在推动城镇化发展，提高城镇化质量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按照常住人口计算，上海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89%以上，但是城市化过程当中，还存在着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比如说上海现有的城镇体系结构有待于进一步优化，新区新城的各类功能还有待与进一步完善。同时上海的土地资源较为有限，土地利用效率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不少的差距，另外在减排、人口老龄化和智慧城市方面也面临巨大挑战，要解决好这些矛盾和问题，上海必须按照中央要求，继续坚定不移的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道路。为此我们要努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根本性的转变，基本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力争在2020年前，实现全市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65%以上。我们要努力建成低碳、宜居的水平，环保投入占全市生产总值比例3%，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在完成十二五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下降。
　　
我们要努力营造开放、宽松、公平的创新创业环境，集聚创新要素和资源，加强各类人才实验区建设，大力引进世界级科学家、科技领军人，卓越的工程师和一些高水平的创新团队。我们要努力构建推进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制度创新，争取取得新的突破，ZF职能进一步转变，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得到进一步发展。开放性经济，新优势更加突出，有利于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体制机制基本形成。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当前上海正处于一个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离不开中央的正确领导，来不开海内外的关心和支持。本次2013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在上海召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学习、借鉴的机会，衷心希望在座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为上海的转型发展多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也祝愿各位来宾，在上海生活愉快、身体健康。

世界经济论坛驻中国区执行董事Schwab
O.Schwab：当然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如此，在中国这样的市场正在发生变化，对ZF和各家公司也有新的机会，所以如今城市需要新的模型更好的管理其发展。现在我们面临很多新的问题，包括污染和废弃物的管理等等，我们需要一些新的模型帮助我们应对以上的挑战，同时可以吸纳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保持城市竞争力，进一步提高城市竞争环境。并且进一步提高其居民的生活质量。这些模型必须要是可持续的。如今当我们造一栋楼的时候，这栋楼的生命周期大概是50-200年不等，除此之外，一条新的道路使用寿命甚至达到上千年，所以我们如何建造这些基础设施和建筑，这会影响到我们的经商环境，同时也会影响到人们的健康，以及会影响到我们潜在的接下来数代人民的经济和福祉。世界经济论坛也提出了未来发展倡议，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也推出了未来发展倡议，希望给不同城市提供很好的支持，进一步加速这些城市应对挑战过程当中的尝试，加速推出一些新的模型。我们非常高兴和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研究中心合作，同时参与到2013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因为本论坛将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供中国和海外思想领导者共聚一堂，找出更好的方式，进一步推动智慧城市的概念。
　　出乎意外，在全球很多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都在经历快速城市化发展步伐，作为一个倡议，作为一个项目，我们知道针对城市问题的解决也推出了新的模型。不同的专家，他们来自全球各地，和 一些当地团体进行合作，应对攻克ZF提出的挑战。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为了展开卓有成效的讨论并找出解决方案，我们确实也需要来自社会的各方代表，我们这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讨论，我们 也需要吸纳不同的利益相关方，这也是世界经济论坛的目的之一。我们当然也很高兴和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研究中心一起欢迎来自150多个国家的代表，以及来自学术家的专家在这里共聚一堂，我们也非常高兴的邀请到来自不同行业的代表，他们是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他们为城市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所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接下来的两天，我们将会讨论涉及到一系列不同的议题。我们将会讲到一些与中国非常相关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这样的一个农民工进城的问题，除此之外我们会讲到智慧城市的问题，如何把基础设施和软件结合起来，软件是指社会的基础架构，人们如何生活、经商、沟通我们希望能够把硬件和软件整合起来。除此之外，我们也会探讨数字化建设最新的发展，以及大数据的使用，通过数字化的应用，使我们的城市化率更高，降低风险。包括一些有害特别是自然灾难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敞口，如何对它进行削减。
　　另外我们会讲到可持续性的规划，比如说减排，以及战胜污染，并更好的治理城市的拥堵。因为现在很多城市都面临以上的问题。所以我们本次合作是不断进展的进程，更好为城市问题的解决推出一些新的模型，我们对于大家的建言献策，也跷足而待。我们相信通过了解和学习，如何构建一个可能持续性的、智慧的城市，在我们这样一个高度互联的快速城市化的环境下，中国的环境下，我们可以不断的学习、分享，帮助全球其他的城市，特别是那些面临相似挑战的城市也可以成长。
　　谢谢大家。

