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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之花 一花五叶
——《叶坦文集·儒学与经济》读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叶坦研究员是当今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中坚学者之一，其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叶坦文集·儒学与经济》（以下简称《文集》）是我从读大学本科时期一直想一睹为快的著作。当读到作者《自序》中“我仿佛看到自己治学的蜿蜒足迹汇聚而成的上述五个篇章，像是环嵌在‘儒学与经济’花心的五片花瓣…”忽然想起达摩传钵慧可时所咏的诗偈：“吾本来东土，传世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这也是我将本文拟作此题的原因。
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持续繁荣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更好发展需要新的研究方法提出、尝试以突破目前的研究瓶颈，叶坦研究员为此而长期埋首书斋，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宋代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学术史、经济范畴史、东亚经济思想史等等研究领域的拓殖，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文集》便是其一直以来探索出的部分成果的汇总。正如前文所云，此文集分为五个部分即：“理论篇”、“历史篇”、“思想篇”、“比较篇”、“现实篇”，下文选择其中的部分章节作一简单的介绍，顺便谈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
“理论篇”共有六篇文章，其中《儒家“无为”说——从郭店楚简谈开去》是我本人十分推崇的文章。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相互补正可能会得出不同既往的学术观点。近年来，由于大量的文物的出土，突破了传统文献的局限，扩大了研究所参考的文献范围而得出了一些新的观点，由此，重写学术史尤其是文学史的说法不断有人提及，“传世先秦汉文献不能反映中国上古文明的全貌” [①]已为学界共识。先秦诸子的经济思想在相应的资料尤其是经济思想史的著作中，较多论及的是百家思想的差异性而少有论述诸家经济思想中的一些类似的观点。文章从郭店楚简入题，以出土史料结合古代文献进行考究，打破原有的思想文化史理论的桎梏，更为难得的是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模式。
《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考察——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与发展优势论析》从经济学术史的角度介绍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自诞生以来的发展状况，考察不同时期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及学术特点，以起开启经济思想史研究创新途径。正如作者在前文中所提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则以源头资料的发掘为基础，以集众家之长为特征，……”那样，叶坦研究员对史料整理所得出的研究成果是卓著的，第八届“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奖作品《“中国经济学”寻根》即为例证。该文对一个常人极易想到，但若缺乏相当史学功底难以进行深入研究的命题进行学术探索，并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开明宗义：“经济学术史研究，首先是经济学说史或经济思想史学科责无旁贷的职责。”通过对“经济”、“经济学”在语源上进行考释后，作者指出“建立本国经济研究学科，包括从基础理论上的探索和本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前者的目的在于“理论创新适应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并建立系统的中国经济学（包括广义政治经济学层面）理论”；后者则是“以求总结提炼本国经济发展的基础理论，并有利于分析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并介绍了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
“历史篇”和“思想篇”的十五篇文章主要集中于宋代史研究。宋史的研究是叶研究员的专长之一。“叶坦在读大学本科时，就对宋史研究很感兴趣，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在硕士研究生阶段继续坚持宋史学习，…”[②]，其博士论文《富国富民论——立足宋代的考察》是我国第一部宋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专著。近年来，叶坦研究员编撰了一系列宋史研究的专著，如《大变法：宋神宗与诗意世纪的改革运动》、《中华文化通志—宋辽夏金元文化志》（宋代部分）等，展示了其在宋史研究上的功力。本文集所选录的“历史篇”文章分别涉及金融史、工商业史、国家控管经济史等等诸多领域。从“思想篇”的八篇文章中可以窥见叶研究员“将经济思想的研究拓展到具有一定时间性、系统性和普遍性意义的经济观念及其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中进行研究”[③]方面所做的努力。跨学科研究可以以多角度为视点对经济史料进行重新评价与估算，扩大经济思想史在其他学科门类如区域史、思想史等领域的影响,《宋代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研究——以叶适为中心》即为有重地的发声之作。文章作者提出明清实学可溯及在宋代发端，宋的实学倾向有“践履”、“事功”之分，通过考辨其产生的地域经济文化背景和学术思想变迁，论证了以叶适经济思想为代表的浙东实学的反传统倾向和实用特征。文章新见迭出，史料详实，可谓中国经济思想史跨学科研究之表征。
中日两国走向近代的异途是值得深究的课题。思想文化是影响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经济思想更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环。中日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是近十几年来新兴的研究方向。近年来，叶坦研究员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从经济思想文化的角度，阐释了一些很有创建的观点。其前期作品主要论述中日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可行性，后期的著作相继拿出了部分研究个案。日本江户时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的发展，“日本社会中‘町人’（主要是指商人）的经济势力和社会地位逐渐提高” [④]，因此，相应的社会思想中必然会有一些商业因素，石门心学“即是商人思想家改造的儒学”[⑤]；宋代以来，治生思想开始逐渐为社会下层统治阶级接受，“在清初已开始形成为经济思想的重要支脉”[⑥]。叶坦在其研究长文《中日商品思想比较研究——以石门心学和清初实学为中心》（本文集未收入）中,首先从学理上进行分析，考察了中日商品经济思想的学术价值和开展研究的意义，进而对石田梅岩的思想与石门心学的的经济思想以及清初实学的时代特征与经济思想的传承进行详实的铺陈，通过对两者的代表性观点：四民平等观与“工商皆本论”、“正直”“简约”的商人之道与许民“自利”和“安富之说”对比分析，指出：尽管中日商品经济思想有很多的类似观点，但由于内涵实质及社会体型的不同，对两国近代化转型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从商品经济思想的视角进行了有卓见的考察。
经世济民是经济学的学科使命，经济学者不能不对现实问题做思考。“现实篇”中，从《“结合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初探》到《经济全球化与民族经济学》都折射出著者本人的应用经济学修养，蕴涵了其独特见解，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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