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营-银行篇 “谁是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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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 新华财经评论所言：

从战略的角度来考虑，上市公司积极申请银行牌照有其内在原因。业内人士表示，银行业务以及相关金融业务都是上市公司供应链环节中的重要部分，能够通过银行体系实现自身封闭体系内的资金流通，就可以在企业资金安全方面给企业吃上一颗“定心丸”。

不过，其中面临的风险不言而喻，就是公众存款变相成为产业资本的投资人，日本的财团模式不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单一的使用老美“存款保险制度”，将反向激励我们的银行界“外行”放开手脚，对市场的扰动甚至破坏肯定无法形容！

马云等互联网金融的真正创新企业，利用互联网，将支付、清算，大数据与云计算整合的信用体系在互联网wan出一朵奇葩，靠的是天猫、淘宝的商户交易数据，而普通的产业资本呢？

虽然，目前民生银行、宁波银行、台州银行、泰隆银行等以民间资本为主的银行，对市场起了典型的示范效应，也为民营企业进入银行业树立了信心。但不得不说的是，1991年台湾地区放开民营银行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大陆那些急于想进入银行业的民营企业无疑敲响了警钟。

银行业，对民企究竟是一汪湛蓝蓝的新“蓝海”还是尸横遍野 惨不忍睹的 死亡“红海”？！

民企办银行，关键点到底是银行，还是民企？在承认兴办民营银行是金融改革的重要步伐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其背后的逻辑或许并非出自为广大的中小企业提供更加便捷多样的金融服务，而有可能是民企本身借助银行的业务渠道进行自身的融资。此言一出，直指核心，引发了大量的转载和关注。

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净利息差将进入一个剧烈波动阶段，伴随着银行业的退出机制的建立，银行业将不再是包赚不赔的，部分中小银行有破产重组，甚至被收购的危险。对于民营银行来说，资产规模、风险拨备、客户基础、运营管理能力等大都不及大行，在利率市场化中肯定不能全然身退，受到的冲击也会更大。

　　进入银行业，如果没有人才、管理、文化和风控的基础储备，以及清晰准确的市场定位，匹配的资产结构、严格的风险控制和风险分担机制，尤其是在利率市场化和互联网金融的冲击下，民营银行并不必然都是企业的“现金奶牛”。

政策研究仍应慎重，政策放开不会很顺利

防止金融行业风险外溢

　　刘俏表示，如果以目前的单一上市企业来做一家银行的做法，恐怕难以界定清楚银行到底是为控股公司本身融资服务还是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放开民营银行机构准入的改革方向是对的，但是需要进一步细化，警惕银行成为企业自身的赚钱机器。我个人认为，在股权结构上，应该以若干个发起人来替代单一上市公司控股，相对比较分散的股权结构可以避免银行被单一的利益取向所控制。”刘俏说。

　　随着贷款利率下限放开，利率市场化的加速前行，银行业的竞争态势也将进一步加强。有专家指出，未来民营银行很可能享受不到之前高利润时代的利好环境，而是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市场，上市公司能否保证银行资本充足率也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监管层需加强对设立民营银行资质的审核，并加强金融监管，为市场提供真正能够为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带来更多改善有真材实料的民营银行。

有鉴于此，许多人士出主意

有鉴于此，当前民营银行试点，必须稳步推进，由点及面，试点初期不可采取“把名额分配给若干省市”的做法，更不应当允许民企“运动式”地成立民营银行。有识之士认为，在中国，打破金融垄断，推进包容性金融发展，又同时能防范民间资本道德风险的最好方式，就是推行国有银行股东多元化，通过发行可转债，让民间资本购买国有银行股份，同时新设的民营银行，也允许国有银行参股，最终走混合型银行的发展道路；更务实的路径是，推行“增量新批民营银行+存量改革现有金融机构”的并行模式，即尝试一种新的、有限持牌的商业银行运营模式，同时允许并鼓励民营资本参与现有金融机构的重组改造。如此，民间资本的作用才会得到更好发挥，金融改革才能在可控中向“深水区”推进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详情见 新华财经 “跨界”：银行门口的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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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银行资本充足率 中小企业融资 门口的野蛮人 存款保险制度 利率市场化 经营

台湾教训：

台湾在上世纪90年代初被迫开放民营银行，一些民营银行实质上沦为大财团的附庸。这对当前中国内地的银行民营化进程具有深刻的警示意味

　　位于北京CBD商圈的和乔大厦里， 躲着一家“中”字头的台湾银行

　　 ——台湾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这是第5家在内地设立代表处的来自我国台湾地区的金融机构，事实上，它也是首家进驻北京的台湾民营银行。虽然今年3月就已正式开张，然半年过去，据里面的工作人员称，现在的主要业务仍是考察内地市场。

　　而此时内地的民营银行还正处在孕育阶段，尽管民间力量早已积蓄难耐，但管理层极为审慎，对民营银行的开放模式一直没有定论。

　　10月中旬，台湾著名经济学家于宗先率领台湾10多位资深经济学者和研究人员，来到北京大学同内地交流台湾设立民营银行10年的经验和教训。中心的话题是民营银行开放模式的选择。

