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历史分析4】求解“李约瑟之谜”？

试图强调单一因素以解释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很多现象，我感觉都是不充分的。科学发明既是大量偶然发现冲突的结果，也是一种不断有新的巨人站在以前的巨人肩膀上才能形成更大的突破，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偶然发现与不断积累共同作用的过程。

中国古代的大多数发明都是以一些个人的聪明才智为基础，主要是经验的或者偶然的发现，比如中药通过遍偿百草而被总结，火药、造纸术、指南针等的发明，都属于这一类。

今天看了一段有关故宫的电视片，其中介绍了康熙为了重建太和殿，由于明朝建殿时没有留下结构尺寸和大殿的比例，康熙自己阅遍各种资料而无所收获。最后，工部的一位老人，自己以十比一的比例搭建了一个模型，最后造就了一座世界上最大的全木制结构建筑。

这些都是以个人的经验和智慧能够完成的创举。在中国的历史上，真正的以不断积累的方式形成的科学发现是不多的（当然，这不等于说我国的发现就不需要知识的积累）。

我个人认为，最大的原因可能可以归结为中国除了了帝国将相外，不允许其他的巨人存在，因为这种科学和思想的巨人会对他们的统治构成现实的威胁。而欧洲国家不同的是，虽然也有不少科学巨人遭受迫害，但是更多的思想学和科学家在遭受迫害时可以到其他国家避难，从而形成了国家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就像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一样，使得他们能够有机会把偶然的发现与不断积累的过程相结合。而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之后，巨人失去了避难所，不断积累的过程被中断了，有的只是偶然的发现。

中国凭借人口数量的优势和中国人自身的聪明才智，在以偶然发现为主的时期，在世界上取得了科学发明的优势。但是，一旦这种发明转化为以科学积累为主的时期，中国的科学科学技术不可避免地就落后了。虽然刚解放之后一段时间，中国人有了短暂的积累期，凭借着自身的聪明很快在不少方面赶上了的西方国家，数学、物理、化学都接近了国际水平，原子弹爆炸取得成功，卫星上了天，“运十”飞机成功试飞。中国在科学上已经是一个强国。但是反右和文革，加上改革开放之后政策导向的失败，我国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又进一步扩大。

中国现在高举比较优势的伟大理论，紧紧抓住生产“裤子”之类的低端商品不放，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我看不出来是否有希望不久的将来在科学技术创新方面赶上发达国家。这或许是为什么我们要在“神六”上天之后，进行如此强大的宣传，以振奋民心吧！（在我看来，“神六”根本不能算是创造，只是把别人已经做过的事再做一遍；而不是做了没有人曾经做过的事情。前者是模仿，后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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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0-28 22:47:00 上传

【制度的历史分析4】求解“李约瑟之谜”？

李约瑟之谜的经济地理学解析(文贯中)

这样的问题实在不敢参与讨论.但忘记从哪里找来这样一篇文章,如果无用,删除也可.我就搬着板凳在这里看高手门的结论了哈:)

昨晚跟了贴之后，一直在思考着中国历史的制度变迁问题。由此想到了另一个相关的命题，暂且命名为中国历史变迁的REN氏之谜：

中国在历史上曾经两度由数量极少的民族（蒙古族和满族）统治人口数量极大的汉族。从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来看，中国在元朝之前就有了四大发明，中医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社会经济非常繁荣。另外，在汊人统治的明朝，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发展的可能性。

是否有理由认为，尽管中国不断经历朝代变迁，但是如果中国没有被少数民族统治，中国最终会自发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呢？

为此，需要回答几个问题，一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在没有外界竞争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自发走向资本主义？二是如果有，其中的基础是什么？三是为什么占人口众多的汉族最后会被少数民族统治？四是少数民族的统治为什么又让中国失去了走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我自己历来一直以来，第一个问题是不可能的，但是当我把中国的历史变迁的几个方面综合起来考虑时，我突然感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其基础是什么呢？

我个人认为，政治和科层的腐败是这种演变的基础。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如果没有腐败，统治者是不可能让我在10楼所说的巨人存在于世的，也不可能让资本主义在其中发展。但是，只有腐败动摇这种根基，最终演化出资本主义来。

