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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是他们那个时代最受敬仰的两位经济学家。两人都生于1883年；凯恩斯去世4年后，熊彼特在1950年去世。他们两个人都改变了一代人的思想。那么，为什么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经济学派以凯恩斯命名，而熊彼特虽然仍受到敬仰，却很少有人提及呢？
在这两位当中，熊彼特更为保守一些。《福布斯》杂志(Forbes)在1983年庆祝两人的诞辰时断言：“为席卷现代世界的变革……提供了最佳指引的是熊彼特，而不是凯恩斯”；《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在纪念熊彼特逝世50周年时宣称，他是“美国最热门的经济学家”。
两人都来自活跃的学术圈：凯恩斯在剑桥(Cambridge)和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熊彼特在维亚纳。两人都很早就进入了政治事件的中心：1919年，凯恩斯参与了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的谈判；熊彼特则是奥地利财政部长。两人在高级金融方面都曾经历过成功与失败。凯恩斯曾经炒股；熊彼特用了10 年时间来偿还欧洲核心金融机构崩溃产生的债务。凯恩斯的学术生涯在英国剑桥大学渡过；熊彼特在1932年移民到了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剑桥。两个人的私人生活都很丰富多彩：凯恩斯是个活跃的同性恋者，但还是娶了一个俄罗斯芭蕾舞演员；熊彼特结了三次婚，放言要成为全球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情人和骑手——他承认，他一度曾不得不从事马术工作。
两人都拥有杰出的传记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曾用三卷本的作品记录了凯恩斯的生活与工作，如今，新的删节本已经可以用一只手拿起来了；本身就是杰出商业历史学家的托马斯•麦克劳(Thomas McCraw)刚刚出版了一本700页的熊彼特传记，这本书同样融合了熊彼特的个人生活与杰出才华。
熊彼特的声望
熊彼特的声望主要来自三本著作。《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1908年首次出版）展示了熊彼特的基本观点：市场经济的成功，主要并不是依赖于资本的积累，而是依赖于创新，而创新则是创业精神（大多数并不成功）的产物。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一书发表于1942年，探讨了经济制度的可比表现以及它们与政治结构的关系。出于预见性（如果不是反传统的话）的原因，熊彼特对资本主义的长期前景持悲观态度。他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创新成功产生了收入与财富的巨大不平等。他相信，在广大知识分子阶层——资本主义的繁荣使这一阶级的存在成为可能——持续的敌意的助推下，不平等现象导致的愤恨，最终将毁灭创新动力本身。
熊彼特对经济制度的思考涉及面很广。1954年出版的他的遗著《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就由一系列展开的短文构成，描述了自古希腊以来的经济学说和思想。
在经历和思考的精微方面，熊彼特与凯恩斯不相上下，在知识广度方面则超过了凯恩斯。但熊彼特对学术生活和实际事务的影响却比他的英国对手稍逊一筹。麦克劳在《创新先知》(Prophet of Innovation)一书中宣称，他的写作对象“对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商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但这种说法很难得到认可。
现代商业战略奠基人
麦克劳提出，熊彼特是现代商业战略的奠基人。他表示，“熊彼特集中关注的东西——创新、创业精神和信用创造等——对这些（商业）战略的形成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一点没有错，但熊彼特的理念涉及的是这些因素在经济制度演变中发挥的作用，而非个体企业的规划。事实上，他对创业精神的缺陷、结果的不可预测性和演变过程的力量等因素的强调，直接与现代商学院所教授的、或咨询公司所推动的高度理性主义相冲突。
熊彼特知道，他对手的成就影响要大得多。在《经济分析史》中，他评论凯恩斯的文章既表露了他的苦涩，也说明了凯恩斯更为成功的原因。对《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书的勇敢出版，熊彼特表示出真正的赞赏。他承认，凯恩斯是一个能给予其他人信心和鼓舞的天然领袖。
熊彼特这样评说自己：“我异常缺乏领袖的特质——只需要一小部分我的思想，一种新的经济学可能就已经创立了。”那种新的经济学并未出现。后来出现的是凯恩斯学派，凯恩斯经济学，而非熊彼特学派，也实在没有熊彼特经济学家。在凯恩斯为英国的战时财政确定方向时，熊彼特正处在无能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的监视之中。他们监控他的信件，从中寻找线索，但似乎并未注意到他在1942年出版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看来书店不属于他们的谍报活动范畴。后来，熊彼特最杰出的学生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把战后经济学的发展引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在凯恩斯和熊彼特之后的那一代人中，1908年出生的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和1912年出生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是经济学家中最著名的两位公众知识分子。如果说熊彼特的受敬仰程度超过知名度，那么加尔布雷斯则是知名度超过受敬仰程度。人们普遍认为，加尔布雷斯是个出色的作家，但只是个普通的经济学家。理查德•帕克(Richard Parker)在其新书中挑战了这一观点，但收效甚微。在证明自己的观点时，他的论据过度依赖于逐一分辨每一条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或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的有力批判。