　　台湾民营银行的开放一直被当作一个“反面教材”，一度混乱不堪。内地民营银行“教父”人物徐滇庆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的台湾的金融状况与目前大陆非常相似，台湾就在那时开放设立一批民营银行，台湾的经验与教训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开放背景

　　上世纪80年代，台湾出现超额贸易逆差，超额储蓄，游资泛滥，地下金融猖獗。与此同时，新台币也遭遇了强大的升值压力。在升值预期心理的影响下，国际热钱源源不断流入，使美元游资更加泛滥。

　　在双重压力下，台湾当时的外汇储备由1983年的100多亿美元，累积到1987年底的767．5亿美元，当时的外汇储备仅次于日本和德国。

　　为此，台湾金融当局一方面发行大量的基础货币冲抵高额外汇储备，一方面收紧银根。如此这般，正规的金融管道根本无法满足市场需要，资金供需失调，导致各种地下金融如野草般疯长。

　　这使得当时的台湾公营银行担当金融中介的功能变得更为乏力。由于银行强调抵押和担保，手续也相当繁琐，一般企业非常难以取得贷款。

　　于是各种当铺、地下钱庄、民间互助会、融资性租赁公司的泛滥，影响了整个金融秩序。据统计，1989年6月，资本金在5000万台币以上的投资公司达到176家，涵盖了各个行业，不少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再投资股市，造成股市和房地产大量泡沫。

　　在这种情形下，迫于社会压力，台湾当局不得不解除管制，先是在1987年确定了商业银行开放政策，随后又在1989年完成了银行法的修正，隔年便正式公布了商业银行设立标准，同时受理民营银行设立申请。

　　台湾模式

　　在长期金融压抑之后，台湾企业界进入金融行业的意愿非常高，当初台湾金融当局对新设民营银行的资本金的要求为100亿新台币。原想采用提高准入的门槛来吓退一部分申请者，没想这个办法非但没有达成预订目标，反而逼使筹建民营银行的人更求助于大企业、大财团、权势人物。

　　这使得台湾民营银行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与大企业、大财团、权势人物勾结的路子。当时，正值社会资金泛滥，泡沫经济加温的时候，股市狂飙更加助长了民间进入金融业的热度。结果一下子就涌上来19家申请单位，台湾金融当局想方设法只砍掉了4家。于是仅在1991年一年，台湾就“一窝蜂”似的一下子放开了15家民营商业银行，第二年又批准了2家。

　　这样，几乎每一家民营银行的背后都有大财团的背景，有政要高层人物的撑腰。而一个财团所支持的金融机构也不止一家。由于银行和财团的关系过于密切，银行和股东之间在财务上牵涉过多，甚至违反规定向关联股东过度放贷授信，一些民营银行实质上已经沦为相关财团的附属单位。这种金融机构财团化埋下了新生的民营银行的巨大风险。

　　在经济景气时期，或许大家都相安无事，但经济一走下坡，企业一不认账，一连串的金融危机便由此引发。1998年，就在亚洲金融危机渐渐平息之际，东亚各国的经济也已逐步开始复苏，可是台湾却开始了内部的金融震荡。仅1998年下半年，台湾中央票券公司、宏福票券公司、台中企银等金融机构就先后出现财务危机，弄得台湾金融市场上风声鹤唳，动荡不安。

　　而在1998年以后出现的金融问题大多是大企业财团过度运用金融杠杆，在经营上出现财务危机，然后牵连相关的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危机，最后连带着出现银行挤兑风险。如此一来，大企业和基层金融机构出现的弊端很快就波及到银行本身。

　　除此之外，在台湾国民党的党营事业中有不少关系密切的金融机构，在其下台之后，由于与执政当局翻脸，国民党的党营事业的合法性便遭到质疑。于是这些金融机构纷纷换将，暴露出来不少金融弊端。这些乱局也直接冲击到相关的银行。台湾1991年设立的民营银行中，其中有2家目前已濒临倒闭的境遇，也有很多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高达20％。

　　抛开这些制度“原罪”，仅从经营绩效上，台湾民营银行也远不及外资银行在台分行，而且也没有明显优于台湾的公营银行。以2001年为例，外资银行净资产报酬率为台湾银行的近9倍，然而不良贷款却仅为台湾银行的一半左右。就台湾整体的金融资产而言，新民营银行的加入并未明显扩大台湾银行业的产值，仅仅是稀释了原来公营银行的超额利润。

　　痛定思痛

　　在当时，台湾金融当局的思路是先开放民营银行，再进行公营银行的民营化，这使得多数民营银行过度乐观估计潜在的市场，忽略了公营银行民营化后将对市场造成的冲击。

　　再加上台湾在开放民营银行过程中没有能够及时制订金融市场准入规则和退出规则，导致的后遗症至今仍难以解除。在台湾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银行，剧烈的行业内竞争使得许多银行都吃不饱。

　　台湾的金融界普遍认为，根据台湾岛内的经济规模，如果银行的总数控制在30到35家，就比较合适。不过，生米既然煮成了熟饭，再往回看，只能让当年许多积极筹办民营银行的人徒生后悔。

　　台湾民营银行10年开放教训对现在内地呼声颇高的民营银行试点来说，无疑是一个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