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大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经济学院合聘教授龙小宁（law and economics）8月8日学者访谈

之所以把普通法和规则分开来说，是因为法经济学中对这两种不同的法律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按照普通法（又称英美法，主要包括私法）的发展体系，私法（如物权法和合同法）的演进是在大量案例的长期历史积淀过程中逐步完成的。法经济学中的观点认为，由于不同辖区法官之间的竞争以及民间诉讼人的上诉行为，不利于经济效率最大化的案例最终被推翻，而体现经济效率最大化的案例则最常被引用，从而演变为普通法中的法条。这种观点是波斯纳法官首先提出的，称为波斯纳猜想(Posner Conjecture)。

而对于由ZF（或其立法部门）制定的各种规制，其对经济管理的有效性会让法经济学家（以及大部分经济学家）产生质疑，即便这些规制是以成文法律的形式出现。对于规制的较早的经济学研究始于Peltzman等人对于消费者对冲行为(consumer offsetting behaviors)的研究，得出的观点被称为Peltzman假说，也即消费者在风险降低的情况下，会相应地采取风险更大的行为。比如汽车的安全装置更可靠时，驾车人会更容易超速驾驶等，而这种对冲行为会使得安全规制的效应降低。同理，其他的规制也会因为类似的对冲行为而收效甚低，根源在于最终决策者是消费者，而ZF想要通过规制来替代他们做决定的行为，一定会受到有意或无意的抵制。

此外，Stigler的规制俘获理论(capture theory of regulation)，还认为规制的制定虽然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借口，实际上却既得利益集团为了达到设置市场准入障碍以获得垄断地位的做法。最后，规制的有效性在执法成本高的国家更要打折扣。

所以法经济学虽然以法律为研究对象，但是却不主张一有问题就通过立法来解决。相反的，按照法经济学的思路，随意地由ZF来制定法规以规范和管理经济活动，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一来，即使存在需要调控的市场失灵，ZF的管制也不一定有效（参见Peltzman假说）；二来，ZF制定和实施管制的初衷，更往往是由于已被既得利益集团俘获，因而管制政策是基于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而制定的（参加Stigler的规制俘获理论）。

说到这里，我正好来回答预提问中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环境保护，另一个是关于中小企业贷款的。提问中说，是否应该通过立法，来迫使地方ZF停止引进破坏当地环境的投资项目，以及更好地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首先我同意提问人的观点，我们应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好地保护环境，也应该更好的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些目的呢？先来讨论通过制定法律的手段，我们可以制定两条法律，一条说破坏环境者要受到处罚，另一条说银行必须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因为是ZF直接制定的法规，所以这两条都应该属于规制范畴，那么我们上面说的对于规制的各种担心就出现了：这些法规真的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吗？即使得到执行了，地方ZF或金融机构是否会采取规避手段，来削弱这些法律的实际效果？用贷款的法律为例，银行会不会变相要求中小企业提供价值过高的抵押物，从而令它们自动打消贷款的念头？

因此不管是环境保护的问题，还是中小企业贷款的问题，都不能简单地通过立法的方式得到解决。不要误解我，不是说这些问题不能解决，而是说规制很可能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那么怎么解决呢？法经济学的观点是，要更多地依靠市场力量。

        先看贷款的问题，中小企业在任何国家都会面临贷款难的问题，根本原因是它们规模小风险高，因此金融机构对它们贷款时要承受较高的坏账可能性，从而要求支付较高的利率。而在我国，中小企业贷款难又增加了一个维度，利率的非市场化。最早的时候，贷款利率没有放开，因此银行没有任何动力给中小企业贷款，因为不能针对较高的风险要求较高的利率。之后贷款利率逐步放开，但因为存款利率仍然受控，与贷款利率之间的利差依然存在。从银行的角度来看，只要能拿到存款放出贷款，吃利差就可以赚钱，那么放贷给大型企业是稳妥的赚钱之道，又为何要去承担风险给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呢？说到底，造成中小企业贷款难的，其实不是法律保护的缺失，而是限制利率市场化的现有规制！未来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逐步进行，贷款难的问题应该得到缓解。

        总结一下，法经济学使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和分析法律及法律现象，但不主张动辄使用法律来解决问题。相反的，法经济学特别提醒人们关注法律法规的预料不及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接下来讲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因为法经济学是交叉学科，所以在我看来至少有两种不同风格的研究方法。一种是法学方面的学者，利用经济学原理，对自己熟悉的法律法规进行诠释，来剖析其中的经济学内涵，比如波斯纳法官关于普通法促进经济效率的论断。另一种是经济学家，使用经典的经济分析，通过理论建模或计量实证的方法，来探讨法律和经济的相关问题。前一种学者大多是法学背景，多从事类似于思辨式的定性研究，而后者则与其他的经济学家没有大的差别，分析过程中大量使用数据和模型，研究以定量为标志。目前国内的法经济学研究者，好像以前一类居多，但也可能是我了解不够的原因。

