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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经济世界的演绎
——以新国家财富的视角审视市场和ZF角色
一
尽管今天，我们拥有一个纷然繁杂的经济世界，使许多睿智的人也迷失其中。然而经济世界自从人类历史伊始而存在，历经了数千年的发展，有两个主题从未变过，这两个主题也囊括了经济世界中所有真正重要的内容——物质财富的创造和分配。
二
在这个崇尚财富的时代，我们看到真正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的并非货币财富本身，而是通过货币财富能够实现的福利和效用，货币仅仅是支配物质资源或物质财富的权力凭证，而货币的消费实践是这个权力支配凭证所有价值的来源。
正如让.巴蒂斯特.萨伊所说的：“人们所给予物品的价值，是由物品的用途而产生的。有的东西能维持人的生命，有的东西可制为衣服，有的东西可建成给人抵御狂风烈日的房屋，有的东西可满足人们的嗜好和虚荣。后两者也是一种需要……当人们承认某种东西有价值时，所根据的总是它的“用性”。这是千真万确的，没有用的东西，谁也不肯给予价值。现在让我把物品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力量叫做效用。”
所以，各种具有具体物质形态的消费品如食品、衣物、交通工具，能够直接带来精神效用的文化产品如电影、书籍、艺术品，以及可以由人独立创造的服务，这些都是效用的来源，这些是物质财富，是经济世界中最终对我们有所意义的东西。
三
我们把在物质财富创造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要素叫做生产要素，而把生产要素凝结成物质财富的过程叫做生产过程。这样，当我们去审视凝结成物质财富的生产要素时，我们会发现促成一个物质财富的产生的要素是繁杂而多样的，这促使我们去理清这些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比如一台电脑，贡献于其诞生的要素有：人类劳动、机器设备、技术、原材料、土地厂房、经济制度、企业制度等等。而我们又看到这些要素并非处于一种简单的并列关系，比如制度决定了一个产业技术更新换代的能力，所以在某个层面，制度通过影响技术参与了物质财富的创造。而机器设备处于一种“中间状态”，虽然它不是最终的消费品，但它作为构成最终消费品的要素其本身也凝结了人类劳动、机器设备（生产机器的机器）、技术、原材料、土地厂房、经济制度的贡献、企业制度的贡献等等。
四
一个天然的动机使我们去关注导致物质财富产生的各类要素，而不是现有的物质财富本身。因为我们开始理解，现有的物质财富是一个存量概念，它并无法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的真实状况。我们可以给予一个非洲原始部落大把的消费品。这样，在物质财富存量层面它是富裕的，而在较长的时间上看，它仍然是贫穷的，因为它缺乏物质财富的产出能力。相对的，如果我们剥夺了美国所有的存量物质财富，使其在物质财富层面是匮乏的，但新的物质财富能在不久的未来大量产生，所以这个国家仍然是富裕的。物质财富是经济世界中对我们有最终意义的东西，但我们所关注的不是它现有的存量，而是从现在起到无穷未来的时间轴线上的产生状况。
于是，当我们站在现在的时点，去考察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可以预见的未来的物质财富的产生的状况。我们就会自然地在观念中去构建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的概念——一国的经济状况并非被现有的物质财富的存量所衡量，而是被物质财富创造的能力所衡量。这种创造能力就是我们构成物质财富的生产要素的供给状况，包括：劳动力、技术、土地、厂房、组织状况、经济立法等等。如果物质财富对应了人的事业成果，那么这种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对应了人的“禀赋”——也就是“要素禀赋”。经济体的这种禀赋如同人的禀赋那样可以在时间中缓慢地养成并发生变化。
在更深的一个层面，我们看到经济体的要素禀赋中的元素作为构成物质财富的因素，其本身的存在以及未来的变迁是由其他要素所决定。比如，在之前的例子中，我们会把技术作为一种要素禀赋，但技术受到基础科学以及文化、制度的影响催生，并受三者支配不断演化变迁。这使我们意识到，一个更高层面的要素决定了一个经济体“要素禀赋”的产生和变迁。这个层面的要素不会体现在物质财富的生产要素清单中，但是对于物质财富的产出能力——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却有着催生和引导的作用。
