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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是所有的职业里，变化最少、时间最长、恒心最强的专业。虽然《诗经》里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但是，这一条定律，对于“流氓”是绝无效力的。因此，如果何志毅先生所说的“张维迎先生是个流氓”这句话是一个事实，那么，张维迎先生所引用的“民有恒产，始有恒心”，就有了一个现实的反证。而孟子的下一句就应该修正为“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与流氓为能”。事实也是如此，因为“老流氓”，可比“老名士”，要更加流行得多呢！叶檀评论“邹张事件”时，称张维迎先生是“名士作派”，何志毅先生又直指张维迎是“流氓”，似乎也表明这个修正是多么必要。
很多人都像海瑞那样，天真地认为“坏人”变成“好人”，也只在“一振作间”。但是，大家恰恰没有注意到“浪子回头金不换”这句俗语里所蕴含着的沉重和艰难。对于一个流氓来说，无论他是不是经济学家，他最大的特征就是：世间万物，独取其有利者，为我所用。甚至不惜窜改前言后语，颠倒时间次序，割裂逻辑关系。张维迎先生的《大学的逻辑》正是这样的典型。2005年4月的《复旦教育论坛》中，高耀明先生实在看不下去张先生的这种“流氓学者”作风，以《张维迎《大学的逻辑》中的文史瑕疵指正》为题，洋洋万言，一一列举张先生窜改他人语句为其所用的恶劣文风。高耀明先生毫不客气地指出张维迎先生没有“社会道德责任”：“本文作者指出了与张维迎教授的《大学的逻辑》一书存在的若干文史知识方面的异议，并作了初步更正。作者强调，学术规范是学术界的底线，审慎客观和一丝不苟是学术规范的基本要求，遵守学术规范也是学者社会道德责任的具体体现。”事实俱在，张维迎先生还梗着脖子，哑着嗓子，怪叫“骂我的人,道德连我的脚后跟都没有”。愤怒的朋友们，一定会气愤地质问：此老物可知世间有“羞耻”二字？
但是，我却不这样气愤，因为我实在知道，像张维迎先生的这种做法，只不过在遵守他们的行规罢了。试想，如果一个流氓轻易地承认自己学术不严谨，承认自己没有遵守学术规范，那么，他必定是一个不合格的“流氓”，徒为天下流氓笑耳！这就是“一入流氓门，身世如转蓬”的道理所在。
如果不加区分，很多人会把这样的行为，误解为“坚持真理”。确实，这二者之间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譬如，茅于轼先生就误解了。他还标榜张维迎先生是“先知先觉者”。但是，茅先生实在是太迂腐了，他不能识别这二者的分别。子夏说：“小人之过，必文”。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是：流氓如果做得不对，他一定会找出貌似合理的理由。例如，张维迎先生曾经公开说过他是英国牛津大学的doctor by course，还印成了铅字，向全国发行和宣传。一直到现在，他还在坚持自己是一个doctor by course，在向企业家们灌输“创新理论”的时候，他还为远在万里之外的牛津大学创造了一个新的学位。这是不是他坚持造假的理由呢？
因此，我们实在有必要区分“坚持真理”和“坚持流氓”。在我看来，在张维迎先生没有澄清自己在《光明日报》上的谎言之前，他所有的言论，最少都可以“存疑”。用杀毒软件的话说，就是“放进隔离区”。我相信，这是一种保险的做法。我看到很多朋友在强调张维迎先生的某些论断是正确的。但是，我想提醒这些朋友的是：你们的好心，可能会像茅于轼先生那样，反而被张先生用来作为自己“坚持流氓”的注脚，壮大了他吹牛行骗的胆气。
实际上，在我看来，张维迎先生之所以敢于在《南方周末》上再一次地自欺欺人，就是因为茅于轼先生这样的朋友们的好心，助长了他编造谎言的勇气。他狂妄地宣称自己的道德起点很高，骂他的人都只能达到他的脚后跟，全然不顾自己编造简历的说谎史；他手舞足蹈地大讲“逻辑”，骂这个社会没有“逻辑”，可是，像高耀明先生这样的学者，在两年之前，就痛斥他不遵守学术规范；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列举北大光华是世界一流、光华教授是世界一流，却避而不谈他与世界一流的院长之间的差距；他标榜自己是遵守组织纪律的，声称“组织利益至上”，却将自己完全地凌驾于“组织”之上；他称自己率同其他同事一起与何志毅先生谈话，却全不让同事说话，而利用别人来作为他的“一言堂”帮手......那些像茅于轼先生一样的好心的朋友们，你们看到这样的事情，就明火执仗地发生在眼皮底下，你们还有信心来坚持自己迂腐的观点吗？
我相信，张维迎先生所说的“我上面有人”这句话，确实是一个事实。但是，我想奉劝那位“上面人”，你大可不必去做这个说谎成瘾的张维迎先生的保护伞。因为很有可能，在某一天的《南方周末》上，你也加入了那些“脚后跟道德者”的行列。他可以贪天功为己有，称自己是“双轨制”的首创者；他可以四处打劫，到处剽窃，称自己是“经济学第一人”；他可以窜改自己的历史，可以说我与某人不熟.....当然，他也可以说你这位保护者是一个“无耻的人”。当然，他现在还没有说，那只是因为时机还不成熟；而且，即使你现在要他做出保证，他到了时候，依然还会矢口否认。因为我们都知道了，他要把流氓耍到底。
