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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坎再发现

2012-03-21 17:36:35　来源: 新民周刊(上海)　

某种程度上，乌坎村就是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一方面经过多年的发展后，村里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日趋明显，另一方面随着陆丰城区的扩大，乌坎的土地价值开始攀升，各个层面围绕土地的利益争夺与矛盾也开始升级。

乌坎再发现

“改革”与“民主”依旧是今年两会的热点话题，在这个背景下，乌坎事件屡次被提起，不过对很多国人而言，乌坎只是一个很陌生的小乡村，无论对那里的人还是事。全国两会召开的当天，一场8000多选民参加的选举在乌坎举行，这是40多年来乌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村民们以一人一票的方式推选出了新一届村委会。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乌坎却推演着一场惊心动魄的大事件，当然，与历次群体性事件不同，它最终从剑拔弩张走向峰回路转，迅速平息，且广受赞誉。

乌坎的矛盾因土地而起。之所以产生土地问题又与原村两委腐败相关，而后者又与当下村民自治的规定形同虚设息息相关。乌坎就是当下中国的写照，形象点说，就是蛋糕如何分配，由谁来决定方案的问题。随着土地价值的攀升，各地围绕土地的博弈所产生的矛盾也在加剧，这方面的群体性事件在不断上升，问题的焦点目前并不在问题本身，而在如何应对。

“乌坎事件”的处置包含了中国当下处理群体性事件时的两种逻辑——传统的压制模式与民主解决的方式。这两种处置逻辑的社会效果从“乌坎事件”的演变上可以一目了然，因此乌坎实践被认为论证了在较为严峻的情况下用民主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同时实现了民众表达自己利益的权利与政府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需要。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谈到村民自治，认为要坚定不移地实行村民自治，并且保护村民直选的合法权利。“群众能够管好一个村，就能够管好一个乡的事情；能够管好一个乡，就能够管好一个县的事情。我们应该按照这条道路鼓励群众大胆实践，并且在实践中使他们受到锻炼。我相信，中国的民主制度会依照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地得到发展。这也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

走进乌坎，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中国乡村，外界对这场选举赋予了太多的期待和解读，而乌坎人的思考则十分谨慎，他们并不认同存在所谓的“乌坎模式”。乌坎人认为他们曾经的抗争只为土地，无关制度，而乌坎的民主选举确实并非创新，它是在村委会组织法与选举办法的框架下进行的。

村民自治至少在理论上不是一个新生事物，但乌坎最大的意义正在于使过去在一些村委会选举中走过场的现象得到纠正。

走进新乌坎，你会发现它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欢欣鼓舞。你会感受到中国农村问题的复杂性。

复杂的问题远非一场民主选举就能解决。(杨 江)

新乌坎印象

乌坎问题的解决并非一场民主选举就能实现的，无论是当初的抗争，还是现在的民主选举，乌坎人其实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明天。因此，对乌坎人集体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首席记者—杨 江

3月15日上午，阳光和煦，拥有13000多人口的乌坎秩序井然，乌坎村委会大楼旁边的幼儿园内数百名幼儿正在老师的带领下做儿童体操，再隔壁，一户村民正在办理丧事，村民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重丧风俗，因此很少驻足围观，人们或径直走向村头的店家购物，或三五一群嗑瓜子聊天。

这一天的乌坎平常得一如周边所有的粤东乡村，只有村委会大楼前张贴着的对联“喜上眉梢小镇小村行自治，春归乌坎一人一票选明天”以及乌坎学校围墙上张贴着的村民自治法律法规宣传单、选举流程，提示着人们，不久前，这里刚刚完成了一次广受关注的选举。

上午10点左右，陆丰市东海镇镇政府相关领导突然造访乌坎村委会，正在忙着修整村委会大楼、添置办公桌椅的新当选村委会主任林祖銮与其他村委委员都停下了手中的活，原来，镇领导是来给乌坎村村委会与党总支授牌的。

