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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格林斯潘
・我担心中国将会无法抵御类似美国在9・11事件中所承受的巨大打击。
・中国在未来要保持高速发展，必须大力瓦解错误的汇率制度和缺乏迁徙自由这两个中央计划时代的主要特征
・中国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增加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中国国有企业的大规模重组说明创造性破坏进行的相当不错
・中国在经济上的最大恐慌就是使社会不稳定的通货膨胀
我在1994年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彼时距改革开放已经好多年了。此后，我又多次访华。像所有的游客一样，每一次的中国之行都会让我惊讶于它的新变化。按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同时，中国已升为世界最大商品消费国，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最大钢铁生产国。并且从1980年代的自行车经济进化为2006年年产超过700万辆汽车的经济,而其设备产能还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在几千年来只长庄稼的土地上，摩天大楼拔地而起。一成不变的灰褐色衣服时代，已经被各式奔放绚丽的色彩所取代。经济繁荣引发的收入上涨，催生了消费文化。今天，广告业，这个曾经无人知晓的行业，已经成为中国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国际
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家乐福、百安居则和新生且富有创新精神的中国商家展开了激烈竞争。
在摆脱集体农庄时间不长的土地上，显然已经实施了宽松定义的城市财产权利；否则，在房地产、工厂、证券领域的国际投资早就枯竭了。中国公民已经被赋予了拥有和交易房屋的权利，这创造了积累资本的重要机会。2007年3月，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部更具综合性的所有权法律《物权法》，赋予了公民财产与国家财产同等的法律保护。
我相信世界贸易体系对中国的全面接纳，会惠及中国人民，他们能够看到自己生活水平的提高；美国企业和农民也会发现一块更诱人却尚待开发的市场。看一下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机构获得的收益。现在，中国的央行官员在瑞士的国际清算银行(BIS)——一个长期以来意味着资本主义国际金融的机构——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在BIS的例行会议上，2002年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特别受主要发展中国家央行官员们的欢迎。除了对英语和国际金融的精通，周小川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作的坦诚评估，也是我们很难从其他渠道获得的。他常常细致地分析中国金融市场的进化历程，给我新的视角。2006年，在我离开美联储之后，我和周小川一起在一个检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关财务的委员会共事。他和他的同事们在脱离中央计划经济后不久，就成了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角。
中国改革者们面临的许多巨大挑战是众人皆知的：反对改革的守旧派；大量的农村人口至今几乎没有分享经济繁荣的果实，也缺少迁徙的自由；苏联式命令经济历史遗留的烂摊子，包括仍旧臃肿低效的国企；为这些企业提供服务的步履蹒跚的银行体系；缺乏现代金融和会计专业知识；腐败——这几乎是任何一个金字塔式权力机构的必然副产品。此外，中国领导层需要应对广泛的针对新富阶层的羡慕以及针对工业污染的愤怒。以上任何一个因素都有可能引发一场大冲突。尽管中国已经开放了诸多重要的经济领域，但整个经济仍然受行政力量的制约，这是中央计划经济的残余。因此，经济仍然刻板。我担心它将会无法抵御类似美国在9・11事件中所承受的巨大打击。
这结尚待解决问题的根深蒂固，可以从中国领导层在瓦解残余的中央计划控制所遭遇的困难中得到最好的诠释。邓小平于1980年代发动的改革，带来了第一波解除管制所产生的繁荣，在接下来的几年则停步不前。主要的问题在于中国实施的错误汇率制度以及严格禁止公民在城乡之间自由迁徙。要让中国在未来继续保持过去十年的高速发展，就必须大力地，并不一定完全地，瓦解这两个中央计划时代的主要特征。
当时的第一个焦点就是人民币的汇率制度。1980年代早期的汇率并不像当今绝大多数人抱怨的那样太低了，而是一度非常高。中央计划经济将人民币固定在一个不切实际的汇率上，而黑市的汇率要低得多。可想而知，这样官方汇率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会发展很缓慢。相较之下，如今管制放松并蓬勃发展的国内贸易趋势日益明显，货币当局不断地让人民币贬值。这个过程花了他们14年。到了1994年，贸易上的外汇交易完全自由，人民币黑市消失了。人民币与美元的比价，从不到2：1变为高于8:1。
中国出口在经过最初的迟滞之后得以飞速发展，从1980年的180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9700亿美元，年增长率将近17%。而中国出口的一半以上都是进口来料加工，而这类出口产品正在向高价值产品转移，这从平均出口价格的增长已超过物价指数(基于固定的一篮子商品)就可看得很明显。然而，不清楚的是，平均价格的增长有多少是单纯反映来料部分的品质上升。
这点很重要，因为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比例越高，它对发达国家的竞争冲击就越大。中国也许正在攀登科技的阶梯。现在它出口的尖端产品比十年前要多得多。但是中国人创造尖端技术的水平提高了吗？或者中国只是更多地将别人生产的尖端产品组装起来。引用了彼得森国际经济学研究所部分观点的《经济学人》在2007年3月评价说：“中国的出口模式⋯⋯大部分是把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租借给外国人。即使中国大陆最成功的本土电脑公司⋯⋯也将其生产包给台湾公司。”然而，我认为，中国出口产品附加价值的增加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预测中国会逐渐地用其高附加值的国产零件替代进口零件。
出口的繁荣与农民工划时代地向城市转移的过程相符。1995年乡村人口达到顶峰时将近8.6亿，11年后下降到7.37亿。这个变化不仅是人们搬到城市以及一些定义上的改变的结果，也是随着新的制造中心的兴起农村土地被城市化的结果，主要以与充满活力的香港相邻的珠江三角洲为代表。过去15年来，从香港和其他地方来的富有开拓精神的投资者带动了这一地区的增长，很多制造特区相继涌现。香港的样板作用以及对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帮助是显著的。
