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型市场（企业）是不同的
业务流程创新，增势迅猛，加强监管以及资本
从历史上看，至少在过去近120年的时间里，美国的企业并购（Mergers and Acquistion, M＆A）活动增势迅猛，加强监管也势在必行。反过来，并购活动的不断增长是由业务流程不断创新而驱动的，特别是在交通运输、通信基础设施行业以及最近的科技领域。除了经济活动的增势迅猛和日趋迫切的监管需求，本章强调的第三个重点是充足且过剩的资本，这是并购这锅汤里不可缺少的原料。
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快速高效地建立全国铁路系统是美国经济快速扩张的主要推动力；当然，高企的股票价格和新兴的资本运作手段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当今创新时代，细分市场的垄断或者至少是表面上的垄断逐渐形成（我们的时代见证了不可一世的微软帝国的崛起），人们开始怨声载道，监管部门不得不加以重视。1904年，美国最高法院重拳出击，直接针对行业垄断以及继续扩张的巨型企业，第一波并购高潮也因此告一段落。事实上，美国第一部有关并购活动的法律是于1890年颁布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ct）。
到了20世纪20年代，持续大幅改善的交通运输（汽车和卡车）和通信系统（无线电和电话的广泛使用）带动了美国经济蓬勃发展。繁荣的股票市场意味着雄厚的资金实力以及水到渠成的企业并购活动。由于在此之前最高法院并不支持横向兼并（horizontal merger），因此在这段期间里企业趋向于从行业供应链向前或向后发起并购 。1929年的股市崩盘让这一波并购高潮戛然而止，并给资本市场留下了持续至少30年的悲伤。
尽管美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在随后的30年里，工商业看起来波澜不惊，基础设施建设与改良也在按部就班地进行。这与战争时期提出的国家运输政策息息相关，另外信息通讯作为传播工具（电视）再次占据了舞台中心。到了20世纪60年代，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第14年，工商业似乎已经整装待发，准备迎接再一次的发育成长。14年以后，退伍军人住房方案的推行以及ZF在就业和教育领域的深耕，终于使国民经济结出了累累果实。另外，不断增加的ZF开支也促进了军事产业复合体 快速发展。尽管在当时，监管机构和ZF即使冒着妨碍自由竞争的压力，也要反对任何形式的并购交易，包括横向或者纵向。在把监管者、政治家以及法院牵扯进来以前，巨额的资金投入产生的结果是兴起了大批通过并购而发展壮大的企业集团。但是企业集团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随着经营焦点的分散，优秀的运营实践能力逐渐丧失。此外，反垄断法案的设立使得企业集团的兼并和分拆活动难以实施。
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垃圾债券、杠杆收购以及强劲股市的共同护航下，并购活动再次兴起。金融工程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主要是从并购交易中套利。交易设计者通过复杂的交易模型赚取暴利，而不是把重心放在改善公司经营上。那时的金融模型与我们看到的20世纪90年代的行业整合收购（roll-upgroup） （现在更多应用于中型企业）有所不同。
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科技生产力和婴儿潮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出生的一代人）带来的强大消费能力的驱动下，大量资本又开始暗潮涌动。这批人中最年轻的已经步入了五十知天命的年纪。监管层一百八十度转弯似的取消了管制政策，涉及的行业包括银行、公用事业、通讯和航空等。合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金融工程师之手的整合并购的结果。就像数十年前，他们的前辈们绕过辛苦而复杂的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来提升财务状况的方式，通过行业整合、重新包装、企业上市等操作手法，赚取巨额收益。当然，20世纪90年代中期也是信息时代的拂晓时分，这也加快商业发展的步伐并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千禧年之际，电信和互联网行业泡沫破裂也让最后一波的并购高潮偃旗息鼓。而大部分的并购交易都是华尔街一手操办，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发生在中小企业身上的并购活动则持久弥新。
自2003年以来，我们观察到新一波的并购高潮主要发生在中型企业当中。在2008年初，在美国和欧洲每季度分别有300至350起中型企业的并购交易发生，交易价格一般超过了3000万美元。更大的业务规模被看作是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全球经济以及跨境交易中胜出的必要条件，这当然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产物。中型企业往往是最先将先进的科技运用于业务实践中，最终又往往被更大规模的企业收购。此外，医疗、通讯和金融服务行业发生了的巨大变化（通常与技术的进步息息相关），特别是来自中型市场的驱动力。战争和恐怖主义增加了ZF支出，流向私募股权基金和对冲基金的大量资本也是影响并购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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