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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除了数学以外，各位大师无不重视经济史！从中摘些内容大家看看！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如何在人口老龄化条件下为养老提供财务支持》：“完全积累制的按比例提供收益的制度怎么样呢？有一个实际税收成本。如果人口在不断增加，这种成本不太大，还是比较小的。但是这样的系统在民主国家是否能维持下去呢？历史证明是不行的。德国、瑞典都是这方面的先驱者，建立完全积累制的系统，他们是在1910年或者1915年左右，但是后来他们都放弃了。瑞典是在1935年放弃的，德国是1957年放弃的。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比例的问题。在美国社会养老金制度的收益和贡献并不成比例，从边际效益来讲，贡献的越多，并不能够得到更多的收益。”
罗伯特·巴洛《偶发危机的世界里的资产价格》：“首先，我想就20世纪举几个例子，谈谈我脑子里想到的低概率的事件，这些事件影响到世界上很多的国家，这些危机也使我们观察到各国真实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尤其是在一两年的时间，其中有些事件是影响到全球的事件，有些则是导致了经济的萧条和危机。我想大家认为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尤其从美国人的视角来说，以及欧洲人的视角来说，可能是上世纪30年代早期的大萧条。我们看看，20多个最发达的国家，包括美国、西欧、日本，在30年代早期大萧条的时候，他们的人群GDP下降了25％，而且是在两年内。而在美国下降的幅度在1929—1933年达到了31％。如果从美国人的视角来看，我们总是把战争时期，尤其是20世纪的战争时期，和经济的繁荣会加以比较。比如说在一战和二战，对美国而言都是如此。当我们想到战时的情况，我们可能想到国内资产受到破坏，而这种情况只是在美国内战，就是19世纪60年代才发生，当然这对其他的国家则是不同的，比如说西欧、日本，情况和美国是不一样的。比如在一战的时候，1914－1918年之间，20个OECD国家当中有8个国家真实的GDP下降了20％－30％，而美国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二战对很多国家而言，带来了更深重的影响，包括他们的产出也受到了影响，所以20个OECD国家当中，有9个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下滑。”
詹姆斯·莫里斯《如何在一个发展的经济体中征税》：“大家也知道，在比利时有很多非常辉煌壮丽的大厅，史料显示，这些大厅利用经过比利时境内的货品交易征收的税而修建的，因为他们经过这个城市就必须交税。”
罗伯特·福格尔《预测21世纪的人口寿命》：“不难看到在很多机构预测未来21世纪人类寿命的时候，他们的数字都不一样。一般来讲，一些政府机关，比如说美国的社会安全部门的人口调查部门还有其他的OECD国家的机构，他们都是很保守的。美国这个机构预测，在2000--2080年之间，人类的预期寿命的增长每十年增加0.86岁，这包括男性和女性的寿命。另外他们还说，每十年的增长率在2040年到2080年之间只是2000--2040年增长率的一半。为什么这么悲观呢？为什么他们认为人类预期寿命的增长在21世纪的最初的80年中增长的数字仅仅是在20世纪前80年增长的四分之一呢？我想这种悲观的预计他们有他们一系列的理由。一个理由是统计学的理由，就是说在20世纪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发展，人类预期寿命增长的速度是放慢的。在1900到2000年之间，人类预期寿命的增长有26.6岁，其中72％是在这个世纪的前半部实现，后半部只实现29％。所以人们似乎有理由认为这种增长速度的放慢在未来也会如此。另外一个原因，是更加实质性的原因，就是他们分析了人类死因的原因和年龄的原因。死亡率的下降在1900年到1950年之间主要是通过下面一些原因实现的。就是人们战胜了一些传染病，影响婴幼儿时期寿命的传染病，比如腹泻、伤寒、麻疹等等，在20世纪后半叶，死亡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战胜了一些威胁中老年人寿命的长期的疾病而实现的。比如说冠心病、心肌梗塞、糖尿病还有除了肺结核之外的呼吸系统的疾病。还有一种人类演变方面生物学方面的理论来支持，人们身体构造上有先天的脆弱，慢慢身体功劳上出现的障碍或者病症。人类的身体容许这些错误的存在，因为人类过了生殖的旺盛时期之后，就不能进行优胜劣汰的选择。