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历史分析4】求解“李约瑟之谜”？

也许的确用错了词，尽管是想表述，中世纪的中国和西方同样面临着思想的钳制，后者却摆脱了这种钳制。后者的摆脱，也许在于其前提性的具备了摆脱所必需的路径支持吧。所以，我承认两项“成就”具有渊源上的联系。

虽然，即使在当今我们可能依然缺乏或不具备科学的精神、思维方式、怀疑的心灵。但其原因在于我们不愿意接受，还是在于教育制度制约或影响了教授、鼓励上述内容。如果在教育的目的不再是单纯的鼓励升学，不再是单纯的传授思维的结果，能够断言我们不愿意接受吗？

爱因斯坦认为中国如果诞生了两项成就才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其本身似乎是想说中国文化、制度环境不具备鼓励科学精神、自由思维的产生。这是一个需要承认的历史结果，但是一个需要承认或认定的现在和未来的结果吗？

经济学分析，也许仍然要依赖其他一些内容为前提（当经济学家解释不了时，经常拿“文化”当作万能词）。

附：我们说“火箭离开地球”，“月亮绕地球转”、“地球绕太阳转”、“太阳绕银河系转”，其实是默认了“遥远的恒星”是惯性系，之所以说火箭离开地球，是因为相对于遥远的众多恒星而言，火箭在加速度上的表现远强于地球，月亮在加速度上的表现远强于地球，地球在加速度上的表现远强于太阳，太阳在加速度上的表现远强于银河系中心。“地球自转偏向力”是地球自转的证据，其实是说相对于遥远恒星作匀速直线运动的物体却在地球表面呈现出“偏转”，因此我们说地球在“自转”——也就是相对于遥远的恒星自转（不指出具体的参照物，“自转”其实是无法定义的）。因此，相对于遥远的恒星而言，以不同物体作参照系的“优劣”是很明显的——这种“明显”表现为运算的复杂程度与预言的精确程度。设地球是“绝对不动”的（惯性系），对于天体运行预测方面有很大的不精确性与复杂性（而其中的许多情况一旦假设太阳“绝对不动”就迎刃而解了——在精确性与简洁性同时提高）。但对于近地面上小范围运动的物体，比如来来往往的车辆与行人，假设地球不动，计算与预言它们的行为就足够精确与简洁了（但对于飞机、大气环流、洋流而言，就还是要加上大地“神奇的”偏向力——我们得以看见“气旋”与环状洋流）。

正是人们发现，地球相对于恒星自转的时间与相对于太阳自转的时间不同（所谓恒星日与太阳日之间存在差异），人们得以印证地球在绕太阳“公转”（当然不光是这一条理由说明地球在绕太阳公转——我们为什么不说地球绕别的东西公转，也是需要解释的），从而“日心说”与“恒心说”也是有不同的精确性与复杂性的。

如果“地心说”与“日心说”在预言天体行为方面表现得一模一样，它们就是等价的，不存在谁替代谁，谁比谁更优劣的问题。这样的话，我们也实在说明不了地球与太阳之间到底谁绕谁公转的问题（不找出一个“第三方”如何描述或定义谁绕谁公转呢？这个第三方就是遥远的恒星）。

正是因为江中的水知道它在相对于遥远的恒星转动，江中才出现了“旋涡”（“内低外高”），而相对于遥远恒星不动的水是“平静”的。

其实前人的思想不是不能怀疑，也不是不能发扬，但这其中的思想发展逻辑，到底能不能由中国人自己提出来，实在不敢判断。（直到今天，还有人妄言创新与批判——这都是造成李约瑟之谜的答案之一，咱们的论坛就有答案！当创新与批判普遍成为“自我陶醉与膨胀式”的嚎叫时，科学如何才能向前迈一步呢？科学每向前迈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与牺牲，何况那些想拿斧子造航天飞机的人呢？——他们完全可能根本就不懂航天飞机是怎么回事。本来，想提出新颖观点是件难得的事，但“标新而不立异”，“钝于思、疏于言、乏于密、惰于据”，“新观点”就成了“寒碜”，不出现李约瑟之谜才是谜）。

我们常常强调并进行“察古知今”，其实我们还可以换一个思路：“察今探古”。《吕氏春秋》就提到过“……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益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脟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

有所谓“高水平陷阱”之说，记得姚阳曾经讨论过。陈平也有过一些讨论，但不觉得很有意思。

另外有个建议：nie应该把大家提到的参考文献一起列出来，更新到第一帖，这样的话比较好。

[此贴子已经被nie于2006-4-28 21:39:10编辑过]

