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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没成本与出口滞后
——分析中国出口持续高增长问题的新视角
内容提要：企业进入出口市场需要支付一定的进入成本，而这些进入成本往往是沉没的。沉没成本的存在使企业出口决策不会对外生波动作出及时反应，最终导致出口滞后。本文演示了沉没成本导致出口滞后的内在机理，并以中关双边贸易为例，采用协整检验以及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我国出口滞后是存在的，且沉没成本对出口滞后的影响是显著的。本文的研究，希望能为分析我国出口持续高增长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沉没成本 出口滞后 协整检验 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
一、问题的提出
2006年，我国外贸出口额为9690.8亿美元，增长了27.2%，我国出口贸易已经连续5年保持20%以上的增长速度。从表1可以看出，2001年，我国出口总额为2661.0亿美元，增长率为6.8%，到2002年，出口增长率达到22.3%，之后便一直维持20%以上的增长速度。2002年以来，我国出口持续高增长的最初激励因素在于我国加入WTO。加入WTO可以说是我国贸易政策的一个剧烈波动，对中国企业出口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激励因素，国内企业纷纷进入出口市场。但是，之后我国出口退税率下调、人民币汇率升值以及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等出口抑制因素的加强，并没能抑制中国出口的持续高增长。
本文试图从沉没成本导致出口滞后的角度，解释我国出口激励因素由强转弱的情况下，出口持续高增长的原因。基本思路为：宏观政策的调整有待微观组织的反应，而微观层面即企业的调整须考虑多种因素，其中沉没成本是个重要因素。企业进入出口市场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往往与产品的海外市场销售相关，如产品改良费用、国外市场信息搜寻费用、营销网络以及商誉建设费用等，且这些成本大多是沉没的，即企业退出某一出口市场时，原来支付的进入成本便不能回收，若企业再次进入该出口市场，则需要重新支付进入成本。这种沉没成本的存在，使得企业出口进入、退出决策不会对宏观政策的波动作出及时的反应，存在一个“观望期”，从宏观上来看就表现为政策波动对出口的调整滞后。
二、文献回顾
关于沉没成本，经济学家们有多种解释，且大多与固定成本的概念联系起来。Baumol和Willig(1981)的考察揭示，固定成本不随产出的变化而变化，但会随生产的停止而消失，而沉没成本并不会随生产的停止而消失。泰勒尔(1988)认为，固定成本只是在短期内才是沉没的，而沉没成本可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创造收益流，但却永远不能加以回收。Mata(1991)定义沉没成本为：不可撤销的用于某一特殊用途，且退出时不可回收的企业成本。具体到企业进入出口市场时的沉没成本，Baldwin与Krugman(1989)的界定较为流行，他们将“沉没成本”解释为“企业进入特定市场之‘进入成本’与其继续留在该市场的“维持成本”之间的差额”。他们指出，对营销网络以及商誉的投资就是典型的进入成本。
沉没成本构成企业进入特定市场的重要壁垒，同时也是影响企业退出特定市场的重要因素。在考虑退出某特定市场之前，企业必须考虑已投入且重新进入时需要再次投入的沉没成本。
“滞后”是动态系统的特性，滞后系统实际上是一个状态依赖系统，该系统的长期均衡不仅取决于外生变量的长期值，还取决于系统内状态变量的初始条件。“滞后”这一术语源于自然科学领域，而经济领域对滞后现象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劳动经济学关于失业持续性问题的研究，以及产业经济学关于外生波动对国际贸易产生持久效应问题的研究。因此，“滞后”可以解释为一种状态依赖或持续性。经济领域对滞后现象的解释大多与沉没成本联系起来，因为许多经济决策都是在不确定环境下作出的，沉没成本会对这些决策产生影响。关于沉没成本滞后(sunk cost-hysteresis)效应的早期文献，如 Becker(1962)，Oi(1962)，研究的论题是关于企业及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行为决策。在未来需求和生产率不确定的情况下，企业雇佣工人需要面临特定的培训成本，而工人也同样需要面临工作转换成本，这些沉没成本会对企业或个人的行为决策产生滞后效应。Dixit(1989a)建立不确定条件下的企业投资决策最优惯性模型，解释沉没成本对企业在不确定条件下投资决策的影响。