世界经济论坛驻中国区执行董事Schwab
O.Schwab：当然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如此，在中国这样的市场正在发生变化，对ZF和各家公司也有新的机会，所以如今城市需要新的模型更好的管理其发展。现在我们面临很多新的问题，包括污染和废弃物的管理等等，我们需要一些新的模型帮助我们应对以上的挑战，同时可以吸纳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保持城市竞争力，进一步提高城市竞争环境。并且进一步提高其居民的生活质量。这些模型必须要是可持续的。如今当我们造一栋楼的时候，这栋楼的生命周期大概是50-200年不等，除此之外，一条新的道路使用寿命甚至达到上千年，所以我们如何建造这些基础设施和建筑，这会影响到我们的经商环境，同时也会影响到人们的健康，以及会影响到我们潜在的接下来数代人民的经济和福祉。世界经济论坛也提出了未来发展倡议，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也推出了未来发展倡议，希望给不同城市提供很好的支持，进一步加速这些城市应对挑战过程当中的尝试，加速推出一些新的模型。我们非常高兴和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研究中心合作，同时参与到2013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因为本论坛将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供中国和海外思想领导者共聚一堂，找出更好的方式，进一步推动智慧城市的概念。
　　出乎意外，在全球很多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都在经历快速城市化发展步伐，作为一个倡议，作为一个项目，我们知道针对城市问题的解决也推出了新的模型。不同的专家，他们来自全球各地，和 一些当地团体进行合作，应对攻克ZF提出的挑战。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为了展开卓有成效的讨论并找出解决方案，我们确实也需要来自社会的各方代表，我们这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讨论，我们 也需要吸纳不同的利益相关方，这也是世界经济论坛的目的之一。我们当然也很高兴和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研究中心一起欢迎来自150多个国家的代表，以及来自学术家的专家在这里共聚一堂，我们也非常高兴的邀请到来自不同行业的代表，他们是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他们为城市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所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接下来的两天，我们将会讨论涉及到一系列不同的议题。我们将会讲到一些与中国非常相关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这样的一个农民工进城的问题，除此之外我们会讲到智慧城市的问题，如何把基础设施和软件结合起来，软件是指社会的基础架构，人们如何生活、经商、沟通我们希望能够把硬件和软件整合起来。除此之外，我们也会探讨数字化建设最新的发展，以及大数据的使用，通过数字化的应用，使我们的城市化率更高，降低风险。包括一些有害特别是自然灾难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敞口，如何对它进行削减。
　　另外我们会讲到可持续性的规划，比如说减排，以及战胜污染，并更好的治理城市的拥堵。因为现在很多城市都面临以上的问题。所以我们本次合作是不断进展的进程，更好为城市问题的解决推出一些新的模型，我们对于大家的建言献策，也跷足而待。我们相信通过了解和学习，如何构建一个可能持续性的、智慧的城市，在我们这样一个高度互联的快速城市化的环境下，中国的环境下，我们可以不断的学习、分享，帮助全球其他的城市，特别是那些面临相似挑战的城市也可以成长。
　　谢谢大家。

