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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图书馆的故事
眉睫
我曾自命为读书的种子。这种略略带有自恋情结的自我确认，是从2001年前后开始的。当年12月30日，我从黄梅一中理科班转入文科班。自此，开始了我十年的从文历程。其实，早在那年元旦，我就在我的习作本上写着：“从今日起，我要做一名作家。”现在，这个本子应该还在黄梅祖宅的书箱里吧！然而，作家梦是早就破灭了的，从文却是真的。
2001年，我还在读高一，经常在课间十分钟跑到学校的图书馆。从教室跑到图书馆，一个来回都要四五分钟，供我选书的时间其紧迫程度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当时学校有一个近乎“变态”的规定：上课期间，包括可以自由活动的体育课也不能借书。至于图书馆管理员下班时间，肯定也不能借书的。之所以有这样的苛刻条件，我的理解只有一个——在应试教育背景下，中学其实是不鼓励学生留恋于图书馆的。即便在课间十分钟，我去借书，还经常被管理员挡回去的，她们说：“这些书是借给教师的，学生不能借！”或者又说“课间不能借书”。只是，那时幼稚得很，居然会顶撞几句：“既然是老师借的，为什么还要给我们办证？！”“课间也不能借，难道上课来借不成？！”
或许由于我太爱书了，管理员有时实在拦不住，可能也有些“怜惜”我了，一位阿姨感叹地说：“这个孩子真爱书！让他借一本吧！”就这样，我在高一那年，很是借了几本书来读，印象最深刻的是《何其芳散文选集》。每每下了晚自习，回到寝室，便拿出枕下书，酣读起来。久而久之，一个近于同好的室友，每见我走进寝室，便笑着喊一声“何其芳也！”于是，众人皆笑。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想读这本书，于是也借给他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到了高二，图书馆便要求只还不借，至于高三，不消说了。
终于熬到了大学，学校是没有读书的风气，但图书馆、阅览室总不会阻拦你的。我才真正开始了我的“酣读时代”。可惜的是，学校图书馆毫无历史可言，图书的质量不高，只好到武汉理工大学、武汉大学、湖北大学等多所高校，让同学帮我借书。正在这时，我才开始惊叹于图书馆的伟大——没有图书馆，学术的发展、文化的传承几乎不可想象。
我很感谢大学时代的图书馆，是它给了我研究资料的基础，是它给了我阅读报刊的机会，甚至是它给我提供了良好的写作环境。我已经记不得有多少文章是在阅览室完成的，反正它也曾是我写作的“摇篮”。我整个的大学生命似乎有一半以上是在图书馆度过的，与其说我是进了大学，不如说我是进了图书馆。
记得上大三的时候，一个初冬之夜，接到著名杂文家、散文家张雨生老师的电话。在谈话的末尾，他带着叮嘱口吻对我说：“有空闲一定要多到图书馆、阅览室啊！毕业了，就没这个机会了……”七年过去了，事实证明，这是不幸被言中的！这位老人，已是脑溢血重患者，怕记不清了，而这句话总是回响在我的耳际，不由得使我深深向往那段在母校的阅读时光。
毕业后，渐渐远离图书馆了，而自己的藏书又越来越多了，终于还是不能满足自己，于是办了湖北省图书馆的借阅证，只是太远，去一次不容易，还书也不易。这时，愈加想念大学的图书馆了。
大学毕业四年后，我到北京工作了，才发现单位离国家图书馆很近，毫不犹豫地立即办了借阅证。很快摸熟了各室的位置，能够轻松地见到港台书、民国图书、缩微文献……这时，国家图书馆又全面“刷新”了我对图书馆的认识，它是面向所有中国公民的，每个人都可以享受中华民族的学术文化遗产。它是神圣的，又是亲近大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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