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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对于了解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状况比较有用
金融中介“脱媒”现象研究
作者：多伦多大学经济系LorenBrandt＆XiaodongZhu 编译：张燕
金融机构的中介职能历来是金融机构的主要职能之一。在扮演“中介人”角色的过程中，金融机构承担了负债的风险，起到了调配资金的作用，从而促进了经济体系内融资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高。因而，金融中介对一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979年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中介机构。单一银行体制下的中国人民银行充当的仅仅是政府出纳的角色，而当时的居民存款总额也仅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5％，各项投资以行政拨款的方式进行计划分配。
银行业重组以后，从已成为中央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中分离了四大国有专业银行，迅速增长的居民存款使“拨改贷”成为可能。
国有银行在执行指令性信贷计划的同时赢得了一些自主权，在有限的自主权范围内，国有银行更愿把资金贷给收益率更高的非国有企业。与此同时，除了农村信用社，还出现了其它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如城市信用合作社和信托投资公司。与国有银行相比，非银行金融机构由于受政府信贷计划的干预较少，在贷款决策上有更大的自主权。因此，作为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融资中介意义重大。除此之外，中国还有一些完全游离于政府控制之外的非正式的金融部门，包括新兴的农村信贷机构和非法的地下银行（钱庄）等，在1994年以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这些部门的中介融资活动异常活跃。中国的中介融资体系，在上述三类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下，尽管还有着许多缺陷与不合理的因素，毕竟开始出现萌芽。
然而，近两年来，金融中介出现了“脱媒”现象，各种金融机构的中介作用相继萎缩，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融资来源显著减少，投资增长放慢。1994年以来，流向非国有经济部门的信资资金平均增长率低于6％。而1994年以前，这一比率曾高达30％。此外，利用外资平均增长率也明显下降，从1994年之前的66％一路下滑至27％。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金融中介的“脱媒”现象呢？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前几年所处的经济环境及政府所采取的政策。
“脱媒”成因分析
1994年之前，中国的经济政策一直时松时紧，短期扩张与短期紧缩交替而行，使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呈现显著的周期性，而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政企不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成份中包含国有与非国有两部分，同样是整个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受的待遇却大不相同。政府对国有经济部门历来是“偏爱”有加，“关照”多多。虽然自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国有经济部门无论在生产效率还是在产出增长方面，都远远低于非国有经济部门，政府依然感到有“义务”使其在就业水平等方面与非国有经济部门同步发展。随着国有经济部门对整个社会产出所作的实际贡献越来越小，继续履行这种“义务”势必需要稳定的资金来源，且这种需求还在不断扩大。由于财税收入有限，政府便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与信贷资金计划分配的方法，以行政手段控制国有银行的贷款方向，使信贷资金以低廉的价格流向国有经济部门。相对而言，国有银行在有限的自主权范围内，当然更愿以金融中介的身份，将信贷资金发放给高收回率和利润率的非国有经济部门。然而政府计划投向国有经济部门的那部分资金却因此而没有了着落，由此产生的不断扩大的非国有经济部门与国有经济部门对资金需求的缺口只能通过增长货币来填补，最终引发了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
恶性通货膨胀的威胁使政府意识到自己履行对国有经济部门的“义务”已经力不从心，由于软预算控制所造成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效率低下，最终可能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整个国有银行系统的崩溃。1994年开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控制通货膨胀，其中包括将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或者用裁员的方式来减轻政府的负担、减少货币供应量、将国有银行商业化等等。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减少对国有经济部门融资并没有相应增加对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融资，相反地，这部分融资也随之锐减，政府为控制通货膨胀所采取的紧缩政策正是导致金融中介“脱媒”的直接原因。这种局面的产生，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厌恶风险的国有银行对于贷款决策的顾虑加大。在实行资产负债管理之前，银行的贷款多受政府支配，由此而产生的坏帐无需其负责，因此国有银行往往一味追求高回报率的贷款项目而无视其风险的高低。国有银行商业化以后，自担风险与自负盈亏的机制使其对风险变得敏感起来，在贷款发放方面显得更加小心谨慎。而非国有经济部门中的大多数企业是中小型企业，其风险自然要比大公司大，因此其得到的贷款也就自然而然不如以前。
第二，信息与人力资源缺乏。一直以来，相对对国有经济部门的贷款，国有银行对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贷款经验还非常有限，加上政府的软预算控制，使得银行对信息的收集与加工能力相对较弱。由于缺乏充足有效的信息来源和人力资源，国有银行在信贷项目的评估上显得无所适从，令非国有经济部门更难得到国有银行的融资。
第三，金融系统的再集中。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内部的贷款决策权在政府减少其信贷配额后变得更为集中。如建设银行1997年新增存款的一半以上交由总行管理；工商银行在1997年有93％的分支机构被取消贷款决策权，同年贷出的大部分流动资金贷款系由总行决定投向少数重要的国有企业……而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改革，令分支机构获得资金的渠道更为有限。此外，一大批原本独立的、准私人地方性城市合作信用社转化成为集权化的城市信用合作银行，所有权的转移使其决策权集中于各地方政府，加之需上缴的存款保险又进一步降低了地方上可全权经营的资金。
