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吗？

读书上有一篇文章叫做“制度高于技术”，阐述了为什么既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这里又说制度高于技术，这实际上并不矛盾，因为二者是从不同的层面进行阐述，各位，我们在这里的讨论是从宏观层面，制度高于技术也是终极意义上的，制度的作用也就在于使技术，资源，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达到最优化，梁小明教授讲了这方面制度起作用的一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制度的重要性！

个人认为，制度之于技术、资源等，好比经济学理论之于数学，后者只是一种技术手段，或者说是工具性的，而前者则是决定性的。

https://bbs.pinggu.org/thread-5706-1-1.html

以下是引用松下一童子在2004-12-10 18:48:08的发言： 梁小民是经济学家，但常常被业界人士和喜爱他的读者在前面加上两个字——大众。说他是个大众经济学家，是因为他为大家讲解的经济学通俗易懂，常有曲径通幽之妙在一大堆御用声音的夹缝中，梁小民多年以来一直在发出一种独立且自由的声音。 　　在中国当下一大堆经济学家中，梁小民并不是最显赫的，有时候，他的声音甚至有点式微，是那种被遮蔽之后的式微。但读过梁小民的书，特别是听过梁小民的演讲之后，就一定会记住他，在一大堆御用声音的夹缝中，梁小民多年以来一直在发出一种独立且自由的声音。 　　制度最重要 　　梁小民的声音第一次进入我的世界，是一篇名为《制度比人性和政府更重要》的文章。事实上这只是一篇短小的、感悟性质的随笔，但是在我看来，却远远超过了那些自封的制度经济学家们的鸿篇巨制。 　　在那篇文章里，梁小民给人们讲述了一个故事： 　　一七七○年，J库克船长带领船队来到了澳洲，随即英国政府宣布澳洲为它的领地。开发澳洲的事业开始了。谁来开发这个不毛之地呢？当地的土著居民人数不多，且尚未开化，只有靠移民。当时英国人主要向美国移民。于是，政府就把判了刑的罪犯向澳洲运送，既解决了英国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又给澳洲送去了丰富的劳动力。运送罪犯的工作由私人船主承包，这种移民活动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末。 　　开始时英国私人船主向澳洲运送罪犯的条件和美国从非洲运送黑人差不多。船上拥挤不堪，营养与卫生条件极差，死亡率高。据英国历史学家查理·巴特森(Charles Bateson)写的《犯人船》(The Convist Ships)一书记载，一七九零年到一七九二年间，私人船主送运犯人到澳洲的二十六艘船共四千零八十二名犯人，死亡为四百九十八人，平均死亡率为百分之十二。其中一艘名为海神号(The Neptune)的船，四百二十四个犯人死了一百五十八个，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三十七。这么高的死亡率不仅经济上损失巨大，而且在道义上引起社会强烈的谴责。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面对这样的问题，梁小民展开了多层面的设计，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比较分析： 　　第一种做法是进行道德说教，让私人船主良心发现，改恶从善，不图私利，为罪犯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一句话，依靠人性的改善。寄希望于人性之善有用吗？ 　　在梁小民看来，中外历史上都有人性善还是恶的争论。其实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既有善也有恶，但对经济学家来说，这种争论并没有什么意义。他们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生物学家已从基因复制的过程证明了这一点)。从利己出发，人可以做出善事——历史进步正是利己心推动的；也可以做出恶事——一切罪恶都来自利己。人性只能用制度引导，而不能靠说教改变。在人们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而敢上断头台的时代里，企图以说教来改变人性，无异于缘木求鱼。