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农业的商业化脱贫越脱越贫！！（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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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国家与农业商品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扶贫政策的出炉就是为了解决农村贫困。但扶贫政策背后其实是一种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其相信社会发展必然走西方工商业国家的道路,工业化、私有化、市场化和商品化是社会进步的象征(古学斌、陆德泉,2002)。而要解决农村贫困的状况,农业必须走商品化和市场化的道路。因此改革开放初期,ZF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引进外国资本以发展工业,同时大力发展商品农业,盼望早日达到高度工业化和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这些信念已经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连贫困地区的地方官员也相信发展工业和农业商品化才是脱贫的灵丹妙药。以上故事发生地的县乡ZF就是这样期望的。1998年乡ZF与商人合作,打算开办糖厂就是希望能够增加县里的收入;2001年优质稻的引入也完全出于商品化的考虑。记得2001年5月我们与县长进村的时候就围绕种植优质稻的问题与村干部有过一些讨论。当时县上积极推广优质稻和抛秧种植法,村支书和村主任却向县长反映，村民反应不热烈,县长要他们做好宣传工作。村支书面有难色地说:农民负担问题在改革开放时期非常严重,激起农民的反抗,也产生了对ZF的认同危机,引起了中央ZF的关注。“农户不原意种优质稻是因为其产量低,而杂交稻产量高”。县长说:“有几个办法。农户可以种优质稻,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卖,得到现金后到市场上去买杂交谷。或者把优质谷与粮站交换杂交谷。”我们对县长说:“农民从来无法掌握市场的价格”。县长说:“去年ZF已定了保护价。”我说:“农民其实最担心的是上面作了保证,到时候无法兑现。”其实县ZF连续几年推广洋芋种植就是企图把农业商品化,把农民的产品推向市场。由于地方政府官员相信农业商品化能够为他们增加收入,解决财政困难局面,于是他们与商人签订合同,用行政命令强制村民生产商人所需的原材料,改变了生产的性质。就算地方ZF不是真正相信发展主义的神话,在中央ZF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的大方向下,中央政府不但要求高层领导———各部委,更是要求地方各级ZF发展商品经济。中央ZF将经济增长视为政治任务和考核官员的重要指标。地方ZF官员为了建立政绩,需要不断向上级显示出积极跟随经济发展方向,创新开拓的气魄。地方ZF必须加强对经济发展的领导作用,加重了地方ZF推动经济发展和吸引投资角色的要求。特别是ZF经济改革的重要方向还要与世界经济体系接轨。在全球化挑战下,不少传统的农业无法在国际市场竞争,区域间的贫富悬殊不断拉大,于是,中央ZF决定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开展全国性的扶贫行动,实施西部大开发。这种透过行政命令强制推行农业政策的发展形态,陆德泉等学者称之为国家动员式发展主义(陆德泉,即将发表)。他说:“这是发展主义与中国动员式官僚体系结合的产物。虽然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经济改革,逐渐脱离原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虽然现在没有计划经济的硬指针来操纵所有的经济活动,但是中央ZF和地方ZF还是非常强调一定的高速经济增长作为各级ZF追求的目标。这种片面以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指针与二次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主义价值非常接近。在具体的经济发展目标上,采取的是追赶的策略,要追上美国、西欧和日本这些已发展国家的工业化,模仿它们在生活水平、经济结构、商品化、城镇化的发展途径。”从制度上看,中国ZF对经济的介入也采取了直接兴办和管理企业,到间接调控经济的方式。中央ZF无论是模仿,还是路径依赖,均是采取了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之发展式国家道路,强调ZF对经济的间接介入,譬如通过产业倾斜计划、政策优惠、政策性贷款、税务优惠,等等,来推动特定产业的发展。然而这种国家强制介入的发展方式是否有效呢?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三)发展农业商品化在世界各地都在进行,学者们对其产生的结果已经有很多的讨论。农业商品化改变了农村经济的内涵,农民的生产不再是为了自己,他们的产品不是为了生存的缘故而生产,而是变成了在市场出售的商品。农业商品化虽使部分农户收入增加,但也使农民在面对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市场的不稳定性时,失去了对自己生计的控制能力,因为市场上的商品价格决定了农民的收入。