将沉没成本滞后引入国际贸易领域的现实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的美元周期对美国的对外贸易产生了持久效应。最早对此论题进行研究的是Baldwin(1986，1988)。他的沉没成本模型(又称“据点模型”Beachhead model)，基于企业进入出13市场存在沉没成本的假设条件，证明本国货币足够幅度的升值会导致国内市场结构变化，并由此产生贸易滞后。他还利用“汇率传递方程”做了实证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初美元升值导致了美国进13价格滞后，具体说，就是美元贬值后的美国进口价格低于预期水平。Baldwin和Krugman(1989)建立单厂商局部均衡模型，论证存在沉没成本的情况下，大幅度的汇率波动会对贸易流量产生滞后效应。Dixit(1989b)对Baldwin和 Krugman(1989)模型进行了扩展，建立多厂商局部均衡模型，分析在沉没成本存在的情况下汇率波动对一个产业的影响。他采用数字模拟的方法，分别计算了企业数量变化(即存在企业进入、退出)和企业数量不变(即没有企业进入、退出)两种情况下的汇率传递系数，结果表明存在企业数量变化时，汇率传递系数接近1，而企业数量不变时，汇率传递系数接近零。由此可以看出，当不存在企业进入、退出时，汇率变化对进口价格的影响非常小，表现出滞后特征。他认为用这种方法可以对不同产业的滞后假说进行检验。Parsley和Wei(1993)质疑用“滞后假说”来解释美国1980s的持续贸易赤字问题，他们从两个方面对滞后假说进行检验。第一，若滞后假说成立，则汇率的累积变化是贸易流量的重要决定因素，因为贸易滞后意味着汇率变化对贸易流量的影响还取决于汇率的历史变化；第二，贸易滞后意味着汇率波动增强导致贸易流量对汇率的反应下降。检验的结果并不支持滞后假说。以往文献中对沉没成本导致贸易滞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方面，而实证研究的发展相对比较落后。已有的实证研究只是间接证明贸易滞后的存在性，且都没有对沉没成本的影响程度进行实证检验，因而对出口进入沉没成本的界定和度量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难题。
随着企业层面的国际贸易行为逐渐得到理论及实证研究的关注，一些学者在研究企业国际贸易行为决策中引入了沉没成本这一因素，并对沉没成本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实证研究。Roberts和Tybout(1997)以及Bernard和Jensen(1997a)分别建立利润最大化企业出口决策实证模型来考察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因素，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便是沉没成本。之后，大量的文献基于该实证模型，并采用不同国家的企业层面数据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在考察沉没成本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时，无一例外地采用企业前期出口状态对当期出口状态的影响系数进行度量，因此都属于间接实证。现有文献的实证结果基本一致，都证明了沉没成本对企业出口决策存在显著影响，也就是说企业在过去的出口经历显著地提高了企业当期进入出口市场地可能性。代表性的研究包括Roberts和Tybout(1997)、Bernard和Jensen(1997、2004)、Bernard和 Wagner(1998)、Kaiser和Kongsted(2004)、Chin Hee Hahn(2004)等。
三、沉没成本与出口滞后：机理分析
(一)基本模型
总揽有关研究，可以认为，进入出口市场的沉没成本是影响企业出口决策的重要因素。在外生变量(即政府政策或非政策因素)发生剧烈波动后回到初始状态时，企业的出口决策可能因为沉没成本的存在而发生滞后，即企业出口状态与外生变量之间并没有表现出同步变化，而企业出口决策的滞后又会反映到宏观层面的出口滞后，也就是说，一国总体出口量与外生变量之间没有表现出一一对应的关系。这也说明，当企业出口进入成本沉没或部分沉没时，外生变量波动对一国出口量的调整存在滞后。
Baldwin和Krugman(1989)的单厂商模型很好地演示了外生波动下贸易滞后的微观机理。但是该模型中的外生波动仅限于汇率波动，考虑到我国出口贸易中的外生波动更多地表现为贸易政策的波动，本文将该模型引申到贸易政策波动下的情形进行分析。
模型的基本假设包括：(1)在一个两国(A国和B国)贸易的框架下，A国某产业只有一个厂商，该厂商可以选择出口产品到B国市场，且该厂商在B国市场上是价格的接受者。(2)贸易政策波动对A国单厂商出口的影响最终体现在出口产品的价格上，即贸易政策波动所带来的出口激励增强相当于提高出口产品的价格；反之，则相反。这个假设是参考“冰山模型”中引入运输成本的做法。(3)A国单厂商以固定的边际成本进行生产，成本以本国货币衡量。(4)企业进入出口市场需要支付进入成本，继续留在出口市场需要支付维持成本，前者大于后者，它们之间的差额就是沉没成本。A国的单厂商关注的是以本国货币衡量的出口利润，表示为：