“一人一票选明天”是乌坎人近三个月来最重要的大事，也是他们几代人盼望了四十多年的事情。此前一天，很多乌坎人都像45岁的村民张炳钗那样守在家里收看温家宝总理记者招待会的直播。经历了那场大风波后的乌坎人对这样的时政新闻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关注，张炳钗和乌坎很多村民都对温家宝总理的三段话最有感触。

这三段话分别是——在谈到改革问题时，温家宝总理回答：“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在谈到村民自治时，温家宝认为：“要坚定不移地实行村民自治，并且保护村民直选的合法权利。现在农村村委会许多实践证明，农民通过直选村委会是成功的。他们不仅有高度的热情，而且按照村民自治法制定了严格的选举办法。 我至今还是这样认为，群众能够管好一个村，就能够管好一个乡的事情；能够管好一个乡，就能够管好一个县的事情。我们应该按照这条道路鼓励群众大胆实践，并且在实践中使他们受到锻炼。我相信，中国的民主制度会依照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地得到发展。这也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

——在谈到本届政府最后一年将要重点做好的几件事时，温家宝总理在第二条便提到，要制定并出台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真正保障农民承包地的财产权。

“这关系到我们农民的切身利益。”张炳钗对记者解释，而温家宝的这些话第二天也成为村民们热议的话题。

从2009年开始，乌坎村民就因为“违法选举”、“非法卖地”、“账目问题”等原因上访反映原村党总支与村委会干部的问题。直至2011年9月21日，“乌坎事件”爆发，矛盾骤然升级，并一度由集会、游行演变至警民对峙。紧张局面持续了三个月后随着广东省工作组的介入，特别是省委省政府领导对村民们合理诉求的支持，得以化解，事件得以迅速平息。2011年年末，广东省工作组认定乌坎村原第五届村委选举无效，尽快组织开展村委会重新选举。

对于“乌坎事件”，张炳钗的话一针见血：“薛昌(原乌坎村党支部书记)从‘文革’期间开始，连任41年党支部书记，根本不把我们当人，法律规定我们有选举权，但他连发张选票给我们走一个过场这样的形式都不肯，每次别的村选举，别的村村民问我们怎么不选举，我都气得要骂娘……”

28岁的村民洪锐潮对于这个问题也痛陈：“我父亲61岁了，此前连选票啥样都没见过。”作为农民的张炳钗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让他对前任村两委最为不满的除了剥夺了村民的选举权外还有村两委绝对权力下滋生的贪腐问题。核心便是土地问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以一元一平方米的价格贱卖了一万九千多平方米的土地给港商，说是发展工业，实则20多年来一直荒在那里，直到前年才转手，牟利200多万元。”

作为年轻的80后，洪锐潮对土地的情感并不亚于张炳钗，洪锐潮出生于普通的渔民家庭，父母出海打鱼为生，收入好的年景也不过三四万元一年，因此养活六个子女颇为不易。乌坎村十多年来也通过招商引入了几家企业，但这些企业最终并未给村民们带来分红与就业的实惠。洪锐潮这样的年轻人毕业后如果考不上大学便只剩下两条路——下海打鱼、出外打工。17岁初中毕业后，作为老小的洪锐潮便去了广州、深圳这些珠三角城市打工。

他在外闯荡十年，虽然辛苦但却从未对家乡的村务关心过，直至2009年，他注意到村里的几个异样。“大片大片的土地被圈了起来，用途却不知道；另一方面村里的地皮开始疯长，村里村外的有钱人都在建别墅，而我们家里却没有。”洪锐潮婚后仍与父母挤在60多平方米的老宅内，逢年过节，在北京打工的哥哥一旦带着女友回来，老父亲就只能在客厅内打地铺。

“他们卖掉的地有一千多亩原来是乌坎的水稻田，那是三十多年前，父辈们肩挑手挖辛辛苦苦通过围海造田得来的，本来是乌坎人的铁饭碗，几十年前亩产就高达一千斤。”洪锐潮回忆，但改革开放后，村委会却将这些良田变为水产养殖地，而后逐渐荒废，洪锐潮家本有近一亩自留地，但多年来土地承包证从未见过。