如果说年轻时候就生病就死亡，他们就没有机会行产生下一代，所以等于选择掉了。在另外一方面，如果超过生育年龄之后，出现生理上的疾病和残疾，他们就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所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观点传染病的消失使脆弱人类的个体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超过生殖年纪，就是产生了老年病，老年人有很多病症的存在。我现在要谈一些为什么人类要有更乐观的看法，我们认为这个世纪人类寿命的预期增长至少和上一个世纪一样快，这也是根据实践中的数据，以及在人类健康和人类生理构造上的基础来说的。这些实践中的数据还显示出有一个新的理论，技术生理演化的理论，它考虑到快速发展的技术水平和人类生理上的实质性的改变上存在的相互关系。第一个发现就是说人类在20世纪初达到65岁的人，他们等于活过了19世纪30年代那些儿童时期的疾病幸存下来，他们虽然逃过儿童时期的疾病，但是他们的身体状况并不好，比我的同龄人身体状况要差。他们有很多人都感染了慢性的长期的病症。当那些人长到能够参加美国内战，参加联邦军队的时候，其中四分之一的人却由于长期的慢性病而被军队拒绝了，他们在十几岁的有六分之一的人就有严重的残疾，而且到了将近40岁的时候，一半的人就有这样的病症。而到了50岁的时候，他们有的还能再活24年，但是有更大的残疾病症的可能性，比我的同龄人，就是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的身体要差的多。另外一个实践中的发现，是慢性病的患病率的下降和死亡率的下降是同是伴随出现的。虽然说，我的同龄人没有经历优胜劣汰的淘汰过程，实际上感染慢性病的时间也更加晚，几率也更加低。他们感染慢性病的时间延长了十年，我有二分之一的我同龄人在60岁还没有残疾的疾病，而且很多即使染上这些病症，由于有新的手段治疗和干预也能够消除或者减轻这些病症。另外一个实践中的发现，在公共卫生方面的一些改善，比如说供水质量的提高和牛奶供应质量清洁度的提高，儿童疫苗的注射等等，这是在1940年前就实现的，他能够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促成后来慢性病的避免。比如那些导致老年人后来失聪失明行走困难的疾病都能够得以减轻和避免。老年人的健康由于这些方面的原因得到改善。第四个实践中的发现，有一些人类生理上的改善。现在的成年人比过去更高，体重更重，儿子脊椎中电子信号更加强大，比发育不良的人来说他们显得更加健壮。而且不必要的腹部脂肪比过去更好。这些发现表示存在技术的生理演化的理论，就是说在技术发展和人类的生理改善方面，确实存在着一种相互的关系，它是一种人类的演化，是一种生物性的但是却不是基因性质的，是快速的，是文化上可以传播的，但是却不是非常稳定的，这种过程在富裕过程和发展中国家都在进行的，不像自然选择的基因理论。不像基因演化的理论它适用于所有的地球上的生物所有的历史时期。我说的技术生理的演化只适用过去300年人类的历史，特别是上一个世纪。那么对于人类寿命的增长，自从19世纪中叶开始，我们看他的预期寿命最高值，在同一时期中人群最高的预期寿命，我们可以看到有更多的证据，最高的预期寿命和实际的预期寿命就是我们可以取得，最高预期寿命从每十年2.24岁的速度增长，到2110年，人类预期寿命会增长24年，比现在要增加24岁，这就是比政府部门预测的两倍还要多。一般来说人们能够超过100岁，这就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关于退休和保健方面的问题。如果说有这么多的老年人存在，我们的社会能不能承担这样的负担呢？就是他们已经退出劳动力队伍，剩下的劳动力的30％他们能不能有足够的劳动效率来支持整个社会的需要。这种生产力的增加能不能实现这一点，请大家看第一个数据分析，我们看到第一个公式里字母代表人均收入，W代表人均的产出，在第二个等式里也有同样的一些变量。就是说人均收入和人均生产力和劳动力的参与率之间的关系。表1显示出劳动力队伍中人的生产率是在一个以每年2％的速度增加。尽管劳动力的队伍会减少一半，甚至在不太可能的情况下，生产率的提高值是1％，劳动力队伍所占的比例很小，我们看到人均收入的增长仍然比今天还要多35％，所以说我们如果认为老龄化会造成不能支撑的结果是不可能存在的。谢谢。”