高度集权的制度和严格的指导思想是限制中国社会思想进步的主要原因。西方在中世纪的思想桎枯下也是长期处于愚昧和落后的境地，但是西方的政治制度相对松散和薄弱，分裂的邦联制和领主制，没有一个统一的强大国度，虽然如此人民生活状态受到很大影响，但是容易发生社会变革（当年新教后的革命运动就是首先在有众多小国的德国发生的），中国由于长期处于优越的生活环境下，政治制度严密，思想限制大，人民主动变革的内在和外在因素都不具备，所以自然落在后面。

实在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大家都不把注意力集中在推动科技发展的制度上呢?科技发明的个人收益和社会成本收益的相差是很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创新和发明的动力又有多少?在欧洲,自从专利权的相关法规出台以后,科技也才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的

"据有关史料考证,知识产权制度最早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以1474年威尼斯共和国颁布的《专利法》为标志。在此后X00多年的演进过程中,知识产权制度已发生过数次重大的变革与发展,其主体制度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在此对知识... "

这是一些专利法的小历史,大家看看时间再想想欧洲1474年以后的发展答案自然就出来了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作用，请参见本版关于“四大发明”的讨论。

知识产权保护可能更多地是保护与激励了“技术创新”，当然这不是说“科学创新”没有得到激励。牛顿与多人关于“首发权”的争斗（用“争斗”来描述一点不为过）并不妨碍多项重大理论成果在世人间传播、应用。

科学观念的形成与传播也是很重要的。这种科学理念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似乎不是那么大。古希腊并没有现代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但它奠定了今人“言必称希腊”的基础。

无论托勒玫的地心说如何被现在某些人贬斥（似乎贬斥它就可以标榜自己如何“科学”如何“正确”），该理论在许多方面还是遵守科学规范的（至少比许多贬斥它的人的所谓“理论”强得多）。

同西方（当然，“西方”是个大概念）相比，14世纪后中国的基础科学理论研究可以说远落后于西方。其实“落后的”正是科学观念与科学发展的逻辑。（当然，什么叫“落后”，在标准上并无定论。只能说，以西方的科学观念为标准，中国是落后的，因为中国没有诞生可与之相比的理论。但这也许正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如果不是西方列强入侵强制交流，没有西方科学包括技术，中国人并不觉得生活得有多么不好。中国人依然可以创造出自己的书法、国画、音乐等各方面艺术。从这个意义上说，Needham's Puzzle并不必是“遗憾”。如果说“遗憾”，西方没有诞生中国书法，算不算什么“张约瑟之谜”，“刘约瑟之疑”呢？算不算西方人的“遗憾”呢？人类的宝贵之处也许恰恰在于“多样性”，经济学也许想为这种多样性提供一个经济学内生的视角。不过经济学如果又以多样性为外生前提，经济学的解释就已经大打折扣了。）

我们之所以推崇西方科技的观念，一个原因也许是我们迷恋它们给我们带来的物质享受。

前两天看了秦晖的一篇文章后，突然对这个思考已经的问题有了一个颠覆性的看法。

“李约瑟之谜”到底是不是“谜”？

大概的逻辑思路是这样的：历史的发展，你从现在往过去看，你似乎可以发现从现在的一个结果你能通过一条因果链条不断往前推导，这也就是李约瑟之谜存在的理由，以及所有人解谜的一个大体思路。可是，我们假设这样的一条因果链如果真的成立的话，我们用这样的逻辑往我们以后的历史导，为什么就会很荒谬呢？（可见几十年前科学家们对现在科学技术水平的预测）

到底在自然知识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像西方那样进入科学革命是大概率事件，还是像中国这样停止不前，沦落是大概率事件？这个问题很难解答，李约瑟主观的把 前者当作了大概率事件，从而得出，李约瑟之谜。那么还有两种情况未作讨论，一种是假如两者是等概率事件，那么自然知识水平对两种结果的效用可以抵消，也就是说，无论是科学革命，还是中国沦落都与之前的 自然知识发展水平相对来说无关，那么就没了李约瑟之谜的前提假设。假如后者发生的概率大，那么相对来说，更高的自然知识水平还能导致之后的落后（这一点是解释李约瑟之谜时，似乎还没有人想到的，都主观的把更高的自然知识水平想成是之后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正相关因素，其实从逻辑上这也完全可能是一个负相关因素，比如像经济周期理论里，前一段的高增长高效率和后阶段低增长低效率通常是有联系的）

赵凌云认为：20世纪头40年，中国的现代工业部门可与同一时期的日本媲美。应该是有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