广东省已经进行了五届村民委员会选举，但这个制度在乌坎村形同虚设，在非法卖地与民夺利且村务不公开的背后，原村两委干部的一些作风也引起了村民的公愤。

30岁的村民庄烈宏这样形容原村干部的生活，“住在漂亮的小楼里，在海鲜餐馆里抽几十元一包的中华烟，喝上千元一瓶的洋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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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 集体土地征收 温家宝总理 群体性事件 新民周刊 乌坎事件 陆丰 中国 上海

乌坎新青年

某种程度上，乌坎村就是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一方面经过多年的发展后，村里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日趋明显，另一方面随着陆丰城区的扩大，乌坎的土地价值开始攀升，各个层面围绕土地的利益争夺与矛盾也开始升级。选举权的问题起初对乌坎人而言并没有那么关切，尤其对于年纪稍大一些的村民，张炳钗说：“即便原来的村支书薛昌与村委会主任陈舜意形式上给我们发个选票，我们当时也会投他们，因为无力抗拒。”

年长的乌坎村民多对原村两委的不正常现象习以为常不足为怪，即便从1993年开始，村里瞒着村民大肆卖地，非法侵占村民利益，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除了愤懑并不知道如何应对。洪锐潮与庄烈宏这样的年轻人却不同，他们常年在外谋生，接受城市文明与互联网的影响，见识更为广阔，对公平、公正与公民权益更为在意，且敢于表达个人的意见，争取权益。

在“乌坎事件”中，乌坎的70后、80后甚至一部分90后是一个很重要的群体。庄烈宏回忆，他原本也只是在外打工，对村里的事情不甚了解。直至2009年4月，一个化名“爱国者一号”的神秘人物在乌坎村发布了致村民的公开信痛陈村官的卖地行为。“感觉一盘散沙终于被凝聚起来了”，庄烈宏这样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而后他加入了乌坎年轻人的QQ群。

这个QQ群联络的主要是乌坎在外的一些年轻人，洪锐潮也在其列，当年6月21日，庄烈宏与其他二十多个在珠三角各地打工的乌坎青年分赴广州，开始到广东省政府上访。对这些年轻人而言，争取权益还有他们的另一个现实考虑，26岁的张建城说，他眼看着其他村的经济搞上去了很是着急，乌坎村坐拥这么好的优势资源，发展没道理停滞不前，以至于他们这些年轻人不得不在外地漂泊。

不过，这些年轻人一开始的动作比较理智，甚至用洪锐潮的话讲颇为“老实”，警卫让他们坐下就都坐下，甚至连大门都不敢进。此后的两年，这些年轻人们共上访十多次，但均无下文。直至2011年9月21日矛盾突然激化，事件骤然升级。对于这个过程，洪锐潮解释，村民打砸是有原因的，“村民看到土地被围起来，房地产公司开始施工，集体去陆丰市问究竟，市里回答没有搞开发，而后村民们回到村里问村主任陈舜意，陈舜意又否认，并拒绝随村民们一起去工地对质。”按照洪锐潮的回忆，此后陈舜意答应村民们三日后便会拆除工地设施，但却无法解释为何要三日后才执行，“他对村民说，那你们自己去拆好了，不打人就行。这样的情况下村民们才去拆除了工地部分设施。”

但此后地方政府的处置方式尤其是不当使用警力却被村民们认为是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给村民的感觉是来镇压的，而不是来解决问题的。”洪锐潮解释。尤其是“上面”与村民此后的博弈过程中，主要村民代表薛锦波被刑拘，两天后在看守所意外身亡，使得事件变得更为复杂和敏感。

关于这一点，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给“乌坎村事件”做批示时，曾如是总结：“长期忽视经济发展中发生的矛盾积累的结果。”在今年两会期间，广东省省长朱小丹也表示：“应该说乌坎教训很深刻，我个人分析，基层社会管理机制不健全、不完善的问题恐怕不止一个乌坎。如果这方面的改革不动真格，不能到位的话，可能又会冒出新的问题，恐怕还会出事。”

