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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来自联合早报
社论：新加坡可发展为金融智库
2013年10月16日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尚达曼最近获得《欧洲货币》杂志今年度“最佳财长”荣衔。两年多前，尚达曼是第一位亚洲人受委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属下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主席，为该组织的董事会提供咨询。这些发展不仅是肯定了尚达曼的财经睿智，也反映了新加坡这个金融中心在国际上享有的地位。
《欧洲货币》指出，一些国家难以摆脱经济荣景与衰退的交替循环，而新加坡这城市国家则稳步晋升为高收入的国家，这凸显了不同经济思想的竞争。此外，新加坡是全球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在确保全球化进程的持续有重大的切身利益，加上它在经济政策上没有感情的包袱，因此它最有条件发挥金融外交的角色。
乍听起来，这似乎像是蚍蜉撼大树，不自量力。虽然新加坡在人均国民所得上，排在全球前列，还超越了美国，但从经济实力而言，我们还是个很小的经济体。然而，随着金融业在新加坡经济的比重上升，加上全球金融市场瞬息万变，在接下来的发展阶段，金融外交对新加坡的重要性，将不亚于传统的战略外交。
金融业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12％，雇用的人数占总劳动力的5.5％，而且是属于高收入的行业。新加坡目前是仅次于瑞士的全球第二大财富管理中心，并在最近超越日本成为亚洲最大及全球第三大外汇交易中心。外来资金是新加坡金融中心的支柱。截至去年底，新加坡管理1.63万亿新元资产，其中约有八成来自海外。此外，新加坡的亚元市场总资产也超过1万亿美元。瑞士中央银行最近选择在新加坡设立海外第一家分行，管理其亚洲货币的储备资产，意义尤为重大，毕竟瑞士是全球最大的财富管理中心。此外，中国央行也委任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为人民币清算银行，从而推动新加坡发展为香港以外的另一个人民币岸外市场。这些发展，充分反映了新加坡在金融业发挥的枢纽角色。
要更好地扮演金融枢纽的功能，我们必须在金融问题方面，有能力提出可行的真知灼见，以确保新加坡能在国际金融事务中占有一席之地。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在金融及银行条例方面，做了不少变革，而这些改变显然对新加坡这个金融中心的运作与利益，会有影响。例如，欧美国家最近通过严打跨境逃税及避税，以增加税收。然而，非法逃税与合法避税只是一线之差，在欧美国家对付跨境逃税时，受影响的金融中心如新加坡，应该争取发言权，并在执行时，确保相关国家进行有效的协调，以防止一些国家按兵不动而从中套利。
金融市场正当多事之秋，但这也是新加坡发展金融智库的契机。摆在眼前的课题是，美国联储局量化宽松政策如何有序地退市。联储局在金融危机后推出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大量资金流向新兴市场，推高了资产价格及货币币值，并促使投资者在低利率环境下，过度借贷。当联储局在5月份表示将缩减购买债券规模后，美国资金马上大量回流，重创新兴经济体的股市及汇市。尚达曼在接受《欧洲货币》访问时就指出，联储局在退市时除了考虑美国的通胀率及就业率外，也应该评估其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的冲击。否则，新兴市场经济崩盘，也会影响美国经济复苏的步伐。尚达曼也在访问中强调，不论是先进国家或是新兴经济体，经济要持续发展，就必须削减债务、放开管制及改革劳力市场。这些看法，逐渐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解决金融问题的药方。
除了量化宽松政策退市问题外，全球经济的重新平衡、经济刺激与节约措施的先后次序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都将牵动市场。新加坡虽小，但在这些课题上有切身利益，不能置之度外。新加坡建国初期适逢冷战时代，上一代领袖在战略外交上运筹帷幄，赢得了大国的尊重，从而争取到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发展经济。新加坡目前已晋升第一世界，又是全球金融中心，在这个金融市场动荡的时代，它有必要在国际金融事务上出谋献策及争取话语权。新加坡一向是东西方的枢纽与中介，在金融事务上，应该也有条件扮演同样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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