国土部副部长胡存智：加强城市土地使用管控
胡存智：各位先生、女士们、上午好。刚刚几位嘉宾都谈了很好的意见。主持人也说应该我说说地怎么办？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城镇化过程当中，这个地应该怎么用。这里，我摘录了李克强总理对城镇化的一些指示和要求。对于十八大上围绕着2020年建设成为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出了新型城市化的战略。概括起来有三个新的要求。对于优化格局和生态文明，对于生产、生活、生态这三个空间的安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个方面就是对于城镇化的质量，对于人口、产业和土地优化配置以及城市建设资金的可持续利用提出了要求。第三个就是以人为本，围绕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农业转型人口的市民化，对土地的资源资产以及资本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地利用和管理方面就面临这一系列的新要求。这里就涉及到土地资源的配置应该怎么样促进新型城市化的发展。在这里，我想谈首先第一个就是要重视城镇集群形成的规律和引领的作用。优化城镇发展的布局。这关系到土地资源往那里配，怎么样在城镇化过程当中给予重点的支持。应该说在城镇化发展过程当中，各个城镇并非一个个独立发展的孤立者，而是在区域内相互关联相互影响。
　　第二个方面就是在发展过程当中，我称之为市场功利主义倾向比较严重。就是之注意在城市基础设施外溢效益明显的地方铺摊子式的发展。表面上是尊重市场规律，什么地方效益高往什么地方走，在什么地方进行建设发展城镇。实际上忽略了城镇之间的关系。
　　第三个就是忽略城镇所在地区的自然历史条件、人文历史、资源承载、环境生产力条件。所以有很多城市出现雷同、千城一面的形势。从全国情况来看，我们做了一个统计，目前主要表现在大城市是爆发式的增长，而中小城镇发展比较缓慢，我这里有几个统计数据，北京在十年内人口增长41%，上海增长37.5%，天津29.3%等等。这些城市，97%都是外来人口迁入造成的。与此同时全国平均水平5.8%，也就是说大部分都集中在大城市。由于城镇之间是有关系的，这种协调发展非常重要。因此，在一般的城镇发展过程当中，他们是相互协调的，特别在世界各国的城镇化形成过程当中，在比较缓慢渐进式的发展过程当中，他们是经过经济的发展，市场的修正，城镇之间的长期相互互动以及功能上的协调互补以及人文关系的积淀形成的，这个当中不需要太多的干预。但是当今我们在快速城市化过程当中，因为人为因素强烈，这些经济、社会、人文、地理的影响力被削弱了。一旦人为的引导出错，城镇化的发展质量就在下降，所以这个过程就受到了阻碍和减缓。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建议没有办法避免人为影响的情况下就应该以正确的理论和历史发展的经验来作为指导，以科学理性的正确人为影响来代替一些盲目、粗浅、错误的人为干预。有了这样的看法，因此在城镇化过程当中，我强烈建议要科学编制城镇体系规划，而不是简单的把城镇体系作为一个自然形态的存在而加以规划，而是要把经济往来，经济联系，大中小的协调发展来加以研究。从而编制城镇的体系规划，来形成城镇化的有序的发展。
　　归纳起来，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值得研究。第一个就是从实施区域发展和主体功能战略的角度，从啊参与全球化进程和强化我们国家国际地位和作用的角度，为了落实城乡统筹和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和周边的国家经济关系建立经济合作区的角度来研究和形成不同的城镇群这样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第二个就是要考虑大破行政区化的范围，以城镇群为单位，突出对城镇的相互关系，以及配套做出研究。这样才可以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中等城市的骨干作用和下城镇的配套作用。第三就是要对城镇群内，各个城镇的规模做出研究和安排，影响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避免现在大城市无限的扩张，中等城市无序的发展，小城市无力发展。第四个就是对城镇的布局和选点做出研究和安排。第五是对城镇化发展的一些重大的指标，原则标准提出要求。第六就是对城镇发展和建设的这种发展模式，建造风格进行引导，防止一刀切。
　　在这个基础上编制城镇体系的规划，在整个城市化的发展的质量作为一个新的提升，在宏观上进行提升。
　　有了这样的规划，土地资源配置和其他资源的配置，以及人口的集聚，就会得到有效的引导，刚刚杨主任说，土地的问题怎么配置，那就跟着这个规划进行有效的配置。而不是完全随着市场走向，那里效益高就往那里去。这就是一个城镇体系规划的示意图。
　　第二是要协调城镇发展当中的人地关系，提升城镇化的质量水平。这两个就是大家目前谈的比较多的。一个是关于人口城镇化的问题和土地城镇化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一般关系，在国外的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我们分析了历史上发展的情况，一般来说城市扩张在全球都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比如说1880-1937年，伦敦的市区从26.9平方公里扩张四倍。法国巴黎也是，空间扩张达到4112倍。美国也有这样的情况。90年和80年相比，城市扩张速度被6.43%普遍性，是当时人口增长规模的17.8倍，而韩国也是同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他的用地扩张速度，快于人口增长的速度，日本也有这样的情况。这是美国城市人口和城市面积的对比，也万映出这样的情况。我们国家情况研究也表明，我们也是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成长。2000年，土地城镇化是人口城镇化的1.7倍，2000-2010年，这十年期间情况仍然如此。
　　从目前来看，2000年以来的十年时间土地城镇化是人口城镇化的1.85倍，如果说考虑到还有一些大量的没有户籍的城镇常住人口，用城镇土地不是很充分的情况，实际上城镇化速度还会更快一些。从这两者看来，目前我们国家把这两者之比称之为用地弹性系数，应该看到这个系数已经太高了。一般来说，大家都觉得公认的标准1.12，而实际上目前已经过于这个系数了。就是人口城镇化慢于土地城镇化，这是正常的。但是由于两者差距过大，就会带来问题。怎么样来扭转土地城镇化速度过快呢？只有加速的进行人口城镇化。使更多的发挥城市的人口集聚作用，使更多的进城人口可以在城市当中定居下来，因此，一个就是要加快人口城镇化，二是要控制城镇用地速度的过快的扩张。一个办法是要尽快将农产品(7.31,-0.36,-4.69%)转成市民。首先让他定居下来，其次让他享受到城市应有的社会福利。最后才是落实到户籍上去。原来把用户籍联系在一起的福利制度要把它相对分离开来，要把农民工应该享受的城市福利逐项落实下来，而不是简单的用户籍来解决。本来户籍上联系的福利设施就不是很正常的，是应该逐步弱化和切断这种联系的。实际上是应该把这些条件逐项的落实到新增加的进城人口上。最后才是落实户籍。
　　第二个方面就是加强对城市土地过快扩张的管控。从几个方面来进行，第一个就是控制城镇用地数量。按照用地极限的方法来做规划，刚刚徐宪平主任也谈到这个问题。对于城市规模的引导和控制是不太容易的。但是对于人均用地，用地的标准来控制还是比较容易的，因此要通过集约节约的办法来控制用地过快扩张，对人均用地进行适当的控制。第二是实施差别化政策，促进三别两纵的城市化开发进程。对三大延绵开发区，要用土地增量替代增量。就是土地的增加逐步减少，而是通过在这个过程当中用土地的流量来替代。也就是说用新的建设用地的时候，要消除一部分旧的建设用地。把土地的载体作为流量一样来使用。第三是设立城市发展的边界和有条件边界区，这样使城市布局比较好，可以控制。最外面是行政边界，最里面是城市建设用地，旁边是新的建设用地，外面有一个边界，使得城市发展不得超出这个边界。第四是约束城乡用地的总量，使得地随人走，城乡得到很好的互动。最后一个是要建立节约集约用地的标准提升城市集聚水平。
　　第三是在城市化转型发展当中进行改革。目前遇到一些土地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是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就是城镇化的布局和用途结构不合理，生态环境压力大，经济效率低。从目前的水平来看，部分地区的开发力度已经过高。长三角城市群，研究用地面积密度达到了近20%，京津冀达到了19%，山东半岛达到了17%，这些都超过了日本大阪、名古屋等城市圈。已经影响到了人居环境的质量。
　　另外是工业用地比例过高。目前我们国家这个比例已经达到了社26%，在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工业用地超过40%。有个别城市超过50%。这是工业用地结构过高了。相对国外来比，比纽约的7%，香港6%，伦敦2.7%，新加坡2.4%那是非常高了。而这个确实还在延续，西部最近五年，城镇工业用地增加年均达到8%。建设用地的利用也比较粗放，承载的人口和产业的能力有待于提要。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数字。这十年当中，全国城镇工业用地从人均130平方米，增加到142平方米。城镇工矿人口密度从每平方公里从7700人下降到7000人，下降了10%，用地效率在降低。同时在十年里，大量农村人口转移进城，农村的建设用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加了203万公顷。根据测算，目前农村居民点当中空置的用地达到10%-15%，相当于城镇用地的1/4-1/3，农村的土地闲置的很厉害。第三个，政府过多依赖土地投资，存在了一系列的政策和风险。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因为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市县政府是土地出让的主体。从目前来看，我们城市建设资金主要集中在土地收益上，同时通过土地进行金融活动，也使得大量金融资产现在投放到城市的土地开发和建设上。这样的话，就带来了一定的社会金融风险。一旦如果出现房地产的下滑，或者是经济不景气就会带来比较大的金融风险。
　　第四，目前在城市化发展过程当中，导致耕地特别是优质耕地的减少。在城镇化发展过程当中，主要减少的是优质耕地，主要是城市边缘一些比较优质的耕地。在这里面，其中水浇地，灌溉水田减少的数量尤其突出。
　　第五，现行农村土地管理制度也制约着城乡要素的流动，难以适应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这里面主要是目前的集体土地不能流转，同时，集体土地的产权设置上不够清晰。因此，农村土地的使用，它的相关权益还有待进一步的改革。
　　要做好在城镇化转型发展过程当中，要对土地制度进行适度的改革，来适应当前的城市化进程。主要也是从这五个方面考虑。
　　第一个是坚持用途管制制度，优化国土空间利用格局，来增强城镇化的健康发展空间保障能力，这主要是通过加强规划，建立规划的评估调整制度，完善土地用途的转型制度。二是完善节约集约用地，促进城镇化转型，如果说仅仅靠目前的新增建设用地是不能可持续的推动城市发展的。因此要通过音乐用地恩，来最近发展。最近五年来，国土资源部也在这面有过不少的探索，推动城镇化发展的的转型。比如说从2009年到2011年，腾挪可增加土地达到6万亩。江苏、苏州实施盘活存量用地的政策，近年来50%的用地来自于存量，浙江嘉兴的低效土地再开发，一年腾出土地7200亩，因此要推动节约集约用地，盘活存量土地，效果非常明显，而且大有可为。
　　三是提前谋划可持续的制度供给，逐步疏解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从目前来看，通过土地出让筹集城市发展资金应该说运行的还是很顺畅的。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土地收益空间逐步收窄。也就是说，收益空间被成本上升所冲抵，因此还要进一步考虑制度的进一步的可持续的发展。从2001年以来，土地的直接税收已经达到了一个数量，2012年总量已经达到了1万亿左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来考虑或者说设计新的土地或者是财政其他的运行和其他的方法已经到了一个提前谋划的阶段。这些年来，在杭州、哈尔滨这些地方也进行了一些实践，得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第二方面改革完善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制度，实施有偿使用，特别是经营型用地。第三是深化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他所有权的实现方式和使用权的流转。最后一个是必须坚持保护耕地的红线，保护城镇化发展的现代农业的基础。因为粮食安全的问题，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是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基础，怎么样进一步改革、强化耕地保护制度，逐步完善相关措施，使得耕地保护可以得到切实的落实。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周其仁：城市发展要摆脱ZF主导模式