朱小丹直斥，以往的很多基层选举，甚至在有些地方，可以说是一个完全离开法律框架的“乱举”，必须予以改革。而改革目的就是要拔除那些过去存在的小团体以及官员个人随意甚至是随心所欲支配公共资源，甚至不惜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这样一种行政的弊端。

“如果当年乌坎群众对村干部的监督是管用的，‘乌坎事件’也不会发生。”朱小丹认为村民群众自治重在选举和民主监督的落实。在这位处在改革前沿阵地的省长看来，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解决党的领导、群众自治和依法办事三者有机统一的问题。党的领导不动摇、群众自治不作假、依法办事不含糊。“三句话，少一句都不行。”

历史不会被抹去，但这一页总要翻过去，绝大多数乌坎人在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表示，他们并不想纠缠于过往，最为核心的问题还是解决他们的土地问题。通过多年的抗争，乌坎人尤其是年轻人们更加明白了选举权的重要性，在成功推翻了前任村两委后，乌坎人渴望选举出能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人。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的选举，由村民选举委员会主持，但选委会的产生需要一个筹备机构。在省工作组看来，乌坎事件的原因之一便是基层支部出了问题，因此首先应该选举成立村党总支部，临时代替村委会主持工作，而后在党总支领导下选举选委会。村民代表杨色茂说，他们当初最为担心的一点就是，虽然村民们一直以来诉求只是针对土地等利益问题，无关政治，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对省工作组的原则并无异议，但由于此前基层支部存在问题，村党总支的重新选举面临旧势力的风险。

最终，在省工作组的提议下，2012年1月15日，乌坎村新的党总支成立，68岁的村民林祖銮当选村党总支书记，当日，村委会重新选举筹备工作小组成立。

不过，乌坎村民们很快发现，较之组织上访，选举本身对40多年来从未有过这方面体验与经验的他们而言，更是一场不小的挑战。

“上网下载、学习上面拿来的政策文件，从头学起。”洪锐潮而今回忆起来颇有几分得意，因为难题一个个在村民的努力下迎刃而解。

他的父亲却觉得很是不易，比如重新选举，需要登记选民，这需要七个小组会计的支持，但七个人只有两个交出了资料，其他五个回答丢了。

“无奈之下，我们只得发动人员重新登记。”但因为乌坎村人员过多，且当地派出所存在人口登记信息更新滞后等问题，选民登记一再出错，改了又改。

2月1日，乌坎以全村一人一票的方式，选举出了11名选委会委员。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选委会由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或者各村民小组会议推选产生，但并未规定具体的推选方式。政府的意见是，由党总支和筹备小组提名产生候选人，其中要有一定的党员数量(四五名)，其余人员则在各村民小组和宗族之间平衡。

村民方面则坚持“海选”方式。乌坎村的重新选举工作除了地方政府主导外，村民们还有一个智囊——北京新启蒙研究所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主任熊伟。在他的建议下，村民设计出一种“自荐与他荐”的方式：有意参选选委会的人，先签署协议表达参选意愿，同时声明放弃参加村委会选举，而后征集100位选民(后改为50位)的签名。由此进入候选名单后，在村民大会上正式接受投票，票数最高的11人成为村选委会委员。此规则并不排斥村民选举非候选人名单内的人。

对于这个设计，上级部门表示接受。洪锐潮的父亲是选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他很满意地告诉记者：“上面虽有担心，但基本上规则都是我们说了算。”

选举贵在落实

这是乌坎村40多年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庄烈宏说，“我长到20多岁第一次意识到了什么是民主。”

选举贵在落实

这是乌坎村40多年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庄烈宏说，“我长到20多岁第一次意识到了什么是民主。”

