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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美国经济学的竞争局面与支配者
《非正统经济学史》第2章
A History of Heterodox Economics: Challenging the mainstrea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edric Lee
Abingdon, Oxfordshire: Routledge, 2009.
2 20世纪美国经济学的竞争局面与支配者
[23]按照表1-1的含义来看，这一章要考察的问题是，新古典经济学在20世纪、或者确切地说在1870-2000年这130年间取得的近乎霸权的地位，是因为它“一招鲜”，还是有别的原因？这个阶段学术界的特征是和谐的还是竞争的？如果是竞争的，那么新古典经济学是如何保持其支配地位的——它确实更胜一筹还是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首先考察1870-1900年间新古典经济学支配地位的缘起，以及1900-1970年其在组织上和学术机构上的支配地位的提升，接下来考察1900-1940年和1945-1970年的竞争局面和异端理论，最后考察1970-2000年新古典经济学如何将经济系和期刊排名用作社会控制机制来保持其支配地位。
新古典经济学支配地位的缘起，1870-1900年
1870年的时候，向学生传授的在美国经济学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古典（或者英国）政治经济学包括一些基本假设——普遍的自利和存在私有产权、权衡牺牲之后实现财富最大化以及无摩擦的市场——和各种理论观点，比如劳动成本价值论，作为储存的劳动的资本，基于生存工资或者工资铁律的工资基金理论，以及地租与利润和工资（或者利润与工资）之间的反比关系。与这种理论相伴随的是一种扩大了的说辞，即自由竞争和自利有利于财富的创造，市场是无摩擦的，社会阶级之间以及现存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是和谐的；这种说辞本身所依据的方法是静态的、演绎的、非经验的，而且总是宣称自然法则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和任何社会都是有效的。[①]在1870年的时候，接受或是拒绝这种说辞所代表的理论，决定了一个人是不是一名经济学家。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末，这种说辞（而不是理论）开始按照政治路线来划分了。[24]一群经济学家相信，伴随着经济权力集中化的那种无遏制、无约束的经济增长并未破坏这个国家共和政体的基础，而另一群经济学家并不这样认为，从而倡导有ZF调节的经济增长。19世纪70年代，与这种观点的分歧相伴随的是大规模的、广泛的、充满暴力的罢工，经济萧条，卡特尔和大企业的增长，破坏性的竞争以及在迅速发展的大城市尤为突出的贫困意识。
成为社会问题的经济失序促使许多满怀忧虑的年轻人去研究政治经济学，同时去打开新的思路。他们赞同社会主义，欢迎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历史方法，这种方法强调历史、理论的历史感、理论的归纳和经验基础、经验研究以及主张ZF参与经济的一种ZF与经济的有机观念。方法论和政治主张上的这种差异引发了老的正统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与新的非正统历史-政治经济学派之间的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不在于古典价值理论的本质，而在于方法、政策、相对于资本的工人权利以及古典理论解决经济现实问题的能力。然而，1886年的干草市场（Haymarket）事件以及愈演愈烈的罢工、要求8小时工作制的示威游行、草原平民党的兴起，以及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的单一税运动和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国家主义运动越来越流行，震惊了这些倡导历史方法的年轻经济学家。此外，伴随着拥有土地得到不劳而获的价值这种地租理论以及基于对工人的剥削的利润理论，以阶级为基础的乔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在工人阶级中传播，扩大了阶级冲突的范围。随着他们的美国例外论[②]这种顽固信念受到挑战，这些经济学家不再倡导社会主义和其他进步改革，（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现状。同时，他们和其他一些人，包括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约翰·B. 克拉克（John B. Clark）、埃德温·塞利格曼（Edwin Seligman）、阿尔文·约翰逊（Alvin Johnson）、理查德·伊利（Richard Ely）、弗兰克·陶西格（Frank Taussig）、托马斯·卡弗（Thomas Carver）、约翰·R. 康芒斯（John R. Commons）和弗兰克·费特（Frank Fetter），开始寻求“安全”的研究主题和一种替代性的经济理论，在这种理论中，土地、资本和劳动同样都创造价值，收入分配是以土地、资本和劳动为基础，竞争、供求以及市场过程会产生阶级的和谐以及最好的经济结果[③]（Jones 1988; Mason 1982; Barber 1988c, 1988d; Rozwadowski 1988; Cookingham 1988; Henderson 1988; Goldman 1944; Ross 1991; Bernard 1990; Collier 1979; Plehn 1924; Furner 1975; Betz 1988; Hodgson 2001; Gaffney and Harrison 1994）。