私人船主敢于乘风破浪，冒死亡的风险把罪犯送往澳洲是为了暴利。他们尽量多装人，给最坏的饮食条件，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润，都是无可厚非的理性行为。而且，私人船主之间也存在竞争，大家都在拼命压低成本，谁要大发善心，恐怕在激烈的竞争中无法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要把运送罪犯死亡率的下降寄希望于人的善良是毫无用处的。经济学家解决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永远都是承认人性，而不是改善人性。 　　第二种做法是由政府进行干预，强迫私人船主富有人性地做事。这就是由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最低饮食和医疗标准，并由政府派官员到船上负责监督实施这些规定。 　　梁小民认为，市场经济应该有秩序，这种正常秩序的建立离不了政府的干预，离不了立法和执法。但政府的干预也并不是万能的。这种做法成本很高，要派官员到运送罪犯的船上去执法，当然是一件苦差事，不给高薪没人肯干。但有了这些官员，罪犯的待遇就可能改善了吗？千万别忘记，官员的本性也是利己的。不要把奉公守法无私奉献作为官员的本性。官员无论头上有什么光环，也毕竟是人。让个把官员有超群的品质，证明人性善的观点是可以的，但要让所有官员都这样，就不可能了。如何去监督船上的官员秉公执法呢？即使派了监督官员的官员，这些官员也还是人，改变不了人利己的本性。 面对贪婪成性又有点海盗作风的船主，官员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与船主同流合污，分享利润；一种是坚决执法，自己或亲人的生命受威胁。在无法无天的海上把那些不识相的官员干掉，扔到海里，诡称他们暴病而亡，对船主不是什么难事。面对船主的利诱和威迫，官员的最优选择只能是与船主合作。当猫与鼠合作时，鼠们更敢大胆妄为了。 　　否定这两种方法之后，梁小民发现了第三种方法：当时既没乞求船主们发善心，也没派什么官员，而是找到一种简单易行的制度：政府不按上船时运送的罪犯人数付费，而按下船时实际到达澳洲的罪犯人数付费。当按上船时人数付费时，船主拼命多装人，而且不给罪犯吃饱，把省下来的食物在澳洲卖掉再赚一笔，至于多少人能活着到澳洲与船主无关。当按实际到达澳洲的人数付费时，装多少人与船主无关，能到多少人才至关重要。这时船主就不想方设法多装人了。要多给每个人一点生存空间，要保证他们在长时间海上生活后仍能活下来，要让他们吃饱，还要配备医生，带点常用药。罪犯是船主的财源，当然不能虐待了。这种按到澳洲人数的制度实施后，效果立竿见影。一七九三年，三艘船到达澳洲，这是第一次按从船上走下来的人数支付运费。在四百二十二个犯人中，只有一个死于途中。以后这种制度普遍实施，按到澳洲的人数和这些人的健康状况支付费用，甚至还有奖金。这样，运往澳洲罪犯的死亡率下降到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一点五。 　　新制度在这里显现出强大的动力：私人船主的人性没变，政府也不用去立法或 监督，只是改变一下付费制度，一切就都解决了。梁小民认为，这正是经济学家强调制度的原因。 　　哈耶克曾经说过，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作为哈耶克的信徒，梁小民这样阐述到：制度并不是要改变人利己的本性，而是要利用人这种无法改变的利己心去引导他做有利于社会的事。制度的设计要顺从人的本性，而不是力图改变这种本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性是无法改变的——无论是最有煽动性的说教，还是最严酷的法律。人的利己无所谓好坏善恶之说，关键在于用什么制度去向什么方向引导。如果只有人斗人、人吃人，才能实现利己，人就比野兽还要坏。如果只有人为人、人帮人，才能实现利己，人就比天使还要好——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如此。要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不能靠人性改善 所谓人的思想觉悟极大提高，斗私批修云云，也不能靠政府的英明伟大，只能靠一套把利己变为有利于社会的制度。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9-20 20:22:05编辑过]