既然如此，我们不妨把他揭露到底。也许，这并不能阻止老流氓的再一次出丑。谁知道呢？
很多人都像海瑞那样，天真地认为“坏人”变成“好人”，也只在“一振作间”。但是，大家恰恰没有注意到“浪子回头金不换”这句俗语里所蕴含着的沉重和艰难。对于一个流氓来说，无论他是不是经济学家，他最大的特征就是：世间万物，独取其有利者，为我所用。甚至不惜窜改前言后语，颠倒时间次序，割裂逻辑关系。张维迎先生的《大学的逻辑》正是这样的典型。2005年4月的《复旦教育论坛》中，高耀明先生实在看不下去张先生的这种“流氓学者”作风，以《张维迎《大学的逻辑》中的文史瑕疵指正》为题，洋洋万言，一一列举张先生窜改他人语句为其所用的恶劣文风。高耀明先生毫不客气地指出张维迎先生没有“社会道德责任”：“本文作者指出了与张维迎教授的《大学的逻辑》一书存在的若干文史知识方面的异议，并作了初步更正。作者强调，学术规范是学术界的底线，审慎客观和一丝不苟是学术规范的基本要求，遵守学术规范也是学者社会道德责任的具体体现。”事实俱在，张维迎先生还梗着脖子，哑着嗓子，怪叫“骂我的人,道德连我的脚后跟都没有”。愤怒的朋友们，一定会气愤地质问：此老物可知世间有“羞耻”二字？
但是，我却不这样气愤，因为我实在知道，像张维迎先生的这种做法，只不过在遵守他们的行规罢了。试想，如果一个流氓轻易地承认自己学术不严谨，承认自己没有遵守学术规范，那么，他必定是一个不合格的“流氓”，徒为天下流氓笑耳！这就是“一入流氓门，身世如转蓬”的道理所在。
如果不加区分，很多人会把这样的行为，误解为“坚持真理”。确实，这二者之间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譬如，茅于轼先生就误解了。他还标榜张维迎先生是“先知先觉者”。但是，茅先生实在是太迂腐了，他不能识别这二者的分别。子夏说：“小人之过，必文”。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是：流氓如果做得不对，他一定会找出貌似合理的理由。例如，张维迎先生曾经公开说过他是英国牛津大学的doctor by course，还印成了铅字，向全国发行和宣传。一直到现在，他还在坚持自己是一个doctor by course，在向企业家们灌输“创新理论”的时候，他还为远在万里之外的牛津大学创造了一个新的学位。这是不是他坚持造假的理由呢？
因此，我们实在有必要区分“坚持真理”和“坚持流氓”。在我看来，在张维迎先生没有澄清自己在《光明日报》上的谎言之前，他所有的言论，最少都可以“存疑”。用杀毒软件的话说，就是“放进隔离区”。我相信，这是一种保险的做法。我看到很多朋友在强调张维迎先生的某些论断是正确的。但是，我想提醒这些朋友的是：你们的好心，可能会像茅于轼先生那样，反而被张先生用来作为自己“坚持流氓”的注脚，壮大了他吹牛行骗的胆气。
实际上，在我看来，张维迎先生之所以敢于在《南方周末》上再一次地自欺欺人，就是因为茅于轼先生这样的朋友们的好心，助长了他编造谎言的勇气。他狂妄地宣称自己的道德起点很高，骂他的人都只能达到他的脚后跟，全然不顾自己编造简历的说谎史；他手舞足蹈地大讲“逻辑”，骂这个社会没有“逻辑”，可是，像高耀明先生这样的学者，在两年之前，就痛斥他不遵守学术规范；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列举北大光华是世界一流、光华教授是世界一流，却避而不谈他与世界一流的院长之间的差距；他标榜自己是遵守组织纪律的，声称“组织利益至上”，却将自己完全地凌驾于“组织”之上；他称自己率同其他同事一起与何志毅先生谈话，却全不让同事说话，而利用别人来作为他的“一言堂”帮手......那些像茅于轼先生一样的好心的朋友们，你们看到这样的事情，就明火执仗地发生在眼皮底下，你们还有信心来坚持自己迂腐的观点吗？
我相信，张维迎先生所说的“我上面有人”这句话，确实是一个事实。但是，我想奉劝那位“上面人”，你大可不必去做这个说谎成瘾的张维迎先生的保护伞。因为很有可能，在某一天的《南方周末》上，你也加入了那些“脚后跟道德者”的行列。他可以贪天功为己有，称自己是“双轨制”的首创者；他可以四处打劫，到处剽窃，称自己是“经济学第一人”；他可以窜改自己的历史，可以说我与某人不熟.....当然，他也可以说你这位保护者是一个“无耻的人”。当然，他现在还没有说，那只是因为时机还不成熟；而且，即使你现在要他做出保证，他到了时候，依然还会矢口否认。因为我们都知道了，他要把流氓耍到底。
既然如此，我们不妨把他揭露到底。也许，这并不能阻止老流氓的再一次出丑。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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