当中国1997年重新收回对香港的主权时，我对香港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抱多大希望。认为中国会履行它的承诺，保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50年的观点，在我看来有些天真。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并行在一个政权统治下简直是难以置信。但是10年来，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与我担心的情况完全不同。中国并没有在香港的文化和经济上刻上共产主义的印记，反而受到香港文化和经济制度越来越深刻的影响。
近十年来乡村人口向城市1.4%的年均净转移率大大地提高了中国的生产力：城市地区的资本显然比中国农村地区要精明。这种差异导致中国城市每小时的产出高于乡村三倍之多。1980年开始设立的经济特区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一些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其他一些国有企业正经历着重大的重组。结果是这些组织里的就业人数大幅下降，这也说明创造性破坏进行的相当不错。
一个猜测是，如果不对国内迁徙作长期限制，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的速度是否会更快。我无法想象人们在缺乏迁徙自由的环境里是如何发展的。当今领导层持续缓解这些限制的努力是重要且受到广泛欢迎的。但对于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大量涌入、以及随之可能发生动荡的担忧，阻碍了这方面的变化，也阻碍了中国人生活许多方面的变化。
1940年代末在中国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经常被引证为动乱的一个原因，最终导致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政权，共产党清楚地汲取了这个教训。所以可以理解共产党在经济上的最大恐慌就是使社会不稳定的通货膨胀。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19年解释说：“列宁当然是对的，要想颠覆现存的社会基础，再没有比让其货币失去价值更为隐蔽和可靠的方法了。这个过程潜在地积聚了各种经济规律中的破坏因素，一百万人中也不见得能有一个人看得出问题的根源。”
中国领导人都深知，除非通胀得以控制，否则经济会产生震荡，导致城市地区失业率增加并引发动荡。他们看到，一个稳定的汇率对于避免可怕的劳动力市场不稳定局面是必要的。他们错了。目前压制汇率的政策可能会引发更大的破坏危险。作为大量从发达经济体“借取”技术的结果，当中国真实人均GDP增速超过其贸易伙伴时，国际竞争使得对中国货币的需求有增无减。为了抵消这种需求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货币当局以人民币累计购买外汇超过1兆美元。为了消化吸收这一过程所释放出的过多货币，中国央行大量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但这还不够。作为结果，货币供给的增长以令人不安的速度超过了名义GDP的增长。这是通货膨胀的火种。
另外一个以同样程度困扰中国领导人的问题是贫富两极分化。中国从1980年普遍贫穷时期已开始出现了少量的财富集中，到现在，其收入不平衡状况被世界银行认定为大大超过了美国和俄罗斯，这的确令人吃惊。另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是中国的银行系统，该系统目前离有效改革还有长路要走，然而中国银行的股价从整个2006年一直涨到2007年。国有的中国工商银行在2006年募集了220亿美元，成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IPO。其他国有的银行也开始大规模的IPO。这些国有机构IPO的火爆，反应出投资者认定中国政府会有效保障这些银行的债务。通过动用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其中的600亿美元，中国已充实了国有银行的资本，并在这个过程中解决了很多坏账。
中国尚不完备的银行系统还不足以应付经济调整所需的弹性。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常常会脱离均衡状态，但是由市场驱动的利率和汇率方面的变化，伴随着商品和资产价格的调整，经济会很快回到均衡。中国政府不允许利率按着供求关系浮动，而是通过行政命令以调整银行准备金率的方式来调整利率——但只在经济不均衡现象非常明显之时才使用。那无疑是太迟了，而且很多时候这种举措是力道不足的，甚至是起相反效果。当货币当局意识到银行贷款增长过快并给予行政指导时，同样也太迟了。这些举措很少能适当调整经济上的不均衡。具有讽刺意味的，正是中国这种在金融上与世界其他部分的不合拍，让中国有幸没有受1997年至1998年金融风暴的波及。
中国急需金融专业人才。毫无疑问，在中央计划经济体系下，这种金融专业人员无用武之地。而企业市场人员、会计、风险管理者或者其他市场经济体日常运转所必需的人才也是一样。这些技能已经在近些年进入了中国的教育课程，但是整个经济尤其是银行系统仍然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充分配备这类人才。2003年，新任的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访问了美联储。他承认中国的银行缺乏能判断贷款是否能有效偿还的专业金融人才，而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兴起则对此有帮助。我建议中国真正需要的是有西方市场经济经验，并且在属于核心竞争力的放款审核上，具有敏锐眼光的放款主管。
因为金融在中央计划体系下鲜有作为，中国银行不是像我们在西方所知的银行。多年来，国有银行在政治指导之下，把资金用于国家启动的项目。没有贷款主管确保贷款会如期偿还，仅仅是转账的代理人。国家收入账目里的不良贷款，是GDP、员工福利和利润之间的妥协结果。由于很多低效投资的存在，GDP数字中的一部分是被浪费而毫无价值的。中国的坏账水平，也让人对中国所公布的GDP数字究竟有何意义，引发同样的疑问。然而，我应该指出即使投资没有产生任何持续的价值但是仍然消耗了原材料。因此，中国的GDP数字可能对生产所需资源的评估是有意义的。
即使调整了一些存在疑问的数据，从1970年代开始的改革还是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以我的经验，中国政府里努力执行市场改革计划的是那些技术官僚——主要在央行、财政部和其它令人感到意外的管制机构。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提供顾问服务，核心的政策由国务院和政治局来拍板。不过，最高管理层应该会因他们对亲市场建议的采信而被记在功劳薄上。
(此文节选自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自传《动荡年代:新世界中的探险》(“The Age of Turbulence: 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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