但是，政治和科层的腐败如果没有使得这个国家最终演化出一个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结果是内部的斗争会在很大程度上损耗自己的力量，导致少数民族的入侵，并最终控制这个国家。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会两度出现少数民族的统治。

少数民族的统治也会出现腐败，甚至是更大程度的腐败。但是，这种腐败社会本身是以一个少数民族的小利益集团为基础，社会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等级。这个特殊的等级成了限制科学和思想巨人继续出现的真正原因，也是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原因。这种少数民族对多数民族的统治，最为严重的情况还可能出现南非式的大规模种族隔离。

如果我以上对REN氏之谜的解释是合理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有如此之多的著名经济学家主张腐败有益论（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版卢周来的一篇关于腐败经济学的文章）。

如果说，斯密所论述的“看不见的手”在2000年前就出现在中国了。如果说，那个《蜜蜂寓言》更不知道是多少年前就出现在中国了。前者在《史记》中，司马迁对市场价格、供给、需求，乃至政府作用的阐述不逊色于斯密。后者出现在不知道谁写的，如今也只能在，应该还是《史记》里看到，文章名为《奢靡论》。一个标准的经济需要充分的内需才能发展的经济学道理。说这话，丧气。这些理论，根本没能发挥它们本该发挥的价值。这牵涉到知识和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谁写的，呵呵，记别人的名字，极度不擅长。见谅。

技术和科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只有当科学理论能够被运用到技术中，技术才能成为科技。科学理论能够被运用，无疑需要科学知识的理论化过程。除了知识和权力的选择，导致了经验科学化，科学理论化未能实现，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中国文化在其发展中，偏重的发展了对心灵的内省，对事物的细腻感受，“悟”的地位超过了“论证”的地位。

人地矛盾的纠纷不容忽视。但，人地矛盾激化的时刻，往往引发了政府与民众的矛盾。农民战争，改朝换代多少缓解了这一矛盾。这一点只是历史感受，没有数据，不能多说。

谢谢楼上的发言，我同意你对技术和科学的区分。要是能够从经济学的角度给出关于原因的分析就更好了^_^

呵呵，我不知道我说过话的帖子会从后面跳到前面来。所以，才在选择这种方式放假时，找些自己感兴趣的帖子说点话。假设，知道它会跳到前面来，估计选择不说的可能性大一点。呵呵。因为，将尘埃落定的帖子翻出来，然后不管，有点…………。呵呵。

前次没回答。因为，感觉从经济学的角度很难解释为什么经验总结未能成为科学理论，进而使得技术成为科技。曾经选择的思维路径是中国文化和语言特质的角度。但，此角度很难解释为什么毕竟曾经辉煌。知识理论化，需要一定的制度激励。理论知识具有积极的正外部效应，对于从事理论研究的人来说，个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中国的制度规范，缺乏对这种行为的激励。（国外是否有呢，不熟悉他国历史。）制度激励不是单纯的物质激励，事实上，针对个人的物质激励很难真正的激发研究。制度激励是社会整体制度规范（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是否能给于这种行为发展空间和可能性。

中国超稳定的政治结构，取决于其文化理念与这种政治结构的制度选择具有很强的耦合互动作用。汉武帝接受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对非正式制度的选择。选择这种文化，在于孔子所提倡的“仁”的观念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孔子所提倡的国家理家很接近某个学者提倡的“小国”理念。仁强调的是如何建立自己与他者的关系。自己作为一个个体，他者无论数量众寡是另一个个体。孔子试图将现实社会复杂的N人关系转化为简单的二人关系。二人关系，在各种行为选择中，所需支付的成本都是最小的。（显然缺少严格证明）。集权国家是一个统治者和他者的社会模式。如何强调二者的等级关系，降低他者之间的聚合，儒学是最好的文化选择。当然，二人关系并不能真地实现。如果可以实现，就是家的管理模式。中国的管理理念，在很多表述中正是由家而国而天下。降低他者行为选择的可能性范畴，儒学提供的思想正是等级森严的管理内涵。这种文化范畴和与之相对性的制度规范，鼓励了中国学者更有兴趣研究，如何管理和规范他者行为的问题，制度选择也会逐步走向这个方向。