五
我们的时代，经济学家关注经济的增长、人口收入的增长，这些指标是真实层面的经济在货币层面的表现，而这些货币层面的关注可最终归结为真实层面的一件事情——物质财富的产生在时间轴上的分布。
反过来，这就使我们去反思我们对一个经济体状况的度量——我们如何去判断一个经济体的状况是优于另外一个。比如，两个国家本年度的国民消费是一样的，其中一个国家处于要素禀赋变化的停滞状态，而另外一个国家由于制度的优势，要素禀赋中的技术要素正处于高速增长的状态。那么我们会认为后者的经济状况优于前者，因为在不久的将来，其能够成创造的物质财富将超过前者；再比如，一个国家因为金融冲击，国民经济处于半瘫痪的状态，这一季度的国民产出下跌了超过50%。但我们意识到它仅仅是处于一种“禀赋组织紊乱”，而要素禀赋本身并没有受到损害，技术、自然资本、人力资本、设备土地厂房资本、以及经济立法都没有变化。因此，我们相信ZF能够很有把握的在短期恢复禀赋的正常组织。所以我们不会因为一塌糊涂的经济指标而认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处于一种糟糕的状况，因为未来这个经济体能够创造的物质财富将根据其要素禀赋的状态很快回升。
于是，当我们回到150年前亚当.斯密探讨的国家财富的课题，也就是这个时代经济学家关注的经济状况、经济增长，我们会走向一个度量 ——它衡量了国家在时间轴线上的物质财富的产出，也可作为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经济状况比较的依据。
一国的财富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类国家财富：物质财富存量。以这个层面物质财富的现值，作为其作为国家财富的度量。第二类国家财富：要素禀赋。我们以这个层面的要素对未来每一时期物质财富产生的贡献，折现 到今日的和作为这类国家财富的度量。第三类国家财富，包括制度、文化、教育、基础科学等。我们通过评估这个层面要素对第二层面要素影响的能力（虽然它们的作用非常不确定），去评估他们的存在对未来财富产出能力形成的贡献，进而通过第二层面的估值方法评估它的价值。
根据这样的精神，以下这个方程粗略地描述了三类要素对国家财富或经济产出（在时间轴上的）的影响能力：
F=c+ v/r+a/〖γr〗^2
其中F是国家财富，c是存量物质财富，v是现有要素禀赋，a是第三层面要素对经济禀赋的正面驱动力，r是折现率，γ是不确定性乘数。 这个方程可以用来描述3类要素对国家财富的贡献的能力。现有的物质财富仅仅代表存量，要素禀赋决定着可持续的物财富的创造能力，而第三层面要素则决定着经济的增长率，它的效果在长期会非常显著 。而正如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所说：“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ZF的哪些政策选项能够对长期增长率有影响（即方程中第三项），即使再小，对我们生活水平提高的贡献，也远大于反周期政策和对微调进行研究的整个宏观经济分析史所做出的贡献。”
六
延续着这样的框架我们继续在实体经济层面考察这三个层面的财富概念。
第一类国家财富：存量物质财富。这个层面包括一切现有的可以带来直接效用的物质财富，包括食品、服装、房屋、土地、消费品、服务等等。当国家停止一切生产活动时，这个层面的财富是所有可带来效用的财富。
物质财富根据其带来效用的时间长度，从一次性消耗的物质财富如食品、服务，到一定时间内消耗掉的物质财富如电视、手表、衣服、住宅，再到永久性产生效用的物质财富如土地。在货币层面，使用年限的不同能导致很大差别，在会计上，非一次消耗的物质财富，按照折旧后的剩余记入主体的资产项目，可以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变现，走向消费或投资实践。那些永久性产生效用的财富，比如土地，其价值不会随着使用而衰减，这样的物质财富是适合作为物质财富或生产要素支配权力的储存载体，可以在合适的时候变现，进入消费及投资实践。
在要素禀赋层面，我们根据要素属性的差异将原始层面的生产要素 划分为四类——自然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组织资本。
自然资本，包括土地、矿产、森林等等。在凝结成物质财富的过程中，自然资本一般而言会被排他性的占用，比如一堆木材如果被用来建筑木屋，就无法被用来制造纸张。所以自然资本的价格形成依赖集合竞争定价。最终的价格为自然资本对物质财富创造的边际贡献。