2013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于3月30-31日在上海举办。论坛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世界经济论坛等机构共同举办。新浪财经视频直播本次活动。图为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做点评。

　　周其仁：刚刚两位的发言涉及到非常丰富的内容。我跟大家一样都是现场听的。也没有水平马上做点评。我只能就听的时候的一些感受和遇到的问题谈一谈。

　　目前我们国家的城镇化主要的特征就是ZF主导。我们的ZF主导的模式是历史形成的。大概是有两段。第一段是ZF抑制城市化发展，因为当时比较穷，有点钱觉得搞工业是对的，搞城市是浪费。不理解这个城市和工业之间有一个重要的互动关系。第二阶段大概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从抑制城市化的ZF主导政策转向了推进鼓励、承认、城镇化的发展。这个转变是非常重要的。从数据来看，我们从80年代早期，不到19%的城镇化率，已经到了过了51%、52%。问题是什么呢？刚刚两位谈的时候，我想到，问题是我们现在推进城市化所依赖的很多制度和政策，他是在过去抑制城市化的时期形成的。这里面有不少的冲突和摩擦。举一个例子，我们的城镇化是高度行政化的。一个地方叫不叫城市，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批。在座有日本来的朋友，我们看日本的地图上，很小的地方也叫一个市，中国不行。只能叫镇，是不是加建制镇是要经过批准的，我们见过100多万人口的镇，不经过批准不能叫市。不批准也有道理，因为一批准叫市就要组建四大班子，头就太重，如果说够5万人就叫市，我们的行政上层建筑就不得了了。但是我们的城市就不能反映全世界当中，人聚到一个地方过了一个临界点就叫一个城市，我们目前远离这个东西，高度行政化的，什么人可以成为这个城镇的居民，高度行政化的，50年代宪法中公民有一个迁徙自由，但是没有执行好。到文革时期，把宪法中迁徙自由给去掉了。这是我们跟苏联学的，这非常硬。