Yt=EItPtXt-cXt
(1)
其中，Yt表示t期的出口利润；E表示汇率(以本币表示的外币价格)；Pt表示以外币衡量的出口价格；It表示贸易政策波动所带来的出口激励强度，It>0；c表示以本币衡量的固定边际生产成本；Xt表示A国厂商的t期的出口量。由(1)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Yt是It的递增函数。据此可以把利润函数简化为：
Yt=Y(It)
(2)
(二)沉没成本与企业出口决策：一个动态规划问题
A国的企业是否进入B国市场的决策受到沉没成本的影响。设出口进入成本为N，市场维持成本为M，根据模型的假设，N>M，N和M之间的差额就是模型中的沉没成本部分，该差额对模型的分析结果起关键性的作用。
在每一个时期，企业的出口净收益等于出口利润Y减去进入成本N或维持成本M。定义企业出口净收益R为，若A国企业在t期没有选择进入B国市场，则Rt=0；若A国企业之前已经进入并在t期继续留在B国市场，则Rt=Yt-M；若A国企业在t期开始进入B国市场，则Rt=Yt-N。
假设企业是风险中性的，那么企业的目标就是最大化出口净收益的预期现值。设定一个不变的贴现率δ，企业的目标就是实现W最大化：
企业的决策取决于出口激励强度It的变化。假设It为随机变量，且服从独立同分布(iid)，并假设企业每期做是否留在市场上的决策时，I1是可观察的。
沉没成本的存在，使企业的进入决策具有选择价值。因为企业当期进入会使其后期处于更有利的地位，相对于潜在进入者来说，除了成本优势外，还具有信息优势。此外，市场维持成本M的存在也意味着，企业的进入决策并不是不可逆转的，企业必须考虑到在将来某期退出的可能性。考虑了各种可能性之后，企业的决策就构成一个动态规划问题。一种情形是：企业前一期已经在B国市场上。此时，企业有两个选择。第一，如果企业选择继续留在B国市场上，则它的预期现值为Y(I)-M+δV1，其中V1表示前一期已经在B国市场上的企业的将来收入的预期现值。考虑到It的独立同分布假设，V1是一个固定的数，且取决于企业的决策；第二，如果企业选择退出B国市场，则它的当期出口收入为零。但是，企业可以选择在以后某期进入，其预期现值可表示为δV0，其中V0表示前一期没有在B国市场上的企业将来收入的预期现值。另一种情形是：企业前一期没有在B国市场上。此时，企业也有进入或不进入两种选择。如果进入，其预期现值为Y(I)-N+δV1；如果不进入，则其预期现值为δV0。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企业进入、退出决策的无差异条件：
等式(4)表示出口激励强度达到进入临界水平时，企业进入与不进入无差异的条件，等式(5)表示出口激励强度达到退出临界水平I0时，企业不退出与退出无差异的条件。其中，
f(I)表示密度函数。(4)和(5)相减可以得到：Y(I1)-Y(I0)=N-M(6)，若不存在沉没成本，即N-M=0时，则Y(I1)-Y(I0)=0，那么I1=I0，即企业进入与退出出口市场的出口激励强度的临界水平是重合的。若存在沉没成本，即N-M>0时，则Y(I1)-Y(I0)>0，因为Y是I的递增函数，所以I1>I0，即导致企业进入与退出出口市场的出口激励强度的临界水平不相等，它们之间存在一段差距。
(三)沉没成本与出口滞后：图示说明
至此，可以分别用图1和图2来表示不存在沉没成本和存在沉没成本两种情形下，A国某产业出口供给对贸易政策波动的反应。图1、2中的横轴表示贸易政策的出口激励强度I，从左到右表示出口激励加强，从右到左表示出口激励减弱或出口抑制加强；纵轴表示A国厂商对B国市场的出口供给X。假定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后，出口供给是出口激励强度的递增函数。
不存在沉没成本时，I1=I0。由图1可以看出，A国某产业的出口供给曲线分成两段。当出口激励强度低于I0(I1)时，出口供给为0(OI0(I1))；当出口激励强度大于I0(I1)时，出口供给为正(SS)。
存在沉没成本时，I1>I0。由图2可以看出，A国某产业的出口供给曲线由两部分组成。若A国企业没有进入B国市场，则出口供给曲线为OI1，直到出口激励强度大于I1时，才会进入；若企业已经在B国市场上，则出口供给曲线为SS，出口量是出口激励强度I的增函数，直到出口激励强度小于I0时，才会退出。当出口激励强度在I0和I1之间波动时，两条供给曲线都可以表示A国企业的出口供给。此时，企业的出口供给不仅取决于出口激励强度，还取决于其过去的出口状态。
比较图1和图2可以看出，当沉没成本不存在时，出口激励强度的变化会导致出口供给的同步变化；当沉没成本存在时，出口供给并不会随出口激励强度的变化做出同步反应，而是表现出一种状态依赖，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出口滞后。
本文的理论模型是针对单个产业的分析，对一国总体出口滞后的研究需要考虑不同产业的特征对出口滞后效应的影响。但是，考虑具有不同特征的多个产业可能影响出口滞后的程度，并不会影响出口滞后的存在性。只要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存在一定的沉没成本，那么贸易政策的短暂剧烈波动就会给一国出口贸易带来持久的效应。
