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要创新，关键在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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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著名的中科院院士周光召、朱清时最近都表达了对当前科技界、学术界等关于创新的意见。问题虽然是老问题，但这一回两位科学家却再也没有回避老问题的本质。周光召院士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表示，今天的科技界缺乏学术民主的氛围；朱清时院士则在《人民日报》撰文认为，中国无缘诺奖，关键是我们缺乏利于创新的大学文化，而他所说的大学文化，指的是务实、不图虚名的创新精神，以追求卓越、学术自由、学术自律为核心的创新文化。

    相对而言，朱院士主要谈的是创新，但创新中涉及到了民主，即学术自由；而周院士或许是早已卸掉官位，对创新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剖析，直言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颠覆性创新，而科技界民主氛围实在太少。

    其实，伴随着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讨论，关于科技界、学术界缺乏创新的认识早已切入到公共视野，越来越多的人对科技界、学术界乃至大学的学术氛围表达了不满，就连温家宝总理也流露了对培养大师级人才的焦虑。中国大陆这么多年来无法产生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大师、文学大师，不能一概推到政治原因上面去。如果光讲政治原因，为什么前苏联和伊朗有人可以成为得主？到了今天，我们应该扯掉那些所谓大国面子的遮羞布，悬搁东西方之间的政治原因，好好反思一下我们的学术科研机制、我们的学校教育体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民主氛围太少”，为什么大学文化缺乏创新？

    学术要创新，关键在民主。周光召先生作为中国科技界的领袖级人物，其关于民主问题的思考相信并非无的放矢。我们对创新曾经“日日讲，月月讲”，但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创新与民主的关系。一些人经常拿“两弹一星”的例子来抨击当下的科技界，认为如今创新成果不显著的关键原因是缺乏吃苦的精神。但是身为“两弹一星”工程的亲历者，周光召先生告诉我们，过分夸大精神的力量，就会出现“大跃进”那样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的运动，造成严重的后果；回顾“两弹一星”的研究，那时候团队精神和学术民主的氛围都很好，而现在是软环境不好。那么，如何改变不民主的软环境呢？如何才能有颠覆性创新呢？

    这样的问题原本是不需要回答的常识性问题。可惜的是，即使是在科技界、学术界、教育界、文化界等等原本应比常识领先一步的地方也免不了俗，同样证明这一点：谁违背了民主这个基本的常识，谁就难以从根本上营造创新的环境。举国体制只能兴于一时，却无法实现国民整体素养的崛起，无法迎来百花争放、群星璀璨的文明。历史早已证明，民主虽不是最好的东西，但却是迄今为止最不坏的制度。在政治体制改革业已加大步伐的今天，这些集纳了知识分子中最精英人群的文教科技界，更应该率先启动制度改革，以民主来引导创新。

    说易行难。否则，那么多关于创新的讨论、那么多的共识，为什么就无法成为现

实呢？民主并不只是一个理念，光有理念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严密的技术操练和严谨的制度设计。这些都需要开放国门，开放思想，真诚地向他国的业已成熟和被实践证明可行的先进机制学习。比如朱清时先生抱怨说“学校要聘一个处长，往往会有好多教授、博导来应聘”，也就是说官本位思想泛滥，可是，既然知道了这样有损于创新，为什么不去改变官本位的管理体制呢？ 

 

　　也许对于具体的一个管理者而言，试着去改变某些东西是很困难的，甚至会搭上个人的前途。但是，如果每个人都不尝试着去改变，每个人都只能抱怨不合理，那关于中国为什么无法赢得诺贝尔奖的思考还会继续延续着以往的轨道，抱怨抱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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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 颠覆性创新 主观能动性 温家宝总理 中科院院士 学术 关键 民主

12月10日，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又将颁奖。自1953年美籍华人李政道、杨振宁获诺贝尔奖以来，中国人一直希望本土科学家能获诺贝尔奖。这一期待，延续了50多年。

　　为什么诺贝尔奖总与我们无缘呢？在我看来，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大学的原始创新能力不够。大学的创新能力弱，主要不是因为我们的投入太少，也不是因为我们的人才队伍不足，我们拥有许多重点实验室，博导、院士也不少，关键是我们缺乏利于创新的大学文化。我所说的大学文化，指的是务实、不图虚名的创新精神，以追求卓越、学术自由、学术自律为核心的创新文化。

　　追求卓越，世界一流大学无不如此。然而，我们的现实却并不乐观。比如说，国内开的一些会，不是认真交流思想，而是忙着认识人、拉关系；教师要申请项目，就得忙接待，做评审专家工作；学校要聘一个处长，往往会有好多教授、博导来应聘……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谈何一心一意、心无旁骛、追求卓越呢？

　　学术自由，主要来自于学科发展的内在需要。然而，一提到学术自由，一些人往往会理解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约束、没有目标。我参加过许多科研项目的评审，有的拿了国家几千万元，最后这些成果到哪里去了？他们真的解决实际问题了吗？几乎无人追究。只想借学术自由的幌子，捞个人私利，损国家利益，谈何创新？