　　土地的取得，你得不到批准是得不到土地的。红线、高压线，严格的土地制度，国土部是非常忙的。这个比较硬的东西，和推进城市化发展之间有什么矛盾呢？因为很多人都说，我们硬一点，这是中国特点，ZF看准的事情说办就办说不办就不办不是很好吗？我刚刚听两位报告的时候，我就想，这个非常硬的高度行政化的行政指令，这一套行政化的模式，无论是抑制还是想推进，他跟另一些方面的问题有冲突。什么冲突呢？因为城市化这个过程，人口的空间、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因素是我们驾驭不了的。我们不完全知道，专家也不完全知道，ZF也不完全知道。所以我们这个体制在处理这种变量上，如果说没有弹性，你就容易犯错。因为这里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前苏联的城市化很失败，因为他当时苏联的计划官员有一个想法，就是国土要均衡发展，不能仅仅俄罗斯的欧洲部分有工业化，东部也要有，所以用了国家政策往东部推。30年代以后，苏联的城市化率也是显著提高的，从20%-30%到了60%-70%。但是东部地区工业比重增高了，看起来好像是均衡了，但是这个带来的后果，现在我们没有人记得住俄罗斯的东部到底有那些成为了文明城市标准的地方，真正可以成为非常有活力，持续发展的地方。圈一块地，盖一圈房，把人移进去，等到苏联一解体还是往欧洲部分跑，还是往莫斯科、圣彼得堡去。大东京也曾经遇到过 这个教训，30年前就认为东京太集中了，试图往外轰，但是后来他们明白斗不赢。因为你设置的惩罚，不如他来东京来的好处大。所以大东京占了国土4%的，集中了20%以上的人口。你可以在文件上写这样那样的方针，但是我们的人到哪里去生活、工作，他受到无数因素的影响。我们不完全可以事先知道。

　　刚刚杨伟民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城镇化不仅有农村到城市，还有城市到城市，美国城市化率79%，每年有4000万人移动居住处所，其中800万人跨州而居。最近底特律的故事引起了很多人关注，甚至有人去抄底，去买房子。那个城市从1700万人减到70万人，不要认为这样的事情不会在中国发生。城市之间还有一个涨落，因为美国总人口还在增加，底特律减少的人口也没有到乡村去，而是到了其他的城市。这个因素是不完全的，我们在认知上可以可控的，可以作为一个计划，下一个命令，就把人像棋子一样的装到某一个地方去，做不到。强行去做，后果就非常的严重。你会把很多的资源布错了地方。

　　第二个不完全知道就是这个城市的形态。我们难以完全的驾驭它。比如说技术一变化 ，比如说汽车一起来，这个形态就变化了。美国的郊区模式，一片草地，一片独立房，他是汽车以后的派生出来的城市发展类型。单位这个汽车化过一个临界点之后，汽车本身就变成了人们的麻烦，因为通勤成本越来越高，拥堵。很多时间花在路上。什么叫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就是收入变高。你看郊区化，摊大饼的模式在90年代的时候又返回来了，纽约这样的城市又重新兴起，大东京这种多种多样的城市功能集合，这种社区重新在市场上、社会上有感召力。像这样的东西，我们可以事后看，变成政策和方针，但是世界又有了变化轨道交通和通讯模式的变化，对人们的居住模式是有影响的。

　　我们再看另一面，城市都在长高，因为城市管理的能力变化了，建筑材料变化了，我们的法律法规，政策管制，ZF的命令常常滞后。这方面很大的教训就是印度的孟买，大量的人口集聚，他吸引人，但是城市管理当局把城市容积率人为降低，结果就造成了法定的降低了，非法的建筑大量产生。形成了世界上难见的景观。飞机上跑道开始一直到市中心都是非法建筑。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内发展当中也提出来了。刚刚杨伟民的发言当中讲到我们的开发强度大，但是实际上密度并不高。香港是强度很低，密度很高。这几个度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有大量的东西我们不完全了解他的因果联系。

　　最后我觉得在城市化当中是一个最难驾驭的。就是人气。有一些城市就是很有人气，有一些城市，特别是我们国内这一阶段快速起来的城镇，房子很漂亮，规划也不错。就是没有人气。这个人气不是按照命令来的，他有大量的学问。你看一个镇长，下命令在边上多建一些板凳让人可以休息，这个很容易做到。但是要很仔细的观察才知道，哪些板凳招人坐，哪些板凳没有人坐。而板凳上做了人，其他人就愿意去，这个人气是非常有意思的。我看到过一些街景观察者，他到处去看，他说人是从野生动物进化而来的，他愿意蹲在安全的地方，一个光光的凳子他不会去坐，你后面种一个灌木丛他就去坐了。有小商贩的地方，他的人气就高。我们现在高度重视的是硬件的城市化，对软的城市化，对增加人气，增加人的活动的东西注意不够。因为这些变量时间的关系我不能一一说明，因为这些变量不够。