四、基于中美双边贸易的实证研究
本文只检验中美双边贸易中的出口滞后，主要考虑以下两点：(1)为了在数据中排除Cushman(1986)论证的“第三国效应”影响。所谓“第三国效应”主要指一国在参与国际贸易过程中，若发现对象国的贸易保护严重，会转向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尽管贸易总量上可能没有大的变化，但贸易政策波动确实影响了双边贸易，且在存在出口沉没成本的情况下，会产生出口滞后。因此，“第三国效应”掩盖了贸易政策波动在沉没成本作用下造成的影响。(2)由于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产品输出国，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主要原因，研究中美双边贸易中的出口滞后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本文的实证研究拟分两步进行。第一步，证明中美双边贸易中我国存在出口滞后。计量经济学的最近研究表明，一些重要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对应的，这些变量的大小既取决于其他变量的影响，又取决于这些变量自身的运动方向和初始状态。例如，我国在入世所带来的良好贸易环境冲击下，出口一直持续增长，而当意识到贸易顺差过高的严重性时，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率调整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并不能阻止我国出口的持续增长，这种出口和贸易政策变量之间非——对应的关系即表现为出口滞后。因此，可以采用协整方法来检验我国出口滞后的存在性，若出口与贸易政策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则表明出口滞后存在。第二步，证明沉没成本的出口滞后效应。由于出口进入沉没成本的界定和度量还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难题，以往文献都是利用企业层面数据对沉没成本的影响进行间接实证。几乎所有的实证研究都采用企业前期出口状态对当期出口状态的影响系数来考察沉没成本的影响程度。考虑到沉没成本导致出口滞后是通过影响企业出口决策进行传导的，那么个体企业当期出口状态对前期出口状态的依赖最终会反映到出口总量的依赖关系上。也就是说，沉没成本导致企业出口存在状态依赖，从宏观上来看，就是沉没成本导致总量上的出口滞后。因此，本文拟直接用出口总量数据代替企业层面数据进行尝试性实证，即用前期出口量对当期出口量的影响来检验沉没成本的出口滞后效应。
(一)变量选择及数据说明
在分析一国出口需求的实证研究中，常规的做法是假定出口需求EX是贸易伙伴国国民生产总值GDP、出口价格P、汇率E等变量的函数。本文要研究出口对贸易政策波动的反应，因此将贸易政策波动因子]作为新的变量引入出口需求方程中，这里贸易政策波动包括出口国贸易政策调整和进口国的贸易政策变化。出口需求函数表示为：EXd=EXd(GDPf，P，E，I)，其中，d，f分别表示本国和贸易伙伴国，本文中则分别表示中国和美国。
考虑到中国对美出口贸易中，外资企业出口占很大的比重，而作为跨国公司子公司的外资企业在出口进入上具有先天优势，其出口进入决策受沉没成本的影响较小，本文所使用的是内资企业的出口数据；美国GDP不存在完整的月度统计数据，本文采用美国工业生产总值指数IP数据来代替；出口价格利用实际汇率R进行替代，一般实际汇率的计算方法为名义汇率乘以两国批发价格指数(WPI)的比值，但由于本文无法收集到完整批发价格指数，采用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计算；贸易政策波动因子中：美国贸易政策变化用贸易摩擦程度I1表示，并以中美贸易顺差为标准进行赋值，即前一期的贸易顺差越大，当期贸易摩擦就越大，主要是考虑到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中国贸易政策调整则用出口退税调整I2表示，并以样本数据的第一期为基期进行指数化，数值越大，表示中国贸易政策所带来的出口激励越强。
本文的数据来自OECD统计数据库、美国统计署、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商务部综合司的网站，所有数据均为月度数据，样本区间为1999.01-2006.12，样本容量为96个。
为减少实际数值的大幅波动和异方差，除贸易摩擦程度I1和出口退税调整I2外，其余变量均取其对数值。针对中国对美国出口数据、贸易摩擦程度数据以及出口退税调整数据表现出季节规律性的问题，我们用乘积法对它们进行季节调整。
(二)出口滞后的存在性——协整检验