这种情形对贫困山区的民众是非常危险的。在中国内地的贫困山区,大部分农户仍然在温饱线上挣扎,情况较好的也不过是温饱的状况。例如凹寨,有些农户一年中4-6个月是断粮的。稍有天灾人祸,连口粮都没有。其中有两个自然村寨的农户靠借高利贷度日。在凹寨目前的状况下,粮食生产对于农户的意义是解决吃饭问题,而不是赚取现金。所以种植味道好而产量低的优质稻对于连饭都吃不饱的凹寨村民来说是不切实际的。当地官员对村民抗拒种植优质稻的反应是“现在的村民缺乏商品意识”,他们觉得粮食不够吃可以把优质稻拿到市场上卖掉,然后购买杂交稻吃。因为优质稻拿到市场上可以每亩多卖50元。但我们质疑的是,到底当地民众生产的优质稻是为了谁的消费需要?随着近年来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城镇居民对饮食的要求。陆德泉把这种地方ZF干部因应动员式发展主义而采取的应对策略称为政绩政治。而且,政绩政治可以把官僚体系中的集体利益和官员的个人利益结合起来。一般来讲,杂交稻是亩产800斤,收购价是0.8元Π斤。优质稻大约亩产600斤左右,但收购价却是1.5元Π斤。也越来越高,农民种植优质稻其实很大程度是满足城里人的需要。先不说种优质稻是否一定可以提高村民的收入,村民长途跋涉把优质稻运到市场出售,然后购买杂交稻扛回家,对于交通极不便利的凹寨村民来说,已经是非常烦劳的过程。另外,当地民众对ZF这种“必赚”的逻辑亦深表怀疑,他们的怀疑来自他们的经验教训:甘蔗种植的失败和当地ZF在事件中失信于民,使村民不再相信ZF所承诺的保护价。优质稻的亩产比杂交稻低200斤左右,如果优质稻的市场价格不稳定,凹寨的很多民众将面临缺粮的威胁。虽然当地ZF屡次承诺保证价,市场的无可预测性使得ZF无法真正控制市场的价格,甘蔗、洋芋事件就是很好的例子。种植洋芋也不是当地民众的需要。本来凹寨村民在小春大都种植油菜,其投入少,不像洋芋那样需要投入那么多的肥料;油菜虽不能为村民带来很高的收入,但却能为村民挣取春耕需要的化肥钱。现在ZF强迫农户种洋芋,连续几年亏本,非但不能为村民提高收入,反而使村民连春耕的化肥钱也没了。根据我们在村里所做的调查,很多村民说明年小春他们还是会种油菜。又例如,当ZF推广优质稻的种植时,也同时引入新的抛秧播种方法。抛秧方法虽然比传统插秧方法省去很多时间,但抛秧的田需要更多的化肥,因此许多农户不愿意使用,因为化肥对于凹寨的农户来说是沉重的负担,他们感到成效比不上传统的种法。其实当地民众很了解自己生存的环境,也有自己的生活逻辑。他们很清楚自己的需要是什么，。像像凹寨这样的农村,农民最关心的是吃饱肚子,如果连吃饭都保障不了的话,收购价再高对他们来讲也没有意义。对于农民来说,生存保障是他们第一考虑,而不是挣钱。然而一直以来,ZF的许多官员和一些外来的专家往往把农民看成是愚昧无知、缺乏商品市场意识,不懂得面向市场。在发展、进步的旗帜下,国家的干预被看成是必然。我们虽然不怀疑国家介入农村经济发展背后的良善意愿,但他们一厢情愿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强制性地为农民做事,可能会对当地民众的生计构成威胁。今天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国家的干预不是真正考虑当地民众的需要、帮助当地民众脱离贫困,而是为了达标、为了政绩、为了与商人合作从中赢利,这样使本来已是非常贫困地区的民众更加陷入贫困的状况。现在,不同的发展组织不断提倡参与式发展模式,是因为看到以往那种强制性的发展模式不能真正满足当地民众的需求。所以我们要问的是:到底ZF提出的发展是谁的发展?当我们在计划一些经济政策的时候是否用心聆听了当地民众的声音,让民众真正成为发展中的主体?为什么不能给农民一些自主权让他们自主选择呢?

小 结，凹寨的故事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故事,许多有关中国贫困地区发展的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发现,那就是贫困地区地方ZF对农村社会的干预依然很频繁,基层干部依然用一种强制性手段去实现对农民干预的目标。所在地民众并没有因改革开放摆脱ZF的经济干预,相反他们面临着新的困扰,各种各样的经济政策不一定能带领当地民众走出贫困,有的政策甚至使得本身已经脆弱的农业经济面临破产,民众的生计受到威胁。这其实并不只是中国的特例,外国也有类似的经验,像费格信、格那与路易斯、斯科特的研究都指出,不少国家对发展的介入不但带来失败,更进一步带来意料外的后果:加大官僚的权力,削弱民众的权力,带来进一步的贫困化。贫困地区ZF面对资源和信息的缺乏,无法像沿海一带或富有地方的ZF一样发展工业,只能从农业上想办法解决农村的贫困,希望能够增加农户的收入,从而增加ZF的税收。然而也因为缺乏信息,其实国家对市场也无法控制,当地ZF的经济政策越来越受市场或者资本的影响。中国ZF强调扶贫应以发动群众积极性为目标从而促成“造血”的效果,在现实上却是自上而下的动员,地方群众没有机会参与表达他们的需要和对扶贫项目的意见。在自上而下的动员模式中,扶贫项目不单引起地方ZF与民众的冲突,甚至令贫困民众陷入困境,甚或造成“返贫”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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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化 发展中国家 年代的中国 工业化国家 西部大开发 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