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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幸福或者快乐有两个条件：
一是人肉体的存在，二是人精神的提升。二者缺一不可。
光有肉体的存在，显然并不意味着人是幸福快乐的。光有精神的提升，但是政府或者社会从肉体上根本要消灭你，你也不可能有幸福快乐可言，不可能有人被杀头还认为是人生一大幸事。
西方的民主、宪政、自由主义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尽可能保证人在肉体上的存在，在肉体上不被政府与专制统治所消灭。宪政、自由、民主制度是尽可能阻止人做坏事，尽可能阻止对人在肉体上无端地屠杀。但是西方民主、宪政、自由主义制度并不能给人带来幸福本身，它只是给人创造幸福快乐的条件。
中国哲学，比如儒学、佛学、道家，着重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从人自身修养出发，提升人的幸福程度。但是中国的这种修身学问，并不能保证中国长治久安，并不能保证中国人在社会动乱中能够真正保全生命即肉体的存在。比如在文革动乱中，许多修行极为良好的知识分子也被社会动乱从肉体上消灭了。可见，从个人修行出发，并不一定能够保证肉体的存在，进而奠定幸福快乐的基础。
综上所述，吾认为，当今中国既没有找到一个从根本上保障人权，从根本上保障人的肉体存在的社会制度；也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安身立命的信仰基础，社会信仰缺失，许多青少年麻痹自我的情况并不少见。
西方的民主、宪政、自由制度主要着眼点是防止政府做坏事，防止官员做坏事，但是它并不能保证政府与官员就一定能够做好事。不做坏事并不等于一定是做好事。而中国的哲学思想着重于要求人的道德提升与精神修为，要求人要在乱世中做到安心，并要求人要做力所能及的好事。但是中国的政治哲学思想并不能保证如何防止政府与官员做坏事。因此，西方政治制度与中国政治哲学思想各有其优点与不足之处。
一个真正理想的中国需要一个保证人的肉体存在的社会制度，更需要一个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信仰体系。
西方世界实行了民主、宪政、自由主义制度，能够从最大程度上保证西方国家内部人群的人权与自由，从而保证西方人在肉体上的存在。但是西方这种保证人在肉体上存在的制度并不能保证西方人在精神上也快乐。虽然西方有基督教，但是西方人自杀的比例却并未下降。因此，目前西方世界最需要以德治国，最应该提倡以德治国的口号。因为西方已经有了法治，西方还需要在法治的基础上提倡以德治国，用一种良好的道德风尚来引导民众，真正促使社会走向和谐社会。
从全球来看，既缺乏一个保证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社会、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制度，也缺乏一个提升世界人民精神境界的信仰体系与文化体系。世界各文化体系还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在承认多元化信仰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崭新的地球文明，才可能真正使得地球长治久安，解决战争、环境污染、信仰缺失等全球性问题。
对于肉体的损害也是有层次的，第一层次是直接将肉体进行消灭或杀死，从而终结一个生物体的生命存在。这样的肉体损害，是很难通过念佛或者儒家修行就能够避免的，通过道家式的归隐也是办不到的，因为正如朱元璋把不愿意做他的官员奴才而归隐山林的读书人杀掉一样，你可能没有归隐的权力，你必须接受皇帝的任命为皇帝服务，否则人头落地。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为统治者服务就是对统治者的一种反抗，是必须遭到肉体上的消灭的。
第二层次的肉体伤害是让你没有人身自由，并且可能让你挨饿，或者进行武力虐待。这种肉体上的伤害也是很难通过念佛或者修道而避免的。因为固然你可以在监狱里或者软禁的家里念佛、祷告，但是我仍然相信唯物主义，即念佛不可能将被折断的骨头自动缝合。
第三层次的肉体伤害是通过环境公害，而你又是穷人一个，无处可逃，于是只得忍受环境污染给你带来的肉体伤害，比如听任癌症来袭击你，而无可奈何。如果大家注意一下太湖污染的情况就可以认识到上面所说的在中国已经非常普遍。许多有钱人当然可以搬离太湖周边的居住地，但是对于许多家境一般的农民而言，搬家的成本他们很难承受，于是只能容忍自己遭受癌细胞的侵害。有人认为，这种肉体上的侵害是可以通过念佛或者提高个人修行来得以避免的。不过我仍然认为，这样的环境污染对于恶人与善良人在肉体上的损害概率是同等程度的，并不因为一个人是善男信女就网开一面。