　　我们从过去体制下来非常硬，命令主导，ZF主导这个模式和我们健康的想推进这个城市化的目标之间可能有很大的麻烦。我们稳健推进健康城市化，这个地方没有错。但是我们怎么做，我们的制度要有相应的变革，要把ZF主导、行政主导改变，命令、以为什么都知道，以为只要把一些看法写进文件这个世界就自动美好。这样的观念要松动一下。两个方向松动。第一要更多的依靠市场。你看刚刚伟民讲的数字，胡部长也讲到，工业用地占的比例是惊人的。深圳的低价那么高，深圳工业用地占建成区面积35%，相比上海好一点，20%多，但是你拿上海跟东京比，跟新加坡比，跟德国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怎么造成的，我们要鼓励投资，要招商引资，人为压地工业土地供应的价格。我们人为的把土地分为这样的功能，那样的功能，不让他打通。你不让价格反映成本，资源是配置不好的。出了问题我们不是要把管制变细，而是去掉一些管制。让价格在更大的范围，更多的品种当中发挥作用，这是一个方向。

　　跟着有关的市场建设，特别是像筹资的建设，城市化是一定要筹资的，因为他有巨大的基础设施投入。但是我们的行政区隔，每一个镇、乡、村都在上城市化，这个将来的财务风险是非常大的。这是我们国家现阶段很大的矛盾。因为财政还是分灶吃饭的，城市化人口流动不受乡镇村的限制，到底流到那里，那里成为城市，我觉得现在最资源错配的就是这个地方没有戏，但是组织上派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在那里当官。他一定要折腾出一个城市化来。我不知道现在应该一劝谁好，是把能干的人调到有希望的地方去，派上不太能干的人效果会好一点。但是现在没有办法，你问他为什么折腾，他说我就管这一块。如果不把制度处理好，这样的现象就会天天发生。所以一个土地市场，一个是金融市场，要很好的给他在更大范围内，让相对价格机制发挥作用。

　　第二个重要的是减少ZF主导，非常重要的是要动员社会机制。我们现在都讲规划，但是我们的规划很大程度是长官意志的包装。我们有很多好的规划专家，但是他们的意见没有体现出来，我问过一些专家为什么没有吸收，他说同级、下级的都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比我官大的说不行，你没有办法说服他。这个规则不改，你很难吸收全人类城市化当中的经验教训。专家也不够，我们还要公众来参与规划。规划界现在讲有一个使用者缺位的问题，他在里面生活，但是他对城市的形成没有发言权。我们有很多的非常好的规划馆，但是里面没有市民讨论。现在城市化面临的挑战非常大，要解决的问题也非常多，特别是如果说用生态文明角度来看，我们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城市化搞不好是背道而驰的，弄不好就会增加居住者的肺部的负担。不光只是提一个目标，健康、绿色、环保这个多数人都同意，关键是怎么做到。我们要有一部分钱还给市场，一部分权，一部分的控制机制还给社会，因为市场社会这个机制有更大的弹性，更适合处理我们不完全知道的事物，更有弹性的来驾驭城市化的发展。谢谢各位。

林毅夫：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2013年03月30日

　　2013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于3月30-31日在上海举办。论坛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世界经济论坛等机构共同举办。图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林毅夫演讲。

　　2013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于3月30-31日在上海举办。论坛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世界经济论坛等机构共同举办。新浪财经视频直播本次活动。图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林毅夫演讲。

　　林毅夫：我想讲的题目，是从我最近一直在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城镇化的机遇跟城镇化存在的问题。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在低收入阶段的时候主要的生产活动是在农业，农业是分散的在广大的领域，也就是农村。进入到中等收入高收入的阶段以后，产业结构从农业变成制造业，变成服务业。让我们知道制造业跟服务业有相当大的规模，经济与要求生产活动必须聚集在一起。在这样的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口就会从分散的农村集聚到城市，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城镇化是一个经济发展的结果。当然，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载体。从我国的角度来看，我们从79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快速经济发展，确实给我们的城镇化提供了一个相当好的机遇。但是同时，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可以讲说是改革发展还不到位的问题。要解决我们城镇化存在的问题，抓住城镇化的机遇，就要求我们深化改革。这是我今天想报告的主要的要点。

　　中国的改革开放79年开始我们都经历了，在过去的33年当中，平均每年的达到9.9%，人类历史上曾有过的奇迹。中国的人均收入从连非洲国家平均1/3的水平都达不到的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到去年年底人均收入达到6000美元，变成一个上中等收入国家。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差不多是非洲国家平均的5倍，从1/3不到到现在是大家的5倍。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的很多，我们的贫困减少的数量达到6亿人。这个数字对我在做世界银行[微博]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是很有意义的。世界银行的宗旨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它从1945年成立以后，为了世界的减贫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每天1.25美元的贫困线标准减少的6亿人排除出去，世界的贫困人口不是减少的而是增加的。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我们进入到中国历史上最快速的城镇化的一个进程。在79年的时候，我们城镇人口只占总人数的19%，那么从79年到现在平均每年以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城镇化。所以到现在，我们城镇人口的比重超过农村人口，达到了52%。那么这可以讲说是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快速经济增长给我们城镇化提供了机会。