克莱夫·格兰杰《经济预测与北京奥运》：“这个图显示出运动员的数目在不同年份的差别。参加不同项目的运动员的数目，蓝色线是参加运动员的数目，从1900年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这有一个持续的增加的趋势。它是一个比较平滑的曲线。有几个点有一些钱取消就有异常变化，这不是很复杂的数学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虽时间变化的二次函数，是常数项和时间的平方项。红线就是曲线，而且和实际发生的数目比较相近，所以说我们看到虽然有一些偏僻这个曲线，但是这个曲线的效果还是很好的。在莫斯科奥运会上，是由于政治上的一些原因，美国拒绝参加这次奥运会，这是政治原因，所以那此参加的人数比较低。在洛杉矶奥运会上，苏联方面也不参加这个，所以参加人数也比较少。把这两个异常点去掉，我们看到，在墨尔本那个时候离欧洲其他国家很远，所以说，去那里成本很高，所以很多运动员没有去那里。在洛杉矶很早的时候举办奥运会，距离欧洲也很远，去的人不多，这些都是经济原因或者政治原因导致的。基本来说，这个曲线还是比较简单的，是一个常数加上另外一个时间的参数。”
弗农·史密斯《经济全球化：一个和平的字眼》：“因此，妇女和孩子采集果类和谷物，男子进行打猎，这是发生在不存在国家的主要以打猎和采摘为主的社会里。所以在很多地方，早在史前人类就开始进行交换了，而且那个时候的人们通过易货贸易进行交换。实际上当时早期的人类已经开始推过交换，部落的交换进一步改善他们的生活。也发现与其杀掉周边的部落不如和他们进行贸易。如果你让临近的部落继续生活下去，你就在未来可以通过和他进行贸易提高生活水平，而且会提供多样化的选择。通过市场我们彼此依赖，我们有的时候不大清楚这一点，也不理解背后的规律，我们不知道通过其他方式其他人为我们做出贡献，但是这里有微妙的相互关系链。市场要求各方共同意愿的基础上制定社会交往的规则。在250年前，大卫修莫提出过三条准则，在一个财产权所有人同意的基础上进行产权的交易，对承诺的言出必行。在没有正式法律的时候就是这样。修莫的准则来源于不能偷盗，不得做伪证。同样的戒律也出现过，偷盗不仅没有鼓励财富的再生产，反而有损失。交换维持财富的再生产。至于他的财富今天财务的分配影响明天财富的生产，除非这种行为是双方都允许的。也正因为如此，再分配应该关注帮助人们培养自己的能力，使得我们整个体系更具有生产性。做伪证会破坏社区的稳定，管理层的可信度，长期的利润率，公司的管理层做伪证会有很大风险，一旦公司失信股东，股价就会一落千丈。”
艾尔波托·艾莱斯那《全球化与政治分离主义》：“在过去十年当中，这其中的变化尤其明显，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们认为国界是一个外生变量。现在看来这个观点应该变化，因为国界是在不断变化的，一些历史学家他们已经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很多的讨论。早在古希腊时期，就这有这个理论，在18世纪也有同样的观点，此后在美国成立之初的国父们也有这个观点，怎么让美国建立起一个更好的国家。原来没有建立很好的讨论。”
夏威尔·萨拉-伊-马丁《收入分配、贫困、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如果我们想了解世界的情况，了解整个我们所居住的行星地情况，我们要了解人们生活的情况，可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人均收入。我们看看世界人均收入，尤其是在过去30年，或者最近的5年，整个世界更为富有了。但是不幸的是每年的增长率都是正数的，每年我们的生产比都比过去多，但是这个怎么分配？有穷人和富人，首先我们有穷国和富国，看看每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世界的情况是这样的。有一些国家比较富有，有一些国家比较贫穷，还有中等收入的国家。但是这个构架还不够完美。因为还有一些国家规模的大小的区别，有大国也有小国，不能把所有的国家都像中国一样来研究和统计。因为中国的人口比其他国家多得多，如果按人口来划分，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图形，我们有在顶端很多的富人，然后两个塔形图，这是在低端，这是1970年的图形，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如果我们看一看30年后的情况，也就是2000年的情况，我们还是有很多富有的人的，两塔区域中间线，中国在右侧，印度在左侧，这还不够好。如果我们看一看收入的零散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些变数的变化，一些富有的国家比贫穷国家发展得更快。我想不平等还在进一步增长，富有的国家发展得更快。如果把一个国家的增长率和收入建立关系，如果有相关度，这种相关度是正数，也就是富国比穷国发展更快。所以看到不平等正在飞速加大。”
[此贴子已经被无意苦争春于2006-10-1 13:33:15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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