楼上的文章太棒了

中国历史上许多皇权政府在接收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后,不思进取,只想坐守其成,为了社会思想的稳定，为了减少统治的压力,,对于异端从来都加以排斥，重仕重农，轻商轻技，统治者制度选择的结果就是科技在后期的缓慢发展。

以下是引用zhangxujun在2005-9-19 22:58:36的发言： 我还是觉得制度只是一种外在的环境，只能通过创造一种良好的制度，使成本尽可能的低，制度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谢谢

一般经济学研究 ，都把制度作为一种外生给定的变量，或者说是一种外生给定的约束条件，然后，在这个约束条件下进行研究，而楼主体出的这个问题呢，则是跳出这个外生给定的约束，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从制度方面来分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诸位如果同意，请容我把“技术标准”当作为制度的组成之一，说一点。

标准从最初的产品标准拓展到管理标准，再到服务标准，其发展的全过程可以说一直在促进着企业产品形成量产。零件的互换使得企业成为分处各个链条且紧密合作的具体环节，单纯从这两个作用看，标准对经济的贡献就已不可估量。延伸开来看，标准化在促进国际贸易、规范市场秩序、传播高新技术和产品、保护国家经济利益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根据德国2000年起历时3年的研究成果显示，标准化产生的经济效益约占国民生产总植的1%，对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7%，仅次于资本的贡献率48%。是专利，也就是狭义的技术的贡献率的3倍。日本标准化与宏观经济的关系研究表明，采用国家标准可增加通商机会，标准是推广科研成果的有效手段，比企业专利战略还要重要，更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同时对技术创新也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不知道这是否可以从一个侧面，作为你这个题目的答案之一。

以下是引用stjuan在2005-9-21 19:10:21的发言：

诸位如果同意，请容我把“技术标准”当作为制度的组成之一，说一点。

标准从最初的产品标准拓展到管理标准，再到服务标准，其发展的全过程可以说一直在促进着企业产品形成量产。零件的互换使得企业成为分处各个链条且紧密合作的具体环节，单纯从这两个作用看，标准对经济的贡献就已不可估量。延伸开来看，标准化在促进国际贸易、规范市场秩序、传播高新技术和产品、保护国家经济利益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根据德国2000年起历时3年的研究成果显示，标准化产生的经济效益约占国民生产总植的1%，对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7%，仅次于资本的贡献率48%。是专利，也就是狭义的技术的贡献率的3倍。日本标准化与宏观经济的关系研究表明，采用国家标准可增加通商机会，标准是推广科研成果的有效手段，比企业专利战略还要重要，更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同时对技术创新也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不知道这是否可以从一个侧面，作为你这个题目的答案之一。

楼上说的技术标准也可以说是制度的一种表现形式吧,

我是搞标准化的，但没有学过制度经济学。只是平时自己看了一些，我觉得按照制度的定义技术标准似乎可以称作制度。但从一个比较窄的范围看，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只是一些涉及公共安全的标准由国家负责制定监督，并强制执行。其余的大部分标准则有协会负责制定，推荐执行，企业按照市场需要自行决定是否采用。如果单纯从国家制定的强制性标准来看，或许“制度”真的对经济推动作用不明显。我现在还不清楚楼主所说的制度是个什么定义。请解释一下。诸位见笑。

制度对经济的增长是有一定关系的，用一句比较通俗的话说就是institution matters,制度是重要的，但象楼主说的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源泉，那我觉得还不至于，这要看在一个特定的条件了，拿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的技术应该说没有很长劲的进步，但是中国的经济却增长迅速，这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很大的关系了。也就是制度安排的改变也可以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以下是引用scorpio2v3在2005-9-25 18:00:49的发言： 制度对经济的增长是有一定关系的，用一句比较通俗的话说就是institution matters,制度是重要的，但象楼主说的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源泉，那我觉得还不至于，这要看在一个特定的条件了，拿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的技术应该说没有很长劲的进步，但是中国的经济却增长迅速，这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很大的关系了。也就是制度安排的改变也可以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楼上的例证也恰恰说明了制度安排的巨大作用,

以下文字引自，《比较》第19辑

国内熟知的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青木昌彦在《熊彼特式的制度创新》中说，过去的近二十年，经济学家大致达成了一个共识：对于理解不同国家迥然不同的经济绩效来说，“制度是重要的”。接着他就提出一堆问题：如果制度只是一大堆成文法典、林林总总的组织实体和人类精心设计的其他设施，那么经济绩效糟糕的国家为什么不抛弃“坏”的制度，而后效经济绩效优良国家“好”的制度？难道这仅仅是因为政治家的腐败无能？如果的确如此，为什么他们还能苟延残喘？这种苟延残喘本身是不是一种制度？或者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由于一国“好”的制度是在独特的路径依赖的方式下形成的，因此它们不宜效仿？这是否也意味着不可能有制度“创新”？青木教授在这篇提交给第十届国际熊彼特学会的演讲稿中，引入了以博弈均衡为基础的静态制度概念。他把制度变迁理解为一个非连续的、自发的均衡转换过程。博弈论的制度均衡观运用了熊彼特关于创新性质的基本观点，即以创造性的毁灭来理解制度。并将熊彼特原始意义上关于生产要素组合的观念扩展到博弈组合，以此检验非持续性的均衡转换是如何等同于制度变迁。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9-25 19:30:12编辑过]