　　我想讲的是说，这个机会还是存在的，因为我们如果展望未来，我相信中国还有潜力维持高速增长。中国还会进入到城镇化在52%的基础之上，继续提高的一个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到来。对中国的发展前景，从我从世界银行回来以后，在国内我多次讲，我们过去虽然33年平均每年9.9%的增长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但是实际上，中国还有20年每年8%的增长的潜力。为什么我们过去33年已经发展了这么快，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呢，我还相信有20年8%增长的潜力呢？实际上，你要看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从我前面讲的，它是一个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有一点差异，就是我常讲的后发优势。因此要判断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潜力有多大，那就要看它后发优势潜力还有多大。我经常做的比较，就是跟我们经济发展态势相似的东亚经济体的状况。固然我们有33年的快速发展，但是我们现在实际上达到的发展水平只不过是日本50年代初的水平，新加坡60年代中的水平，台湾、韩国70年代中的水平。这些东亚经济体他们在同样的发展水平优势的情况下实现了8到9%的经济增长的速度。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发展的路径、态势跟他们是一样的。应该讲起来，我们还是从潜力来讲每年8%还要维持20年，从后发优势角度来看是存在的。

　　如果说后发优势能够发挥出来，当然，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两个百年目标应该都能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是建党100年的时候，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且在数量上有一个明确的指标就是2020年的时候，我们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在2010年的基础之上翻一番。从现在2013年早2020年这段时间，大约维持每年7.5%的增长，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还有8%，从现实来实现7.5%是有可能的。如果这个目标实现，我们到2020年的时候，在2010年人均收入按照美元是4800，2020年我们可以达到9600，而且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民币会升值，所以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人均收入达到一万两千美元应该是指日可待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因为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标准，一个国家人均收入达到1万2千美元，就是高收入国家。也就是说如果第一个100年的目标能够实现，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会是一个高收入国家，而且是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个从低收入阶段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然后实现到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其他两个一个是韩国，一个是台湾。我前面讲的我们的经济增长的潜力不只是未来七八年，还有将来的十几年都是有8%的增长潜力，如果把这个潜力发挥出来的话，那么应该可以讲就像十八大提出的建国100周年的时候变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目标也是有可能实现的。

　　如果维持这样的经济增长，我前面讲，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载体。所以我们应该相信，在过去每年一个百分点的基础上，接近这样的速度在城镇化的进程，十年二十年的时间。这是一个很美好的远景，但是我从世界银行回来以后，发现国内普遍存在的悲观的情绪。认为这个8%的潜力有不少的怀疑，这个怀疑并不是我的经济学的分析有问题，因为我应该学的分析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我们已经知道，你收入要增长，生产力水平要提高，一定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的从低附加价值的产业转高附加价值的产业转移。这是必然的。那么既然跟我们同样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他们在同样的基础上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的，对我们来讲，潜力应该是有的。当然发展这个潜力要用很大的努力。

　　我想国内有很多悲观的情绪是跟我们前面这33年快速经济增长的过程当中，国民经济当中还存在的不少让大家有切肤之痛的问题。这个问题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首先环境污染的问题，北京很多主要的城市出现了雾霾的问题，再来，经济发展的速度虽然非常快，但是收入不均，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腐败现象相当的普遍。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跟腐败的问题交织在一起的话，很容易引起社会的不满，影响社会稳定，影响政治的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另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差距是不断拉大的，而且现在不仅是城乡差距在拉大，城市内部还分成有户籍的居民，跟没有户籍的务工人员的公共服务的待遇是不一样的人是分三六九等的，就会引起一些社会性群体性的问题。我想就是这些问题的存在，让很多人难以相信我们有这个潜力，让我们很多人难以想象我们有可能去挖掘这个潜力。

　　现在的问题是说，问题是存在的，任何发展中国家必然有问题，要不然就不是发展中国家。其实发达国家也有问题，否则就不会出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会出现现在一些高收入国家高失业率，收入不平等的问题，ZF债台高筑的问题。对我们来讲重要的是说必须了解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跟它解决的办法是什么。我觉得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有些是发展阶段的问题，比如说环境污染的问题，我前面提到，经济发展过程必然是从分散的农业开始，然后变成集中的制造业慢慢的转移到服务业。在农业的时候非常分散，青山绿水，到了制造业的时候它是高能原，而且是高排放，高污染的。进入到了服务业的阶段以后，能源的使用密度就下降了，排放也少了，环境也改善了。对中国来讲的话现在的污染问题，一方面确实ZF应该加大力度治理，把现在各种环境标准有标准的一定要执行，但是如果我们想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这个以制造业为主的阶段是跳不过去的。一个城市可以跳过去，一个国家是不可能跳过去的，尤其对13亿人的大国，这个阶段是跳不过去的。所以我们大概还是必须客观的来看待这个事实。

　　随着收入的继续增长，产业结构中间往服务业转移以后，那么就像其他走过来的国家经济，不管是工业国像英国的伦敦、德国的慕尼黑，还有二此世界大战发展起来的日本的东京、韩国的首耳一样，我想过了一个阶段以后，这个问题是可以缓解的。对于谈到的收入分配、腐败、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不均等，城市内部的户籍人口跟非户籍人口的公共服务不均等的问题，我认为是改革还没有到位的问题。要是深化改革来解决的问题。我们知道79年开始的改革，是在79年之前我们推行的一段相当长时间30年的重工业优先发展，齐国家之力建立了一批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对我们国家相当重要的重工业体系。但是这些重工业体系有一个特点，它是违反了我们资本短缺、穷二白的基础优势，所以在开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当中它是没有支撑能力的，是需要保护补贴，才能够存活的。它不仅需要保护补贴，还有一个后遗症是，投资非常多，创造的就业非常少，城市里面容纳就业的能力相对少，为了避免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到城市，就设立了户籍制度，把人分成城里人和农村里面的人两个不同的群体。这是我们79年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当时的国情当时的实际状况。