2月11日，乌坎村村民们又一次集中在乌坎学校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推选出了109名村民代表。选民最终登记8363人，3月3日，乌坎村第五届村委会重新选举在乌坎学校举行，这是乌坎人四十多年来真正用选票决定自己命运的一天。村民的参与度非常之高，一些年纪八旬九旬的老人都亲自到场参选。

31岁的村民陈素庄也是一个当初参与维权的年轻人，她认为选举当天的场面很是让人震撼、感动，乌坎不少在外打工、经商的村民都请假回来参选，一些年轻的中学生自愿充当志愿者。此前的2月29日，22名自荐或他荐方式产生的候选人在乌坎学校登台演讲，陈素庄就在其列。

只有初中文化、从无公开演讲经验的陈素庄却一点也不紧张，原因是她对结果并不过于看重，当天共有六个女孩子登台演讲，而陈素庄登台除了体验一下民主参选，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呼吁大家一定要团结，解决好土地问题。对于民主，她坦言至今不是很清楚，但一人一票的方式她觉得很有意义，“就是要提供一个向群众展示的舞台，每个候选人都要尊重群众的权力，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可能稀里糊涂乱选。”

洪锐潮、张建城、庄烈宏也都参与了演讲，其中洪锐潮竞选的是村委会副主任，其他三个80后竞选的是村委委员。除了陈素庄，这三个80后小伙子对参选与否都有过犹豫，一个原因是他们三人曾因为维权过程中的“打砸行为”被陆丰市公安局刑拘过。但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是，乌坎这个摊子，“我们不挑，谁来？”洪锐潮告诉记者。

庄烈宏最为犹豫，甚至最初并未响应村民的号召去报名，“我在观察，等待，看谁报名了，在我看来，有能力没那份心的人若当选只会坏事，而有那份心却没能力的人还可以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弥补。”最终庄烈宏也报了名，对能否当选以及分管什么工作，他考虑还不多，关键是可以有一个机会为村民服务。

38岁的70后村民孙文良与46岁的杨色茂也报名参选村委会干部，除了年纪，他们与几个80后有着几乎一样的过往经历与感受。孙文良在七分钟的演说内重点强调的是民主选举这种方式很好，一定要搞好，并且坚持下去。

而杨色茂与多数村民不同，他是一个有着明确政治诉求的人，早在“乌坎事件”爆发前，他就因为原村两委腐败与霸权的问题参与上访，并发了致村民的执政思路公开信，曾公开表示要竞选村委会主任。

3月3日的这场选举倍受关注，当天发出选票6899张，收回6812张，村民参选率超过80%，林祖銮首轮以6205票当选村委会主任，杨色茂3609票当选副主任。据现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选举村民委员会时，候选人必须获得登记参加选举的村民过半数选票，选举方才有效，否则将另行选举。

3月4日，乌坎村又进行了村委会补选。经过补选，洪锐潮当选村委会副主任，庄烈宏、张建城、孙文良和陈素庄当选村委会委员。村民张炳钗对这样的结果很满意，“谁代表村民的利益，我们就选谁！”

洪锐潮告诉记者，其实3月3日他的选票是2900多张，但部分村民由于对选举不甚了解，在村委委员或村主任一栏填了他的名字，导致400多张作废，否则也过半了。

乌坎村的这次选举正好发生在全国两会召开当天，海内外媒体高度关注，有的甚至任意“拔高”并炒作。对此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表示，“关于乌坎事件，日本朝日电视台记者认为在民主选举上开了先河，凤凰卫视记者则讲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我实事求是地讲，乌坎民主选举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简称《组织法》)和《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简称《选举办法》)进行的，没有任何创新。”

“(我们)只不过把《组织法》和《选举办法》的落实过程做得非常扎实，让这个村子在过去选举中走过场的现象得到纠正。对乌坎村事件的处理坚持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念，那就是始终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

汪洋表示，“广东成立工作组处理乌坎村事件，之所以请一位省委副书记当组长、一位副省长当副组长，并不是因为这个事件复杂到需要派出这样的阵容，而是我们希望通过解剖这个‘麻雀’，取得经验，推动村级组织加强建设，更好地体现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