　　自律是学术自由的前提。可是，当前我国的大学文化中，最致命的就是学术道德和学术风气开始出现危机。我是一个校长，亲手处理过不少这样的事情。现在最流行的是“敢说敢吹”，一分成果他说成十分，有些捕风捉影的或者是偶尔出现的，把它说成规律，甚至抄袭作假。如果连学术自律都做不到了，追求卓越、学术自由更不要谈了。

　　当然，这也不能全怪大学，而是与整个社会环境相联系的。作为大学，要自觉抵御和消除“文化泡沫”的侵蚀，更踏踏实实地工作。只有如此，才谈得上创新。（朱清时 作者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

这两人在任的时候为何不说呢？为什么要让后来人做牺牲进行改革呢？就事论事，这样的马后炮实在是没有任何价值，也有损于其个人声誉。与邹，何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要说就在任时说，要干就不要在触及自己利益之后才作反抗。如果做不到，那就最好默不作声。

学界要实现民主，就要除“三害”，哪三害呢？“学阀、学霸、学蠹”！

“学阀”，指在学界担任一定官职，掌握一定权力之人。对这部分人应实行官学分离，当了官应不再拥有学者身份，或虽拥有学者身份但不能再以学者面目出现，他们只有行政上的发言权，没有在学界指手画脚的权力。

“学霸”，是指一些占有高学位并在某一学术领域内垄断了话语权的人物，解决这一部分人的问题难度较大，似乎只有增加普通学者之间自发交流的规模和次数一途。

“学蠹”，学界蛀虫之意。做学问只为了混口饭吃，只为了个人发财。为了单纯的经济利益，使用做假、剽窃、抄袭等等一切卑劣手段。或者虚应其事，单纯追求论文数量，骗取国家科研经费。等等……。对这部分人，则应通过学者自发成立的学术测评组织不断予以揭露和抨击，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责成相关单位予以解聘或限期解聘。

以下是引用果冻在2007-12-8 17:00:00的发言：

学界要实现民主，就要除“三害”，哪三害呢？“学阀、学霸、学蠹”！

“学阀”，指在学界担任一定官职，掌握一定权力之人。对这部分人应实行官学分离，当了官应不再拥有学者身份，或虽拥有学者身份但不能再以学者面目出现，他们只有行政上的发言权，没有在学界指手画脚的权力。

“学霸”，是指一些占有高学位并在某一学术领域内垄断了话语权的人物，解决这一部分人的问题难度较大，似乎只有增加普通学者之间自发交流的规模和次数一途。

“学蠹”，学界蛀虫之意。做学问只为了混口饭吃，只为了个人发财。为了单纯的经济利益，使用做假、剽窃、抄袭等等一切卑劣手段。或者虚应其事，单纯追求论文数量，骗取国家科研经费。等等……。对这部分人，则应通过学者自发成立的学术测评组织不断予以揭露和抨击，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责成相关单位予以解聘或限期解聘。

      说得好！奖励30

关于官学分离有两项内容：一是科技部和教育部的职能实现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一是一方面各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与教学和科研有关的院、系、室等等部门领导的行政权力实现弱化，而另一方面学者自治组织的活动能力得到强化。

的确，“学术要创新，关键在民主”，但在现实中践行这种民主并不容易。

目前，行政权力垄断了几乎所有的资源，包括资金、荣誉、权威、资质、课题、学术裁判等无形资源。一旦在学校上出现什么“问题”（包括分配），人们已经习惯了首先寄希望由行政权力所制定规则的裁决。其它所谓专业学术权威，其实在此时都只从属于权力，按权力的意志行事，很难（甚至不可能）有创新。

要让学术创新，首先是应该是让学术可以真正独立，而不是让其成为行政权力的附属品。

体现民主的一点就是信仰。在缺乏信仰的社会中，人们都处在迷失中。在还未看清自我的境地，如何能看清周围的世界呢？

我不看好现在的情况,除非有大动作

这些意见都很好，可惜，在中国目前基本没有办法实现。原因再哪呢？各位想必都清楚：大学无法搞学术的根本原因，是大学在最高层面上追求的东西是什么？中国的大学有自己追求的东西么？没有。中国的大学是贯彻国家政策，宣传意识形态，控制思想阵地，压制不同思想的领地！教授在大学里面什么地位？你到任何一个大学去问问---团委和党委的人什么地位？他们每天都在干什么？各位心里都清楚，这个事情没有人敢正面提出来。大学里有相当一部分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不是为教学和研究服务，而是做老爷，分配资源，压制学生，打击老师! 这是最根本性的问题，什么院士说话，恐怕也是白说。

中国人中有很多诺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高行健，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某赖，并不是华人没有能力，到了美国的自由民主的学术环境，创造力立刻就出来了。中国培养不出这样的人，培养出来也因各种问题被挤到国外流亡去了。和谐社会仅仅需要那些酒量好，会拍马屁，会投机钻营的教授和后勤出身的假教授，好人都死光了，没死的都成领导了。

大家讨论这个没有意义的话题干嘛啊，想得让人压抑，让人生气，让人为这个国家揪心。麻木万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