加尔布雷斯的学术声誉
但仍有一个理由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加尔布雷斯的学术声誉。美国个人的富足与公共部门的贫穷形成强烈反差，这一点在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过后揭示得最彻底，但在加尔布雷斯1958年的著作《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一书中则得到了最中肯的描述。他以优美的文笔在《大萧条》(The Great Crash)一书中描述了上世纪20年代末的华尔街——它就像是上世纪90年代末这些事件重演时的电影剧本。
或许更重要的是，加尔布雷斯的《新工业国》(The New Industrial State)并不是将发达经济体视为一系列环环相扣的竞争性市场，而是从企业内外的力量关系来看待发达经济体。这一视角是与标准经济理论的必要对比，后者几乎从不承认大型企业在现代社会中是主导机构。要了解美国游说势力和华尔街对布什政府的影响，我们从加尔布雷斯那里或许能得到比萨缪尔森那里更多的答案。但是，正如没有熊彼特学派一样，也没有加尔布雷斯学派。加尔布雷斯和熊彼特一样，从没有时间参加大学和会议政治，也没有这方面的爱好，但它们却是形成学派所必需的。
加尔布雷斯在职业早期曾参与过战时物价管理，这一经历对他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持久而且有些怪异的影响。加尔布雷斯一直对政治角色很感兴趣。但他最重要的公共职务——美国驻印度大使——却并非具有实权。归根结底，他始终处在政治和学术生活的边缘，而不是中心。进行枯燥、学术性的观察，是他的长处。在加尔布雷斯长期所持的反对立场上，他的这一天赋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如果说熊彼特缺少领袖的特质，那么加尔布雷斯则是选择了不去动用这些特质。
熊彼特发现，凯恩斯广受欢迎的成就，就是通过“一种明显的综合性分析”投射“他个人的观点”。20世纪70年代，当凯恩斯的影响逐渐消退之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经济政策和研究方向上拥有了可与凯恩斯相媲美的影响力。艾伦•埃本斯坦(Alan Ebenstein)最近写了一本弗里德曼的传记。和凯恩斯一样，弗里德曼成了一个经济学派的学术领袖。在另一本新书中，乔汉•范•欧弗托弗尔德(Johan Van Overtveldt)第一次完整记述了现代芝加哥学派在弗里德曼率领下的兴起过程。
范•欧弗托弗尔德将这位主角的学术和个人传记，融入到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经济系和商学院的历史中加以描写。他给出了概略的信息。但范•欧弗托弗尔德不是斯基德尔斯基，他没有解释芝加哥学派的成功如何反映了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
芝加哥学派影响力
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力扩散方式与凯恩斯学派相似：一种相对简单、用于和外界进行交流的意识形态信息；一种新的、难以理解但涉及面广泛的理论框架；以及一批在其它学校经济系巩固这种学说的全心全意的支持者。
芝加哥学派吸收了芝加哥大学历史悠久的保守传统——这种传统很适合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创立的这所大学。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个学派展示出一种自信的帝国主义，它对理性选择和自由市场的强调被用到了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其它领域。事实上，芝加哥大学教授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199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显然是因为他拓宽了经济学范畴——好像这本身就是一项价值成就一样——而不是因为经济学产生的洞见。在实践中最重要的拓展是法律经济学、金融理论和建立在个体理性选择之上的宏观经济学。
弗里德曼对哈里•马克维茨(Harry Markowitz) 1955年关于投资组合理论的博士论文曾有一番评论，范·欧弗托弗尔德引用了这段著名的评论：“这不是经济学论文……不是数学，不是经济学，甚至不属于企业管理。”事实上，它是这所有学科的综合。因此它也是现代金融理论的基石，是芝加哥学派内部所信奉的。
新一代经济学家
凯恩斯和凯恩斯学派，弗里德曼和芝加哥学派……那么现在呢？下一代的经济学家传记作者将讲述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和约瑟夫•斯蒂格利兹(Joseph Stiglitz)的历史。可以说，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熊彼特。他有渊博的学识和深刻的思想，其它经济学家难以望其项背。但和熊彼特一样，森是一个孤独的人。不会有森学派出现。但似乎也不会有斯蒂格利兹学派：新一代的学生正在寻找能与芝加哥学派抗衡的流派，但这个学派的潜在领袖尚未专注于发展一种连贯而全面的评论——这是今天的领袖角色所需要的，或是学术政治方面的天资或爱好。而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一方面是《纽约时报》好辩的专栏作家，一方面又在普林斯顿(Princeton)从事专业工作，这两种角色似乎也太不协调了。
是否具有惊人才能的一个衡量标准是：能否改变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回顾一下两位非凡人物——加尔布雷斯和熊彼特——的成就，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加尔布雷斯和熊彼特本应能够改变一代人的思维方式，但最终没有实现，而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却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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