汪洋坦言，“今年下半年广东将召开全省性会议，把从乌坎这个点上取得的经验、吸取的教训用于加强全省村级组织建设工作。”

新村官感言

百废待兴的乌坎村如今除了墙上零星的抗议原村两委腐败的标语以及拥护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法律法规宣传画外，几乎已经看不出当初冲突与选举的痕迹，村民们神色从容。庄烈宏与其他几个年轻的村委委员们正在老同志林祖銮的带领下开始重整河山。庄烈宏说，没有管理经验，可以学，慢慢摸索，“不必担心村民自治产生问题，乌坎村的这三轮选举就是很好的证明。”他相信乌坎人有了这个经历已经逐渐明白了选举权的重要性，明白了什么是基层民主自治。

村委会副主任洪锐潮则告诉记者，坚持走群众路线，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监督与村党总支的领导下，一定不会重蹈覆辙。

分管经济的张建城有些焦急，当前最重要的还是解决好村民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这是乌坎村的核心利益，至于经济发展，他认为乌坎有很多优势，在外的商人很多，可以借用的经验与资源不少。分管财务与档案工作的孙文良由于此前的资料悉数“丢失”，不得不从头开始，他对新班子的每一笔开始详细记录，“一定要吸取教训，透明，向村民公开。”

与几位80后踌躇满志不同，当选为村委会副主任的杨色茂有他的担忧，他认为目前林祖銮身兼村党总支书记与村委会主任两职有利于乌坎村的工作与过渡，但并非长久之计。“我认为目前的自治不过是半自治，合理的制度设计，党支部应该负责对村委会指导、监督，不应该有人事插手，党支部、村委会、村民代表监督委员会三者互相权衡、监督才会更有利于杜绝腐败等问题。”

对于民主自治，正如孙文良所言，多数村民尤其是年纪较大的村民由于文化限制其实并不是很了解，群众最为关心的还是新村官们怎么做。而这个核心便是此前引发矛盾的土地问题。走在乌坎版图内，随处可以看到被圈起或荒废的土地，以及村里新盖的一些别墅，它们与挤在一起的乌坎老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洪锐潮对乌坎村的土地问题解决很有信心，因为大部分被前两委卖掉的土地目前仍属集体土地性质，“收回的难度应该不大，政府给了我信心，过阵子我们会对外公布。”他认为最难处理的还是乌坎村内部宅基地的纠正问题，“那些建了别墅的宅基地几经倒手，这让我也意识到了农村工作的复杂性。”

对于外界尤其是外媒的沸沸扬扬，洪锐潮以及他年轻的同事们一致反对，洪锐潮认为不存在所谓的乌坎模式，乌坎更不是第二个小岗村。“外界对乌坎过度从政治角度解读了！”

在乌坎采访，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其实并非“民主”，而是“土地”，在中央免征农业税后，土地利益争夺引发的问题已经成为农村问题的核心。村民张炳钗不无忧虑，一些在外经商或工作的村民为了此前的抗争与选举放下工作回到村内，现在虽有担心，但很多人仍对能短期内解决土地问题抱有过高期待。“坐在家里等分地。”

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看来，这一事件的意义非凡。“因为这同时满足了民众表达争取利益权利，以及政府化解矛盾维护社会问题的双重需求。”

浙江理工大学两位教授也正在乌坎村调研，他们对《新民周刊》记者表示，乌坎村民的选举多少有些论功行赏的嫌疑，因此不免让人担忧。

土地是乌坎人最为朴素的要求，然而就像林祖銮所说的，证据在手，信心满怀，但解决问题总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乌坎问题的解决并非一场民主选举就能实现的，林祖銮此后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客观地回忆了乌坎的过去，阐述了乌坎的未来规划，更直言了目前面临的挑战。

无论是当初的抗争，还是现在的民主选举，乌坎人其实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因此，无论对林祖銮为代表的新一届村委还是以张炳钗为代表的村民，对乌坎人集体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本文来源：新民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