我自己的法经济学研究方法，是与经济学很多其他领域都相同的实证研究方法。所以，我也就以此为桥梁，转到下一个我要回答的问题，也即：

2.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论文发表。

2.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论文发表。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粗浅体会，跟大家分享，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吧。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应用微观，主要研究方法是实证微观方法，也就是基于较大样本的数据基础之上，应用计量方法来研究数据中所揭示的经济规律。作为应用微观研究，有两个特征，一是研究对象为经济运行中的微观机制，这个是应用微观研究的决定性特征；二是研究方法以微观计量方法为主，比如横截面、面板分析方法等。至于所使用的数据，则既可以是个人、家庭、企业等传统意义上的微观数据，也可以地区甚至国家作为观察值。

与直接针对经济增长、就业、和通胀进行研究的宏观经济学相比，大家可能更需要了解微观研究的必要性。经济学家为什么要跑去研究法律？这是我听到过不止一次的问题。我打个比方来说明吧！一个人的身高、体温和体重，可以反映这个人的健康情况，就好像一个经济体的GDP、通胀率和就业率可以反映这个经济体的发展情况。但是这个人之所以健壮或是虚弱，却决定于各个器官乃至各个细胞是否正常运转。类似的，宏观经济学关心的是经济体的宏观指标走势，而微观经济学则探究经济体运行的微观基础和机制。

宏观经济学家常常以对未来经济形势的预测作为主要任务，并用预测的准确性来衡量宏观研究的质量。而微观经济学家关注的是，经济体中的实体决策者们是否可以通畅地获取资源和信息，并自由地做出生产、消费、投资等决策，从而使宏观经济体的增长得以实现。如果这些决策过程中出现了阻滞，又是因素造成了这些问题，又如何解决？如果关注的角度是哪些制度安排是阻滞的原因，那么就是制度经济学和法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顺便做一下宣传，厦大亚南院和经济学院经济学系今年5月成功举办了第一届“‘制度的经济分析’国际研讨会”，邀请到了Sam Peltzman（对，就是上文提到过的Peltzman假说的提出者）等专家学者参会，今后还将于每年5月定期举行。相信参会者将能在研讨会上继续领略制度研究的前沿人物们的风采。

因此，微观经济学家往往是更接近和深入经济发展的根源所在的，他们对经济学的专注和贡献毫不逊色于宏观经济研究。其实，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研究早已成为了宏观经济学的前沿之一。这里可以顺便回答一个同学提出的问题，关于我们下半年GDP增长率和经济走势的预测。如前所述，因为我的研究中通常不使用校准模型等工具（宏观研究中常用的可以用于预测的模型），我不能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基于中央ZF已经和将要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可以预测到下面一些微观层次的变化：我国今后的增长模式将降低对外贸的依赖，内需中消费所占比重有望提高，产业结构转型将加快，资金的流向将更多向民营和中小企业倾斜，等等。当然，还有不少结构性问题需要解决，但上面这些对于我国经济微观结构的改善都是好兆头。宏观增长在短期能否达到8%或9%？我不知道准确答案。但是微观基础打好了，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健壮了，也许还会有气候呀环境呀什么的不利外部条件，但是身体状况总不会很糟。也像考试，只要我们功课做足了，那么即使短期的考题可能有偏差，但迟早应该会有好成绩的。

具体来说，如何应用计量工具来做实证微观研究呢？预提问中有好几个问题都是与此相关的，我在这里一并回答。

首先，实证研究要有经济理论作为基础，而且根据经济理论得出的预测不能轻易动摇。否则就会出现有同学提到的现象，从数据结果出发反推假设，那自然会得到貌似“天衣无缝”的结论，但其实我们什么也没有学到。因此，正如一位同学所说，“单凭计量是无法证明因果关系，而必须要有一个逻辑分析框架为前提预测可能的因果关系”，而这一逻辑分析框架正是由经济理论提供的。现代经济学之所以成为生命力这么强的一门学科，与其内在逻辑的严谨性密切相关，因此脱离了经济理论基础的实证研究，说服力会下降很多。

我的第二点体会是，也要重视定性的描述性分析。经济学是社会科学，对所要研究的经济问题的制度背景的了解至关重要。我的感觉是，对问题背景和数据了解越深入的学者，所做的研究的深度和对真相的把握越出色，而这些分析很多需要的是定性的描述和比较，比如简单的描述性统计量和t-检验等。如果一头扎进复杂的计量模型，虽然可能让有些读者心生敬畏，但是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和真实经济规律的发现，却可能帮助很小。真正重要的结果，应该是用一种足够简单的方法，可以让读者一目了然的。至于先进的统计和计量方法，应该是为了说明结果的稳健性。

以上两点总结起来就是，来自书本的经济理论和来自实践的经济直觉，是指导我们发现经济规律的关键，而各种先进的分析方法，则是为了更好地检验我们所发行经济规律是否准确是否稳健。因此，我比较推崇问题导向的经济学研究，而不是方法主导的。当然，一种新的创造性的研究方法，常常可以大幅度推进甚至开拓某些领域的研究，所以对新方法的关注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