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恒甫接受本报独家专访公开回应张维迎

中国在考古和古生物学上面还是国际最顶尖的，只是因为中国的历史和喜马拉雅山……

其他的……不说也罢。

邹恒甫：是啊，我虽然算是经济学家，但我个人认为经济学本身是个三流学问了。我考大学的时候报考的是历史，后来被调配到经济学。我认为最了不起的学问是数学理论物理等基础学科，是人文学科，是形而上的学问。可是，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多半选择实用的学科，海归们多半也是学这些实用学科的。我多次建议说，我们的政府和富豪们，不要像李嘉诚那样只喜欢办长江商学院，要有远见办一个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我们的留学生们，要敢于学习那些看上去没有用的学问。我记得一九一九，吴宓先生便在日记中记录了陈寅恪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批评说，中国只出工程师、商人，是没有大思想和形而上的希望的。今天依然如此。其实，永恒的，无用的学问，才有大用。中国人长期信奉实用主义，希望立竿见影，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美国，最受尊敬的不是商学院和工学院，而是文理研究院。

邹恒甫：我很抱歉一直没有回家乡办学，请您转告他们，恒甫一定会回到家乡做点事的。至于您说对他们的提醒，我想第一，一定要学好数学，第二，要学好英文，第三，要学好中文，第四，不要变成经济人。要有理想，要有道德，要有情操。要左手拿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右手拿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还得按照中国传统的规矩，右手为大。我太感谢你提出这么个问题。这也是我对国内经济学界的期待，不能一切都变成经济人、一切东西是中国经济社会的题材，而一定要有道德、有正义感、公平感，因为这个社会不仅是靠经济的运作，更多的是社会思想政治，贫富差距拉大了，最后变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很危险的，这样的社会风气腐化了，革命就会开始的。
潇湘晨报：您刚才说的“左手拿《国富论》、右手拿《道德情操论》”，这两本都是现代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的著作，但很遗憾，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后面这本书，知道这本书的也不去看，而将《国富论》奉为圣经的人不少。
邹恒甫：是的，其实亚当·斯密一生中非常看重《道德情操论》这本书。他的《国富论》揭示了人的物质属性是利己的，而《道德情操论》则指出人的精神属性是利他的。亚当·斯密去世前曾经想把《国富论》这本书烧掉，单独留下《道德情操论》，因为他担心《国富论》会像一个潘多拉魔盒一样被胡乱打开。事实上，我们现在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如果《国富论》的经济人的思想占主导成分的话，就永远无法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因此，要建立和谐社会的话就要左手拿《国富论》，右手拿《道德情操论》，而且一定要右手为大。

后半段很精彩，呵呵~~~~~前段时间看某本介绍斯密的书说，斯密实际终其一生都是在完善《道德情操论》这本书， 我读的《国富论》这本书中的引言也说这两本书是相辅相成的，虽然我个人是连《国富论》都还没有吃透，呵呵~~~~~·

看到这个帖子,我感到很惊讶。首先,在中国大学里能有这样的教授站出来把问题指明是应该值得赞扬的。中国这个国家历来推崇“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若有一两人跟主流“民意”过不去，站出来把问题指明，这需要冒多大的风险。中国不是缺少正义的，有道德感的教授、学者，却缺少给予这些教授、学者提出自己见解、观点的环境。中国的整个学术界对学术道德等问题是持谨慎的态度。其次，在中国大学里上演的“权钱色”丑剧的确是令人深思的。北大的某某副教授不是一直在哭穷吗？自己不得不到外面搞外快。在中国的大学里连北大的副教授都喊穷，做起学术来能无后顾之忧吗？难道那些趁机玩弄权术，搞权钱交易的学者是心甘情愿的吗？有时不得不冒险去搞一点学术腐败的事情。最后，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体制问题。只要体制上能够做得到抑制住学术腐败，哪来那么学术腐败。像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体制改革是在进行着，但改革毕竟不是改良。我们也要耐心去解决身边的问题。而作为传承人文理念的大学应该保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不要过分压制学术自由，也不应该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传播。虽然我自己的上述言论有点偏激，我还是诚心希望大家在看问题的时候要保持一份理性，不要过于偏激。

我觉得张的有的行为还是可以理解，毕竟以北大在全国影响力来说，有很大的寻租空间，他要上当上了光华掌门人，却不跟现实“经济”搭边，那才叫怪事。比如钱权交易，甚至权色交易，我觉得中国人太不能面对现实，好象觉得大学就非得是净土，大学老师就非得目不斜视作圣贤状，最近看了斯帝格勒的自传，别人不光学问搞的好，一不小心就拿了个诺奖玩玩，而且精神想比较开通，他就直说，所谓经济学人， 无非在经济知识上比一般人知道的多一点，说到底，无非在经济学某一方向，某一知识点上，比别人多研究了一点点，其成为专家的原因是“太小的蛋糕是无法分享”的。而其在生存、发展、自我满足等各种方面，无异于常人。所以，对张，过分苛求并没什么意思啊，换句话说，不是zwy，也会是李wy，也会是赵wy，在这样的体制下，我们指责个人有什么意思呢？

说了一大堆废话，我并不觉得做学阀，做流氓是光荣的，相反，我对这些是非常之痛恨，我觉得内地应该至少做到两点：

一、做好领导干部的财产登记工作，你既然做了公仆，那么就应该对你的人民负责，你的收入一个月3000，但是你的别墅却价值300万，你的太太能去欧洲买衣服，你的钱哪里来的，你必须说的清楚，讲的明白。

二、我很欢迎内地狗崽队，梁锦松为什么辞职？因为他在香港新税法出台之前，买了轿车避税，被报道香港广播处处长朱陪庆为什么下台？因为他玩小姐被拍。所以我觉得，监督，不该只来自“人民内部”，这种监督，只会造成“你好，我也好”，一团和气的和谐社会。而受经济利益驱使的狗崽队，我觉得会是一个非常必要和有益的补充。

大环境不好，小环境怎么好的起来啊？？？？？？？

讲得好！！

不管和张维迎的事如何（当然和张的事上，我顶邹！），

起码他所说的现状和我们所看到的，所感受到差不多

    中国难道就没有一块净土吗？你争我斗，以前以为学术界会好些，现在彻底失望了，难怪学术做不好，把这些相互指责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学术研究中，我就不信中国的学术上不去。我们不比老外差，只是没有心思做学问，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呜呼哀哉！

邹的文人气很浓

邹张跟何张事情不一样

我也是大学生，明年就毕业了。邹所说的，我是有亲身感受的。

我们班长的父亲，跟院书记是同学，考试时作弊，跟本不把老师放在眼里。天天玩游戏，快毕业时确拿到了校三好学生（班级前五）。有一次考试不绩格，跟院长一说就变成了全班第二。而考的比他好的都给挂了。

其实有些东西觉不是空穴来风,何况是知名人物讲的,大家可知道这样做的成本是很高的.那么我们学经济学的想想邹为什么这么做,难道是学"芙蓉姐姐"(知识分子会干吗?何况经济学家),他想得到的可能很简单,我们需要这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