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福布斯报告称：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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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称报告有夸大之嫌，但宏观税负水平确实偏高

	2005年06月05日08:15

document.body.clientWidth*0.5) {this.resized=true;this.width=document.body.clientWidth*0.5;this.style.cursor='pointer';} else {this.onclick=null}" alt="" /> “痛苦指数”连年上扬　2005年中国内地居全球第二 　　近期，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发表的2005年度的“税负痛苦指数（Tax Misery Index）”在财经界引起轩然大波。这一用来度量全球雇主与雇员的综合税务负担的调查报告称，2005年在全球52个国家及地区中，中国内地的税收痛苦指数位居第二。 　　每年，《福布斯》都在编制和出版“税负痛苦指数”，和其他一些衡量政府负担的指标，为企业和个人在全球选择工作和生活地点提供判断依据。从2000年中国开始进入福布斯的统计开始，中国的税收负担指数便一路上扬，2002年位居第三，2004年第四，今年更是以160的指数“跃升”全球第二，仅在几乎年年位居榜首、具有着过于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法国之后（税负指数174）。 　　“全球第二”有夸大之嫌　但宏观税负水平确实偏高 　　对于福布斯的调查报告，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安体富表示如下观点：中国内地税负全球第二显然是被夸大了，实际上不可能这么高；但是，内地的宏观税负水平确实偏高。 　　安体富认为，报告中对于指标的选取和计算方法有待商榷。首先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税种都较多，而由于税制结构不同，每个税种占收入比重不同，没有可比性，仅从中选取五六个指标，不能代表整体税负的高低。第二，报告所采取的税率都是名义税率，不是实际税负，二者之间有很大差距。比如内外资企业目前沿用两套税法，内资企业法定税率33％，外资企业为15％，实际根据大概测算内资企业实际税负大约为23％，外资仅为11％左右。第三，除了选取指标和口径，有些数字也有明显出入，比如社保金的征收率，在各省市情况不一样，但即使最高的城市如上海、北京等也远没有达到报告中所用的44.5％。此外，报告所选用指标基数都不一样，所得税的征税税基是企业利润，增值税税基是销售收入，个人所得税则是员工工薪所得，不同基数的指标，不便于简单相加。 　　安体富同时表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内地的宏观税负确实偏重。从长远来看，过高的税率还会影响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与国外消费型增值税比我国增值税明显偏高 　　另一位税务专家同样认可我国内地宏观税负水平偏高。这位专家表示，从税制设计的税负水平看,我国内地名义税负水平不算太高,但也不算低,与大多数国家同类税种的名义税负水平相比,属于中等稍高类型。从1994年税改后的税收制度看,几个主要税种税率的设计,都居于中等税负水平。但由于主体税种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与大部分国家实行的消费型增值税相比,我国内地增值税的税负设计明显偏高。目前我国内地增值税的法定基本税率为17％，如果换算成同国外可比口径，即换算成“消费型”的增值税，则税率高达23％，高于西方国家(大多在20％以下)的水平；企业所得税税率33%,属中等税负水平；个人所得税税负设计虽然不算高,但由于起征点较低,税收级距较小,实际起到的调控作用倾向于一般收入水平者,边际税率水平就显得偏高。 　　此外，不同的产业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税负均有差距，不同的企业规模税负损失程度和形式也不同。一般来讲大型企业税负高于中小企业,偷逃税现象较中小企业为少,但欠税较多,税负损失表现为账面税收不能实现。而小企业则多是以不规范的会计核算降低税负,人为(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均有)少缴税,偷逃税现象比较严重。从不同的所有制性质来看,国有企业的税负高于私营企业,私营企业则高于个体户,而外资企业的税负水平几年来一直最低。 　　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征管不力拉大名义与实际税负差 　　捷安国际北京中瑞成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何培刚认为，造成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高昂的原因主要在于其选取的指标名义税负与实际税负之间的差异。 　　无论是外资企业、内资企业还是个人，其实际缴税的税率都会低于名义税率，这种差距在一些征收率高的国家不甚明显，但我国税务部门尽管近年来在不断加强征管水平，征管依旧是一个短板。税收征管手段和理念的相对落后，加大了二者之间的差距。 　　比如说个人所得税，现今一个纳税人有着多种渠道的收入越来越不新鲜，而且越是高收入阶层，往往多元收入也就越多，这对于税务部门能否足额征收形成挑战。目前来说个人所得税的缴税主体，是广大的工薪阶层而非真正的高收入人群，显然已经难以体现公平税负、合理负担的原则。再比如企业所得税，房地产企业高额利润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对照一下地产企业利润在整个税收中的比重，就很难说认可征管的质量和效率。 　　税负指数·政策效应 　　中国高税负——— 　　丝毫没有挡住外资涌入速度 　　通常来说，缴税痛苦指数越高，对外资的吸引力越小。但在中国内地，这一规则有些失灵：高居全球第二的税负丝毫没有阻滞外资涌入的速度。 　　在《福布斯》国际版发布“税负痛苦指数”报告的几乎同一时间，最新一期《财富》中文版发布的《2005年度外商投资调查》清晰显示：中国作为全球最具潜力的新兴市场，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丝毫没有减弱。最近三年，认为外资企业多数盈利的人的比例逐年增加，分别为56.8％、65.8％、69.5％。现在，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承认，它们在中国获利颇丰。 　　《财富》（中文）调查的另一个结果是，如果在中国扩展或者建立新的业务，超过56％的外商认为三年内可以盈利，九成以上的外商认为五年内可以盈利。 　　来自官方的数据，2004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金额为606.3亿美元，合同外资金额为1534.79亿美元。2004年前11个月，反映外商投资意愿的领先指标———中国合同外资金额为1350.38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4.36%。200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535亿美元，2004年的FDI金额比2003年增长了13.3%。 税负指数·专家观点 　　适度减税——— 推进增值税改和完善所得税 无论税收超常增长的原因如何，从结果看，我国内地税收弹性系数和宏观税负的提高，实际上说明我国执行的是增税政策，国民经济的税收负担是重的。从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来看，相关专家主张“适度减税”，当务之急则是进一步完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据悉，我国自1998 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关于要不要减税，一直存在着争论。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分步实施税制改革的问题，其内容包括8 项改革。安体富认为这很明显是一个适度减税的方案。从2004年开始在东北试点的增值税的转型、农业税改，包括大家极为关注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并轨，都有减税因素在内。改革的当务之急，是推进增值税改革和完善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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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第二 中国税负 痛苦指数 福布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全球 痛苦指数 福布斯 税负