随着先前的争论减弱，对诸如劳动价值论和工资基金理论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内容的反对也就减弱了，对地租和生产成本的分析被改造过来与边际效用价值论相一致，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得到了发展。[25]此外，有用的理论成分，比如其抽象性质、演绎方法和普适法则得到直接的采用。最终得到的综合就是新古典价格理论，最著名的产物就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④]虽然历史方法问题以及对社会和ZF干预经济的倡导仍然存在，但理论中已经被灌输了市场的优势。因此，所能接受的倡导只限于促进理论去“现实地”描述现存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结果是所有美国经济学家很快就接受了这种综合，不过托尔斯坦·凡勃伦、乔治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例外。[⑤]因此，在1885-1990年间这个相对较短的阶段，美国经济学发生了转变，美国经济学家的用语也发生了转变，把使用古典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穆勒的著作的专业和课程称为“政治经济学”，把使用新古典教科书、阅读马歇尔和其他新古典经济学家著作的专业和课程称为经济学。结果，大约在1900-1910年，美国所有大学和学院的经济学入门课程和研究生课程都在讲授新古典价格理论，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是标准教科书之一——见表1-1所包含的理论主题。[⑥]
不仅经济学家在寻求一种新的理论，而且大学的政治环境也加速了这种转变。大学的性质是保守的，那些讲授新古典经济学的替代性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家被禁止授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被视为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替代性的理论解释；学生被警告不要去阅读乔治的《进步与贫困》；在塞利格曼看来，没有哪个受过良好训练的经济学家会始终倡导乔治的单一税。尤其是，1870-1930年在英国和欧洲的经济学家、社会主义者和知识分子中发生的边际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争论，在美国并未发生。[⑦]一定程度上作为“安全主张”的仓库，接近90%的大学和学院不再提供可以批判性地评价马克思和乔治的理论观点的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改革和工业社会重建的课程给学生选修。而剩下的10%的大学和学院，开设这类课程的一个目的普遍是为了让学生确信马克思和乔治的理论是错误的。此外，如果是在政治空气紧张的时候，保守的大学行政领导、受企业控制的董事、教师和外部人事都在攻击开明和进步的经济学家，将激进的经济学家列入黑名单——但也并非所有地方都是这样。因此，这不是一个以任何方式不顾一切地在内部采取行动或者从外部倡导大学去颠覆社会现状的时代，比如支持单一税这样的不安全的主张，支持工会和自由贸易，或者成为社会主义、复本位制或者错误政党的支持者：讲授和提倡那些“破坏”社会秩序的道德基础或者产权和企业利益的经济保障的观点，在教义上是不可接受的。[⑧][26]所有人寻求的都是一种能够改善现状、从而适合教给学生的经济理论；经济学家的职业化因此就仅仅是致力于对经济问题进行“科学”客观的研究。[⑨]他们的知识灵魂，他们的学术自由，他们对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倡导，转变成了可接受、得体和货币——这是1900年的时候几乎所有美国经济学家所接受的魔鬼的协议，结果是非正统-激进的经济学家连同对他们的暗中赞同都被迫屈从，销声匿迹，或者被学术界所清除。哥伦比亚大学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这里，反对亨利·乔治1886年竞选纽约市长的讲师塞利格曼，1888年在一个副教授职位的竞争中胜过了支持乔治竞选的另一名讲师丹尼尔·德利翁（Daniel De Leon）。哥伦比亚大学向德利翁解释说不需要他，他于1889年离开了这里。因此，在面临职业生涯受阻、解聘和被列入黑名单的威胁的情况下，很多非正统-激进的经济学家，比如伊利、比米斯和康芒斯开始销声匿迹并且/或者在政治上向右转（Barber 1988b, 1988c, 1988d, 1988e; Jones 1988; Henderson 1988; Seretan 1979; Bender 1993; Church 1974; Dorfman 1949; Carlson 1968; Plehn 1924; Lampman 1993; Barrow 1990; Gaffney and Harrison 1994; Goodwin 1973; Bernard 1990; Laughlin 1892; Furner 1975; Goldmann 1944; Lipset 1975; Parrish 1967; Ross 1991）。
随着对探讨应该是什么这种研究纲领及其隐含的道德意义的倡导的逐渐消失，或者被支持科学、客观地研究是什么这种纲领所替代，1900年前后经济学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什么样的经济理论才能客观地解释是什么的问题。解释是什么的理论也引导和限制着倡导研究应该是什么的观念。兴起中的新古典价格理论客观地解释了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这个“是什么”是如何运行的，解释了它虽然运行良好，但在提供个人和社会的物质福利上并不完美。这进而约束了那种倡导推动经济和社会政策以改善现存资本主义体系运行的观念。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对资本主义体系提供了一种相对较阴暗的理解，从而主张激进地改变资本主义，用社会主义国家彻底地替代它。因此，新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或者由它产生的其他非正统理论）不是和谐共存的，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出现和发展是受到商业和国家的货币、权力和现状的认可的——它在知识和意识形态上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体系。因此，1900年时候的新古典经济学中融合了一种客观解释资本主义如何运行的研究纲领，以及推动资本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纲领。[27]后一种纲领进而确保了新古典经济学可以反多元化，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去压制非正统经济学家和非正统思想，将它们从学术界和社会中清除。因此，20世纪美国经济学的特征就是经济学家的理论灵魂中爆发的一场力量悬殊的百年战争，政治家和公众的思想和灵魂与之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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