人力资本，不是一个量的概念，而是一个结构的概念，即——人力资本结构。比如我们会说，某个经济体的正常运转需要多少的企业家、技术人员、工人、ZF职员、警察等等。理论上，一个时期最优的人力资本结构应该是不同专业素养的人口数量和产业结构所决定的不同专业素养的人力资源的需求相匹配。因为，过多的教育相当于教育资源的浪费，而不足的教育则无法满足产业的需求。
技术资本，源于基础科学的进步。从微观上看技术资本的产生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而一旦产生，从人类社会的角度，技术资本就能够零边际成本的无限使用，从而产生和经济体规模成正比的正面外部性。这是技术资本相对于其他三者独有的特性，它使特定的技术，其对物质财富形成的贡献随着其作用的经济体的规模增大。也因为这个特性，如果不是被置于清晰的产权环境中，技术研发投资者将无法获得足够的回报，所有市场主体也会处于搭便车的博弈状态，等待从他人那里获得研究成果。这样的不良激励，使市场整体对技术研发的投资就会不足，市场的最终分配决策，就会大大偏离人口福利最大化的目标。
组织资本，这里仅仅指和经济相关的组织。包括，经济系统的宏观组织状况、微观的企业组织状况等。“组织”指一种组织的形式，组织形式的具体内容包括：制度、法律、惯例，以及他们所蕴含的微观主体间相互联系的逻辑。
我们看到这四类要素没有一类是能够独立地去产生物质财富的，它们相互配合完成了国家财富的产出。除此之外，每类要素，它对物质财富产生的贡献能力取决于其他要素所营造的环境。这使我们除了注意特定要素禀赋的供给能力外，更注重要素禀赋供给的整体结构。比如，一个汽车工程师在德国对国家财富产出力形成的贡献远远大于他在非洲原始部落能够形成的贡献；再比如，同样的铁矿石，在1000年前仅仅能够用来生产兵器，容器，现在可以用来盖楼、造船，其对物质财富形成的贡献也是不同的。
七
因为要素禀赋层面的状况决定了一个经济体财富产出的能力。对于要素禀赋层面的分类，使我们得以看到繁杂的要素禀赋蕴含的相关性，能够为国家经济战略提供可靠的逻辑。以下我们例举了一些分类，并简单阐述他们对国家经济战略的启示。
要素边际影响力的高低。即特定要素发生变化时，对经济产出的影响能力。比如我们经常说的短板效应，经济体可能在发展特定的产业时，已经具备了设备、技术、人力资源，但缺乏相应的基础设施，这个时候在基础设施这个要素的投入能够马上拉动其他要素的运转。短板效应虽然常见，但不囊括系统所有的要素贡献关系。在方法论上，我们需要细致地考察系统的机制逻辑，结合现状，才能判断要素瓶颈的位置。在系统发展的战略上，我们看到，不突破瓶颈，而盲目加强其他方面的要素，对于系统功能是没有意义的。
是否具有系统重要性。有些要素对系统功能的实现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它的增强未必对系统功能能产生很强的边际正面影响，但它的缺失却足以对系统功能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些要素被认为是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要素。比如经济立法，在经济立法缺失的状况下，经济系统的运行必定是混乱的，很多依赖系统稳定才能发挥作用的系统功能都将瘫痪。但在经济立法上的努力进行到一定程度，继续对其下工夫起到的作用就不会特别明显。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要素，需要重点的维护，它的富余不会导致很大的差别，但它的缺失对系统却是致命的。它关系到系统发展过程中的稳定性。
是否具备自我增强反馈环。当特定禀赋为经济体的特定产业在竞争中带来比较优势时，这种比较优势如果反过来增强了这个禀赋，那么就形成了一个正向反馈环。禀赋就会自然地不断增强。这是我们经常能看到的现象。比如，汽车生产中的技术禀赋使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而使汽车出口占据其出口的绝大比例。这样一来，该国市场会继续保持在汽车技术的革新上的高比例的投入，其在行业中的地位也有助于其获得第一手的研究成果。汽车技术禀赋就会不断增强。禀赋自我增强的正反馈环使某些禀赋的先发优势变得非常重要。和先发优势带来的不断自我增强的过程相对，另外一些禀赋如果一开始处于劣势，则在不进行干预的情况下会不断变得更弱。这些都是我们在变易的禀赋层面需要关注的，并需要在发展战略中重点考量的。
是否可外部引入。一些禀赋并不需要自己滋养产生，可以通过某种方式从外部获得。比如，原材料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获得，一些技术禀赋也可以购买得到。但有些禀赋不可避免的需要自己去创造产生，比如组织禀赋，除了组织理论可以外部习得，剩下的工作，从理论本土化到最终落实都是自己的事情；人力资源可以从外部引入一部分，但长期而言还是需要依靠内部培养。另外一方面，并非所有可外部获得的要素禀赋我们都会从外部购买。是否外部获得，需要考虑两点：其一，自己创造这类要素的消耗，和外部获得的成本孰大孰小。其二，这个要素是否具有系统重要性，对于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要素ZF需要具有足够的控制力，所以格外需要来自自身的供给能力。