税负指数·名词解释 宏观税负——— 另一种考量税负水平的指标 相对于《福布斯》的税负指数，宏观税负也许是横向衡量国家、地区税负水平的更为合理的指标。所谓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一般为一年)内税收收入占该国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 我国内地宏观税负最低是1996年的10.18％，此后每年以接近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2004年达到19％。考虑到社会保障等因素，中国内地目前宏观税负水平将与发达国家持平，再考虑到大量非税负担，实际宏观税负水平则大大超过发达国家，而中国的经济发展还远未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自1994年以来，我国税收一直持续高速增长，1993年全国税收总额仅为4255亿元，11年后税收增长了6倍还多。1998年来，我国连续7年GDP增速均在8％－9％左右，而同期税收增幅年均为19.3％，尤其是2004年，同比增长高达25.7％，税收增幅相当于全年GDP增幅的2.5倍。 尽管有加强税收征管等原因，但要确保国民经济持久、稳定和健康发展，税收与GDP的增长必须保持一个合理的匹配关系。最理想的状态是税收与GDP同步增长维持在税收弹性系数范围内，即税收收入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保持一个科学合理的比率。通常，专家们认为，我国内地的税收弹性系数保持在1.0—1.2之间较为恰当。 税负指数·计算方法 高达160的指数怎么得来的 令中国内地的企业、企业家、经理人及其员工们如许“痛苦”的税负指数是怎样得来的？据悉，这一指数是根据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雇主社保金、雇员社保金、消费税以及财富税6项加总得出。《福布斯》杂志大中华区首席代表范鲁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中国的税负指数是以北京为模板计算的。中国经济正高速发展，“税负指数”高是必须经历的阶段。 高达160的指数的由来大致如此：其中5个主要税种的法定税率企业所得税33％，个人所得税按照超额累进税率的最高档即边际税率45％，公司缴纳的社保金44.5％，个人缴纳的社保金20.5%,消费税则取自增值税的税率17％，再加上占据较小比例的财富税，得出指数为160。（齐雁冰）

来源：《北京青年报》

福布斯扯蛋!中国税收高速增长将持续至2011年.若真有所说那么严重,中国企业和老百姓怎么没感受到?他们不懂中国.中国各地物价千差万别.中国房价都按上海价,中国一个上海就可买下整个美国,但按全国平均价算一个上海还买不了一个华盛顿特区.这就是中国.