吴敬琏：制度障碍、技术进步与增长

吴敬琏/文 《财经》杂志/总142期 2005.09.19 16:15 技术进步不是可以靠简单的行政命令去组织完成的，在技术本身和制度设定两者之间，后者重于前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但增长模式并没有能够按照党政领导多次决定的要求，实现向集约增长方向的转变，因而增长的质量不高，人民得到的实惠也不够多。一方面，适合于传统增长方式的体制安排和政策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缺乏效率的发展趋势，握有很大资源配置权力的官员动用土地、信贷等资源，往往去发展那些并不具有比较优势但产值大、税收多的产业；另一方面，有利于资源有效利用的现代市场体系和相关的配套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还不能有效地发挥基础性的作用。

　　转变增长方式的核心内容，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以效率不断提高为前提的经济增长。在市场经济制度下，需求是价格的函数，市场价格的变动又会导致技术的改变和供给的变化。当一种要素的稀缺程度提高时，反映相对稀缺程度的要素价格会诱导出使用更少资源的技术变革。这种技术变革，源于追求利润的企业家用相对更便宜的资源替代更稀缺的资源来降低生产成本的努力；因而，资源将向着发现和利用新资源、提高稀缺资源使用效率的方向进行配置。

　　当市场有对新技术的需求时，技术进步有赖于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成果出现，包括对现有技术的利用，新技术的发明、引进和转化。科学技术人才是实现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新的科研成果、新技术、新产品出现后，必须有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制度，保护相关人员和机构的利益不受侵犯。但我们现有的体制安排恰恰在这些方面存在严重缺陷，甚至起着极大的制约作用，妨碍着从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到实用技术转化的各个层面上各类人才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发挥。

　　在苏联等原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存在着一种对技术进步源泉的误解，以为只要加强领导和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新的技术发明就会源源而来，新材料、新产品也会不断涌现。殊不知，技术进步不是可以靠简单的行政命令去组织完成的，技术进步也不是一种从发达国家自动“溢出”和从外国简单引进的外生变量。在技术本身和制度设定两者之间，后者重于前者。

　　从静态的观点看，现有技术设定了经济发展所可能达到的上限，但实际上能达到多少，则是由制度决定的。从动态的观点看，良好的制度能够推动技术可能性边界不断扩大，而不良的制度只能造成技术进步停滞不前。

　　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在制度安排有利于智力创造的情况下，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的活动才会广泛开展，否则就会出现“苏联现象”；即苏维埃国家虽然拥有世界上规模最为宏大的官办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但其民用技术的进步仍然十分缓慢，经济增长方式非常粗放。究其原因，在于它建立了一种封闭、僵化、等级制和官僚化的科研体制，抑制了科学家和其他专业人员创造性的自由发挥。与此同时，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扼杀了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因而，它的经济增长只能依靠由上而下的计划指令和资本等资源的大量投入来支撑。

　　针对这种情况，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变而来的国家，推动技术进步、实现集约增长方式的根本出路，在于消除体制性障碍，使能够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即人的知识和技能积累）、激励技术创新的机制制度化，加快内生的技术进步。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最重要的是形成独立和自治、自律的“科学家共同体”，由这种共同体来制定和执行严格的学术规范，实施以科学发现优先权为核心的奖励制度。

　　对于技术创新而言，由于研究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热情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活动是否规范，对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否足够有力。在“你创新，我仿冒”的环境中，新产品刚一上市甚至尚未上市就遭到仿冒，企业和专业人员很难有投资于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积极性。

　　要改变这种情况，最重要的是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产权保护体系，包括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保证发明家、技术人员和企业家从发明创造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使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接近。

　　总的来说，在培育科学家、技术人才、促进技术进步等方面，要打破行政化和官本位等压抑人们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体制，真正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同时，要加快培育有序竞争的市场和加强对发明创造的法律保护，催生一种有利于推动学术繁荣和技术创新的良好制度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加快技术进步，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