这种制度遏制或不鼓励学者进行经验理论化研究。等级概念是原因之一，如果有位圣贤对某一自然现象作了错误解释，后来这需要冒极大的风险来纠正错误。权力选择是原因之一，既然需要建立的是一个统治者和他者这种社会模式，那么权力更偏好于对这种社会模式巩固问题的研究。此种制度范畴对自由思维的钳制是原因之一，既然是主要的注意力是研究规范他者行为，而行为是思想的表现，那么自由思维势必不被鼓励。经济学无论怎样解释也不能否认肆无忌惮的怀疑，异想天开的思维是所有科学知识理论化所必备的思想基础。而制度范畴可以鼓励这种思想基础，也可以降低。

当然，问题还可以从成本——收益的角度解释。这一点可能需要熟悉西方历史。才能说，是否西方社会在其发展中，由于工业化、商业化和科技化的同步进行，确保了科学理论化的收益。这个，有点胡说八道了。因为，毕竟理论知识早于工业化和商业化。上述所说，显然不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这个问题，赞同某一楼的人所说：它的答案需要综合历史中各种影响历史形成的因素。也就需要综合各种人文学科的观点。上述所说，只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浅显思考。也是对被我翻腾出的这个尘埃落定问题的（这里的尘埃落定）善始善终。

我们思考这么重大的问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适用的理论，那么就姑且把这个思考和讨论的过程视为学习的过程吧，这样大家在回答问题时都没有了负重感。^_^

青雪叮当说的问题可以理解为制度的互补性，这个问题在青木昌彦等人那里得到了深入的研究。但历史制度不是不能颠覆的，如同过去我们的文化非常强调集体主义（我因为儒教就有这种倾向），但是现在我们似乎又走到个人主义的极端去了，集体主义、责任感变得非常脆弱。这说明，还是有某种力量可以瓦解互补的制度体系的。既然如此，那么如果我们大胆地预测一下，是否存在一种力量，已经瓦解了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制度壁垒呢？

是啊。人文学科就某个问题的解释，很难有正确或错误的划分，只有更好，更接近现实的判断。虽然，每个研究者都必须克服个人思维方向的偏好，尽可能接近老子所说的：“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天下观天下”的思维路径。但，每个研究者又不得不站在自己的知识存量的角度，理解和阐述问题。

青木昌言的书刚刚买来。正准备看。现在，学习和积累更为重要。与我而言。不过，还是说点。^_^。对于人们常说的儒学的集体主义，我以为其所倡导更接近此两者：或牺牲个人利益或独善其身。前者似乎是和集体主义相同的。但，侧重点未必相同。或者说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均衡点的选择在集体主义的整体概念范畴中，不同的文化均衡点选择不同。后者，不必多说了。在商业无限化的当代，个人主义的极端化，从文化、制度、经济、集体主义范畴中个人和集体的均衡选择等角度都可以解释：在一个极力提倡集体主义的社会为何会发生个人主义极端化的现实悖论。不再赘述。

nie最后提的问题，想，你是否想表述如下思想：很多学者在研究曾经辉煌如今没落的文明和国家时，大多从制度的角度提出了类似“路径依赖”的观点。从这个观点而言，历史制度将通过时间的连续，知识的传递影响当前和今后的制度选择。是必然的吗？是否即存在着制度“路径依赖”的惯性运动，也存在着制度磨合、变化过程中的打破惯性，从而使得历史制度对当前和今后制度的选择影响很小。如果存在，那么，这种机制是基于怎样的矛盾，何种事物之间的矛盾相互作用后而得以实现的。不知是否准确理解了你的观点。

事实上，在西方社会的发展中的确存在过这种惯性突破，1000年前的宋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那时的西方社会尚处于愚昧而黑暗的中世纪。但，也就是从那个时代，中国的文明和经济开始滑坡，西方借助一场文艺复兴，或其他因素，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啊，罗嗦了这么多。时间问题。暂且打住。以后再谈。不过，若真的要讨论这个问题，并使之不停留于空泛的话，这帖子得尘埃落下一段时间了。至少与我而言。^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