由于大部分变量都是非平稳时间序列，我们先对各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表1给出了出口、实际汇率、工业生产总值指数、贸易摩擦程度以及出口退税调整月度数值及其一阶差分的ADF检验值。结果表明，上述数据在10%的显著性水平以上都不能拒绝原假设，即序列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的。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上述序列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也就是说上述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
表2给出了EX分别与R、I1以及I2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从表2中可以看出，EX分别与R、I1以及I2回归的残差序列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也无法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我国对美国出口与实际汇率、贸易摩擦程度以及出口退税调整这3个贸易政策波动都不存在协整关系，这就说明了在中美贸易中我国存在出口滞后。
(三)沉没成本的出口滞后效应——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
由于要检验当期出口量受前期出口量以及其他变量的影响，需要建立动态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在动态计量经济模型建立过程中，通常从一个结构比较复杂的自回归分布滞后(ADL)模型开始，经过一些对参数的线性或非线性条件约束，去掉一些变量，最终得到一个具有良好性质的表达简练的模型。这就是“从一般到简单”的建模过程，前后两个模型分别被称为“一般模型”和“简单模型”。
本文中，一般ADL模型的表达式为：
，其中，Xt-j是滞后j期的外生变量向量(包括R，IP，I1和I2)。根据一般ADL模型中各解释变量的系数t检验结果，逐步剔除不显著变量，得到简单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中可以看到，经过简化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整体拟和优度比较高，调整后的R2达到0.972798，说明所选择的模型对样本观察值拟和的比较好，我国对美国月出口量的变化中，有97.28%是由前两期出口量以及当期出口退税调整政策所决定的。模型的F检验也是通过的，说明当期出口量与滞后一期及两期的出口量以及当期出口退税调整政策之间的线性回归关系是显著的。DW检验也是通过的，说明随机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也都通过了t检验。因此，我国对美国出口量显著地受到滞后一期及两期的出口量的影响，影响系数分别达到0.54和0.43，这就间接证明了沉没成本对我国出口滞后的影响是显著的。而滞后两期的系数小于滞后一期的系数则说明了沉没成本的影响也会随时间贬值的，这也与Roberts和Tybout(1997)的实证研究结果相符。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借鉴Baldwin和Krugman(1989)的单厂商模型，并将其从汇率外生波动引申到贸易政策外生波动下的情形，演示了沉没成本通过影响企业在贸易政策外生波动下的出口决策，进而导致出口滞后的内在机理，为我国出口持续高增长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实证检验方面，我们以中美双边贸易为例，其结果证明了在中美贸易中我国存在出口滞后，且沉没成本对我国出口滞后的影响也是显著的。
从本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一旦认识到沉没成本导致出口滞后的可能性，就不难理解我国出口持续高增长的现象。我国加入WTO而产生剧烈的政策变动，实际上已经对我国的出口贸易造成持久效应，也就是说，国内企业在由加入WTO所带来的出口激励因素的作用下，纷纷进入出口市场，并为此支付了一定的进入成本，而这些进入成本的沉没使得企业不会对近年来出口抑制因素的强化作出及时反应。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贸易摩擦加剧、出口退税率下调、人民币升值等出口不利因素并没能阻挡我国出口增长势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要解决由出口持续高增长所带来的巨额贸易顺差问题，需要更多地关注微观层面因素，降低企业出口进入的沉没成本，使企业出口进入、退出更加顺畅，能够提高出口对外生波动反应的灵敏性，从而加强贸易政策调整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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