作为穷人怎么办才好呢?月光族真难啊，早知道当年先发了再说

2007 福布斯公布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 中国列第三

中新社香港五月十五日电 新加坡消息：此间《联合早报》十五日报道，根据《福布斯》最新出炉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新加坡仍然是全球税务负担最轻的五大城市之一，在亚洲，新加坡的排名只落在香港之后。

最新一期的《福布斯》发表的二OO七年最新数据显示，新加坡的税负痛苦指数是七十九点五，是全球税负最低地区的第五位。全球指数最低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指数是十八、亚洲指数最低的香港是四十三点五。

《福布斯》的税负痛苦指数是根据各地的公司税率、个人所得税率、富人税率、销售税率／增值税率，以及雇主和雇员的社会保障贡献等计算而得，指数越高意味痛苦程度越高。

虽然新加坡的税负痛苦指数保持在低水平，但是新加坡将从今年七月起，把消费税率从百分之五调高到百分之七，并把雇主的公积金缴交率从百分之十三调高到百分之十四点五，因此今年的税收痛苦指数增加了三点五。

除了新加坡之外，菲律宾是税负痛苦指数增加的唯一亚洲国家，指数增加两点。

中国继续是亚洲经济体中税务最重的国家，全球排名第三，税负痛苦指数是一百五十二。第一和第二分别是法国和比利时，税负痛苦指数是一百六十六点八和一百五十六点四。

不过《福布斯》在报告中指出，中国今年的表现有明显改善，它展开的税务改革计划，使税负痛苦指数下降了八点，在全球排名从第二位退到第三位，“而且各种迹象显示中国明年的排名还会再下调。”

整体而言，欧盟十五个原成员国以及中国，是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最高的国家。除中国以外的亚洲其他国家、中东、俄罗斯和美国，指数最低。

中国青年报：期待税负“痛苦”化为国民福利

由于我国现行税制设计时，税收实际征收率不高，为实现增收目的出现了名义上的高税负和实际上低税负的罕见特例。随着税收实际征收能力的提升，百姓实际承担的税负逐渐接近税制规定的名义税负，因此近年企业和居民普遍感觉税负加重，福布斯2005年称中国税务负担排名全球第二。

如同报道中所说，税负水平高低的判定，历来颇具戏剧性。坊间与政府部门对于税负的轻重，之所以总是各执一词，没有一个莫衷一是的说法，是有原因的。首先，由于存在某些制度漏洞，政策随意性大，存在操作空间和权力寻租空间，老百姓的实际税负，远远要比字面上的统计数字大得多。在2005年,虽然全国税收收入总和只不过占当年GDP的15.8％，但是，民生客观上承担的“实际税收”，有重要一部分被忽视了，比如那些名为“收费”、实为税收的名目繁多的管理费、罚款和赞助费等。而这些“税收”不“开条”、没有发票，是显示不到税负统计中的。

此外，还有一种税负的相对沉重。换句话说，就是企业和居民缴的税越来越多，而国民所享受到的回报，也就是说国民福利却没有随着税负的增长而水涨船高，老百姓无法从这种“高税收”中获得高福利，陷入一个高税负、低福利、低保障的陷阱，国民在心理上也随之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和税负相对加重的感觉。

按理说，税收的天赋原则应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只有如此，即使一个国家的税收再高，也不会因此而成为百姓的负担，相反老百姓却能从一种“高税收高福利”的体制中获益。但是，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我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国家仍缺乏兜底的东西。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全国一年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党政干部公费出国考察的费用，高达数千亿元。

这就意味着，一方面老百姓承担着高税收，另一方面税收的钱却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在基本民生的投入上，而是用在了与国民福利无关的其他方面。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公共产品提供不足，公众就无法从一路飙升的GDP和税收增长中享受福利，从而出现工资收入缓慢增长，居民生存成本节节攀高，教育成本以及医疗费用不堪重负，贫困生缴不起学费、上不起学等现实景况。在这种情况下，国民的税负感觉不沉重才怪。

报道说，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已经变得极其紧迫。笔者认为，国民税负之痛关键不在税制改革，而在于如何将高税负转化为高福利。所以，我们在检讨税收政策的同时，应该反思如何将国民税负“痛苦”转为国民福利。因此，理疗国民税负之痛，是一个税制问题，更是一个关乎社会公平的宏大命题。而社会公平的最高境界，是所谓“善意的国家”，即以公共福利最大化为其效用函数的国家，能够洞察公共事务的性质并能够充分解决公共事务问题的国家。笔者认为，税负轻重标准在于百姓福利，现在该是用“国家的善意”来理疗国民税负之痛，让税负“痛苦”转为国民福利，来实现“善意的国家”的时候了。