第四，对金融机构发展的严格限制。非正式的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曾一度缓解了国有银行对非国有经济部门融资不力的局面，一系列创新的却不怎样合法的筹资计划也曾被经常运用。然而作为经济紧缩政策的一部分，政府开始关闭这些金融机构或者限制其经营活动的范围，使非国有经济部门丧失了可观的融资来源。
金融中介“脱媒”直接影响了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发展，而时至今日，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发展早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增长主力发动机的作用被削弱以后，经济增长速度自然放慢。
“脱媒”是通货紧缩与增长放缓的罪魁祸首
在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货币紧缩财政政策之后，物价逐渐开始回落，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然而，1998年，有迹象表明，中国已进入通货紧缩时期。这无疑等于给中国政府又敲响了警钟，因为如果通货紧缩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很可能将最终导致严重的经济萧条。因此，采取一定的措施拉动经济发展势在必行。通常，通货紧缩现象的出现，是由于总需求不足所致，如今的中国的确正处于这样一种困扰之中。所以自然而然地，中国政府采取了相应的财政货币扩张政策，以期能刺激总需求，从而拉动整个经济的发展。种种举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似乎并没有想像中的那样理想：物价水平继续下滑，经济疲软的幽灵依然驱之不散。相反，财政政策可能还会造成挤出效应，令非国有经济部门的筹资活动难上加难。而投资需求没能旺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使其很难找到较好的投资项目，即使利率下降到零，项目的净现值仍然有可能为负。此外由于银行项目评估系统的不完备，造成银行进行投资决策时顾虑重重，裹足不前，极易错过非国有经济部门中较好的投资项目。这些都是靠降低利率解决不了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总需求不足并不是通货紧缩产生的“罪魁祸首”，所以传统的刺激需求政策并非是一帖对症良药。
中国的非国有经济部门，包括集体企业与私营企业，在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刚开始时，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远远没有今天那样大。1978年的工业产值中仅有22％是由非国有经济部门所创造的。然而到1998年，这一比率已迅速上升至72％。一直到今天，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发展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对其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对非国有经济部门的投资，而这部分投资又是与融资获得的难易程度直接相关的。因此，金融的中介能对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发展，以至对整个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近几年来金融中介“脱媒”自然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发展。
所以，问题的关键还是金融中介“脱媒”问题。缺乏能进行有效融资的金融中介机构才是造成通货紧缩现象出现的症结所在。
治理“脱媒”的有效途径
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各种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公司信息披露极为有限，会计准则相对薄弱，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发展。这一切决定了中国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主要依靠金融中介机构的发展，而不是资本市场。然而现有金融系统的主导力量是国有银行，事实证明国有银行作为金融中介机构缺乏效率。在困扰国有银行进行有效融资的各类问题中，有一些如坏帐问题和政府干预问题，是可以通过国有银行商业化等手段逐步解决的。其它一些问题，如缺乏人力资源和竞争机制，通过培训与允许外国银行进入等手段也是能慢慢消除的。尽管这些改革的最终成功，还要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毕竟中国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了。然而，由于国有银行高度集中的组织机构，即使其最终实现商业化也可能还是不能成为有效的金融中介机构。非国有企业一般风险较大且缺乏可靠的信息来源，因此对其贷款项目评估的要求也相应提高。而在高度集中的组织机构下，贷款决策往往由总行决定，而相对较能了解项目情况的地方分支机构，因为手中无权，往往挑选风险相对较小的大公司以更易说服总行进行贷款。对非国有企业的偏见，即使通过信贷资金分权管理也是没办法消除的，因为分权以后很容易形成软预算控制的局面。除此以外，允许外国银行进入也并非灵丹妙药。因为在中国，关系银行是很重要的，而外国银行在与中国公司建立关系方面极为不利，因而其客户很可能只集中于跨国公司和少数大型企业，绝大部分非国有企业还是不能从中获利。因此，惟一的出路，是建立地方性的、小型的、单级管理的金融机构。
这些新型的金融机构，与政府控制的金融机构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
首先，这些金融机构具有较高的资本需求，使所有人资本的风险加大，因而会使其在贷款决策方面更加审慎。另一方面，没有存款保险所带来的挤兑风险，又会成为其主要的制约因素。
其次，这些金融机构必须有硬预算制约，政府不应该对其进行干预。如果是国有金融机构，政府不予干预承诺的可信度肯定会大打折扣，而只有私有化的金融机构才能真正实现这一承诺。
再次，存款人的权益将由破产法来保护。由于没有存款保险，存款人往往面临潜在的存款风险，因此存款人对金融机构管理的监督功能必将加强，使金融机构受到更加严格的约束。
此外，允许这些金融机构实行利率自由化，将使存款者的潜在风险得到相应补偿，金融机构也能根据信贷风险的大小作出合理定价。存款者因此有权在低风险低收益的国有银行存款与高风险高收益的此类金融机构存款之间作出选择。
需要说明的是，发展这类新型金融机构，并不等于否定现有的国有金融机构与资本市场的作用。相反地，国有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对于大型企业和新兴高科技企业的作用将是新型金融机构在短时间内所不能比拟的。然而，只要有国有金融系统所不能满足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的存在，就有对发展新型金融机构的需要。而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也正在于此。
《国际金融报》 (2001年01月18日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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