第四层次的肉体伤害主要是由于自己想不通而在心理上抑郁寡欢而造成的，这种肉体损害确实是可以通过提高精神修为来免除的。比如说要是单位的领导对你不重视，你心生怀才不遇的感觉，心情不高兴，生活不愉快，很明显，长此以往，将导致你生理上的一些伤害。这种伤害实际上是自讨苦吃，因为它完全是自找的，它完全可以通过提高精神境界来避免的。因此，从这层次的肉体损害开始，精神与肉体开始发生相互作用。
但是我仍然认为，第一到第三个层次的肉体伤害一般情况下很难通过精神变物质的方式予以避免。
而精神也是分为几个层次的。
第一个层次是做坏事情的人生观，以做坏事情为其哲学。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只要利己，不惜损人。
第二个层次是不做坏事，也不做好事，纯粹一个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这种人当然不是坏人，但显然也不是什么善良人。
第三层次，是修己心，不断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安己也安人，在小范围内帮助他人，做到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但是并不心怀社会正义之理想，并不想到要为社会理想去努力奋斗。超越个人。
第四层次，是不仅修己安人，而且心怀社会理想，愿意为了社会理想而奋斗，鞠躬尽卒、死而后矣。超越时空。
我个人认为，对于那种无法通过身心修行来避免的肉体伤害，必须要由社会制度来负责任。
我仍然反对中国国学所提倡的只注重自己修身，内圣外王的程序。内圣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内圣”式的修行仍然不可能避免前三个层次的肉体伤害。我这里讲的前三个层次的肉体伤害，绝对不是一个人故意去自找的，而是一种社会祸乱来了以后，你修行再好，你再是内圣，也很难避免的。比如说太平天国起义，屠城南京；清军扬州十日屠杀10万汉人；中国每隔几百年一次的农民起义可以杀死很多善良修行的人，中国的文革整死了很多善良的知识分子，等等。
因此，我认为，一个人除了内圣之外，必须要有追求社会良好制度的理想。
因为内圣并没有要求对社会制度的改善，只是要求在既定社会制度下的修身养性，不强调保障人的肉体存在的制度建设。中国哲学虽然一向强调自身修养，强调内圣，但是由于缺乏保障人的肉体存在的制度诉求，因此使得中国二千多年以来的民主、自由制度建设前进不多，由此遭来每隔几百年的治乱循环，导致许多人的生命无故消失。这样一个制度确实是不符合人性的，但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却并没有认识到这个制度对于人性的抑制，中国传统文化只是看到了自己要修身。这其实是叫人做好事，但是从来没有提出一个严肃的如何惩罚坏人坏事特别是政府做坏事的制度来。
因此，人要幸福，必须要有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制度，在此基础上必须要提升精神境界。这二者缺一不可，而中国国学片面地强调内圣，而否认长治久安社会制度的重要性；西方片面强调长治久安的社会制度，忽略了内圣的重要性。因此，必须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
二者的区别就在于，长治久安的社会制度只是能够保障人的肉体更好地存在，避免精神修养无法挽救的肉体的伤害，但是离人的幸福快乐还差得太远，人的幸福快乐本质仍然是精神修养层次的。内圣的修行只能是在治世才行得通，在乱世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乱世不容你修行，你修行得再好，你仍然避免不了前三个层次的肉体伤害。
因此，我们必须要反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只讲内圣外王，因为这种内圣外王是不可能建立起一个避免人的肉体被无故伤害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我们必须要求人权、自由与民主；我们也要反对西方式的只讲社会制度，不讲求内圣之道，导致西方许多人精神失落，自杀倾向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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