税负痛苦指数的得分是以各地区最高边际税率计算的，被选用的各税种最高边际税率加总的结果就是税负痛苦指数。如《福布斯》推出的税负痛苦指数即是将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雇主社会保险、雇员社会保险和增值税（或销售税）最高法定税率直接加总，对应我国的具体情况，财产税为零，其他各税依次为企业所得税33%、个人所得税45%、雇主社会保险即公司缴纳的社保金44.5%、雇员社会保险即个人缴纳的社保金20.5%，增值税17%，最高边际税率直接加总得出税负指数为160.

“悍然提高印花税”批判

政府首先要明确，什麽是“过热”或“泡沫”？

“过热”或“泡沫”并非是指经济绝对量，而是某种经济行为造成的相对量。具体到股市，则是 “借壳”、“圈钱”、 上市公司信息误导等等违规违纪乃至违法行为造成的“虚假繁荣”。 纵观中国之股市风云，股本结构的中国特色暂且不论，绩而差上市者有之，皮包公司上市者有之，各种包装、欺诈、炒作成功者有之，凡此种种，早就充当了股市“过热或泡沫”的主力军。除此而外，还有什么因素在推波助澜呢？大家一定还记得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发审委工作处副处长王小石一案：王小石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据知情人士透露，王小石每出售一份发审委委员名单，价钱在二三十万元。在职期间，王小石向众多企业出售了这样的名单，获利总额近千万元。中国企业上市的“规矩”就是，要想A股上市，就要拿出少则几百万多则几千万元的“公关费用”，这在证券业内早已不是什么新闻。难怪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卸任后说：“我刚到证监会的时候，已经听说外面有很多传言，说发审委怎么黑暗，怎么贪污，其中提到发审委委员，也包括证监会人员……。”试想，监管人员的权钱交易意味着什么？由此引发的不是股市的“过热或泡沫”又是什么？

古人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在等级森严的当代社会，这一古训仍不失其现实意义。面对王小石这样的“家丑”，管理层如果不是投鼠忌器，政府如果还是纳税人的政府，那就应该反躬自问：王小石一案是偶然的吗？他所暴露的是不是制度性腐败的冰山一角？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证监会在股市“过热或泡沫”的形成上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通过分析，人们就可以发现，加大查处和打击上述两种行为的力度才是有的放矢，才是维护股市秩序，才是促其规范健康发展。不是吗？与提高印花税同日公布的查处“广发借壳”事件，同样是对股市的“利空”或“打压”，同样是一次风险教育，同样起到了调控作用，为何股民没有唾骂，舆论没有哗然？就因为它是激浊扬清，对症下药，“最广大人民”当然拍手称快；反之，针对所有股民的盲目打压，与政府任意提高所有公民的税负一样，只能是苛捐杂税，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最广大人民”当然要喝倒彩！一位学者说得好：一座楼有垃圾，就要咂毁整座楼吗？

悍然提高印花税的确是管理层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了政府的态度。但是，目的、态度是一回事，采取的方法、措施却是另一回事！在堂而皇之的目的后面，采取的是囫囵吞枣、盲目打压的手段。无独有偶，2200多年前，秦王曾因来自韩国的使者蓄意削弱其军事力量而下令驱逐所有外国使者，但后来闻过则改，收回成命，为不久统一六国打下重要的人才基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现今股市对于市场经济的形成和中国经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早已彪炳史册，勿庸赘言。如果一句“维护股市秩序，促其规范健康发展”就可以不择手段，就可以“非秦者去，为客者逐”，那就是弱智的诡辩！就会成为贻笑天下的股市“逐客令”！

古人说，苛政猛于虎。但人民不会忘记：失去民意、冷却民心的“虎”不过是“纸老虎”！只是管理层的自残行为！因为提高印花税虽然使股市受挫，管理层日进斗金，但有识之士早就指出，老百姓对强权行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政府轻举冒进，视自身形象和公信力如同儿戏，其损失远比股民的损失大得多！

行文至此，又闻某放言“资本利得税”云云，这不禁让人想起了鲁迅先生的话：“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未曾阔气的要革命，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唉，不回避上述“过热或泡沫”的两大症结，岂不是断了官员们“寻租”的财路吗？

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

中国税负水平如此之高，仅仅是以北京为考察对象，有失一般性，应该综合考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