　　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就是，所谓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把所有ZF给原来的这些不符合比较优势没有支撑能力的保护补贴都取消掉，把户籍制度取消掉。这是休克疗法，它的用意是好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如果所有的保护补贴都取消掉的话，导致的结果，那些原来建立起来的企业都要垮台，它在城市里面雇佣了20、30%的劳动力面临失业，必然带来的社会的矛盾、社会的不稳定、政治的不稳定，经济垮台，而且长期的疲软，复苏乏力，这基本上是苏联东欧面临的问题。而且如果把户籍都取消掉，那么你必然会，农村低收入的公共服务设备比城市里面低的人大量的拥进城市，而城市里面又没有就业机会，这样的情况下，休克疗法必然带来经济的崩溃，城市里面的人没有工作，你新进来的人更没有工作，就会出现像拉丁美洲或是非洲或是南亚的这些贫民窟、失业人群非常多的贫民窟的问题。索性我们改革开放初期采取的是一个务实的这种双轨制渐进式的改革。一方面给我们的国有企业必要的保护补贴维持稳定，二方面放开对原来符合优势的产业的进入，包括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这些产业可以通过后发优势发展的非常快，这样就稳定跟快速发展的同时达到。

　　为了避免大量的农村人口一下子都进城享受城市里面比较高的公共服务的水平，在劳动力流动上同样也是双轨制的。允许农村居民进城务工，但是不给予户籍，不能跟城市里面的人享同样的均等公共服务，这样的做法有什么好处呢？一方面当然是减少了城市自己的负担，但是同时也使那些只有进城以后有工作的人才会进城。如果你进城没有工作的话也不会享受到城市里面比较好的公共服务，还不如留在家里种地。这也就是避免我们过去30年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像现在在南亚、拉丁美洲、非洲出现的社会的一个贫民窟的问题。它带来的问题就是收入不均的，因为一些保护的产业，我们的金融高度集中在大银行和股票市场，只有这些大企业得到资金的服务，而得到资金服务，它的价格是低的，拿到补贴的，谁补贴它，是把钱放在这个体系里面的农民。同样的情形矿产资源的税基本上是免费的，谁拿到矿产资源，谁就马上变成亿万富翁，还有一些服务业，像电信、交通等等的垄断，这些措施都是改革开放初期为了保护不符合的一些制度的安排。它导致的是什么，收入往得到制度保护的大的企业的人，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而且这些都有很大的租金，就形成了寻租。这是经济学的术语，我们老百姓知道的就是贪污和腐败。

　　而且在这些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的情况下。进城的农民工为城市做出了贡献，但是他也享受不到很多的待遇。这个矛盾冲突也越来越大。我觉得这些问题根源是由于在早期的时候应该讲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政策，为了我们的稳定跟发展付出了代价。但是到今天应该是应该改了，如果不改的话这些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的扩大，跟腐败现象的普遍化会激起民愤。对建立美丽中国，中国梦的实现会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应该改。而且我认为，到了可以改，为什么可以改，因为在80年代初期，90年代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低收入的，资格非常短缺的国家。我们今天是一个即将迈入高收入的上中等收入国家，资金已经不是在短缺了，这些资本密集的产业绝大多数已经符合我们比较的优势。比如汽车产业，我们现在是全世界最大汽车生产国，每年出口汽车100多万辆，我们的装备业是可以跟德国的，美国的装备也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所以那些原来不保护不补贴就活不了的企业的今天，给他们补贴只不过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除了跟国防安全的产业需要国家财政补款补贴之外，其他的应该不需要再补贴的，所以金融上利率应该市场化，而且应该发展给千千万万的农户，中小型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提供贷款的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然后在资源税费上提高高合理的水平，在垄断行业上允许民营经济进入。没有资金，一方面可以减少贪污腐败的现象，而且也有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的如果说ZF不再需要补贴这些产业的话，ZF也就有更多的资金和能力来解决拉平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问题。而且拉平城市里面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公共服务的问题。不是把城市户籍人口的公共服务往下拉，而是把非户籍人口的公共服务往上拉。人不管是在农村或是城市，你在城市里面不管是先到还是后到，得到的公共服务应该都是一样的。这样子的话，我们前面所讲的未来20年、30年或更长时间的发展潜力就能够在一个和谐的社会当中，大家齐心协力把它挖掘出来。

　　十八大以后习总书记讲了很多话，我对他提出的中国梦深有同感。因为中国梦是什么梦，是中国老百姓的梦，我们离这个中国梦的实现距离是跟近的，我们存在问题是，改革开放过程当中，所遗留下来的过去体制不完善问题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方式，就是与时俱进的，深化我们的改革。能这样的话我相信中国梦一定会实现，这样的话城市化会迎来另外一个春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