稳定性和不稳定性。一些要素禀赋在获得之后，未来是否失去并非主观意志可以控制。我们会偏好那些稳定性强的禀赋，一旦获得就不容易丢失，这使我们在战略规划上可以进行较为精确的设计。而稳定性不强的禀赋，我们需要考虑是否需要投入去降低它的不稳定性，因为降低不稳定性是会产生成本的。不稳定性强的禀赋如果处于系统的重要位置，则会使我们很难做精细的战略规划。此外，不稳定性禀赋的存在如果作为其他禀赋发挥作用的条件，那么可以断言这个系统是不稳定的。因为禀赋的不稳定导致的波动能够在系统中扩散，进而影响系统的功能。比如一个国家的产业高度依赖石油资源，这个国家仅仅从一个国家进口石油，而这个石油供给国又处在持续的政治动乱中。在这个例子里，石油作为资源禀赋直接影响了该国技术禀赋、人力资源禀赋等是否能发挥作用。在发展战略中，我们需要重点关注那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禀赋的稳定性。因为他们的稳定决定了系统的稳定，也决定了系统在战略规划上能接受多高的精细程度。
是否具有可替代性。有些要素禀赋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比如在人力资源要素中，不同专业的人才从事不同专业的事务，当特定专业的人才缺失，唯有通过再教育，否则无法使人力资源越俎代庖。另外一些要素发挥的作用是可替代的。比如自然资源要素中的能源，石油、煤、天然气相互替代性就比较强。可替代性使很多即使发挥重要系统功能的要素未必是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因为其缺失可以被其他要素所弥补，并不会对系统功能造成严重影响。
可变能力、短期可变、长期可变。贡献于经济产出的几个要素禀赋：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产出资本、技术资源、组织状况。其中自然资源供给在50年的时间内可能都是不会变化的，如果我们意在制定50年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种不可变的要素禀赋。产出资本，包括产房、设备，他们可以在2年内增加添置，而人力资源的塑造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所以相对的，前者是短期可变的，而后者是长期可变的。企业组织状况的变化需要时间短，一个新的管理理念可以在数年内传播并在各个企业中广泛扎根，这个要素禀赋是短期可变的；而社会大组织的组织状况的变化，比如经济立法的完善，市场结构的重塑，需要的时间长，因为往往涉及大型改革，是长期可变的；技术的革新也非一两年可成，对新技术的投入往往在技术走向运用前5-10年就开始了，因此技术是一个长期可变的禀赋，当然它是可外部引入的，这点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显著的“后发优势”。要素禀赋层面的变易性是稳定演变系统（比如经济系统），长期变迁最深层的动力来源。
八
能够形成竞争优势的禀赋往往具有两个特征。其一，它处在“要素瓶颈”的地位，对系统功能形成边际改变的能力很强。其二，可变性弱——是不可变的，或是长期可变的。这类要素禀赋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提前进行滋养，可极大程度贡献于系统长期功能的增长和系统竞争力。这使我们接着把目光投向第三层面——禀赋主导层面。
在经济系统的例子中，我们列举了制度、文化、教育、基础科学为第三层面的禀赋主导要素。教育系统持续地为国家输送新的人力资源，根据产业结构的变化改变输出的人力资源类型，使人力资源结构和一国的产业结构相互匹配。教育与产业的关系不仅仅是被动的适应，特定素养、知识结构的人才作为瓶颈位置的要素禀赋，一旦产生就会促使其他相关要素形成 ，拉动产业结构的变化。因此，在经济系统中，教育虽然不直接贡献于物质财富的产生，但它间接贡献，并且在很多情形下驱动了产业的升级。科学理论（相对于技术）虽然也不直接贡献于财富产出，但是它具有潜在的改变技术禀赋的能力，它使技术朝前发展，使新的产业得以产生，人口能消费新类型的物质财富。而一些类型的技术变化可能使人类发现新的可利用自然资源，这就对自然资源禀赋形成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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