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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济减速以及未来潜在增速的相关讨论中，全要素生产率（TFP）是各界关注的焦点，如何测算和解读意义重大。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伍晓鹰通过其研究工作，测算出中国工业TFP（从1980年到2010年）年增长率仅有0.5%，远低于相似阶段的东亚经济体。
这一数据揭示中国实体经济的结构扭曲问题远比人们所看到的更加错综复杂。他强调治疗方案在于彻底改变ZF和市场的关系，把与竞争性经济活动有关的资源配置还给市场。FT中文网对中国经济放缓话题讨论还将继续，敬请关注。
当前关于中国经济未来10年到20年潜在增长率的争论中，各方无法回避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经济结构的严重扭曲，因为它影响到增长的可持续性。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植根于长期由ZF主导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模式。这就是说结构问题首先是个制度问题。所以争论越是深入，改革就越是作为实现结构调整，从而实现“理想的增长速度”的前提条件而提出。为了加深对改革和可持续增长之间关系的认识，我们还应该观察和分析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表现，但不是把整个经济作为一个总量生产函数来观察，而是要从经济结构的角度，对行业生产函数和它们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进行分析。
经济结构扭曲问题的实质，是由部门或行业之间的资源错配而导致的经济效率损失。因为任何投入方面的努力都需要被最终产出来检验，效率的损失最终会反映在总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表现上，而总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则是由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所累积的。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所关注的是结构问题，简单地测算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不能满足结构分析的需要。从结构的观点出发，正确的做法是要在一个投入—产出的分析框架内，在充分考虑总量和分量经济的逻辑关系，或总体与部门/行业经济的关联的基础上去建立所需要的数据，然后再去观察和理解行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这篇文章希望从经济结构问题的角度，深入解读根据我最新工作所得出的中国工业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结果，以说明中国实体经济的结构扭曲问题远比人们所看到的更加错综复杂。其深层矛盾归因于受到ZF严重干预的资源配置，扭曲的市场、价格和经营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应该孤立地观察不同行业的效率问题，更不能因此简单地判断不同行业的比较优势或竞争力。我的研究结果表明，长期以来，以能源和基础材料工业为代表的低效率的上游工业部门，在不断地接受各种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的公共资源补贴的同时，实际上也在“补贴”着“高效率的”以出口为导向的下游成品及半成品部门。因此，根治中国经济结构扭曲的正确治疗方案，并不是如何通过较好的措施使ZF能够更准确地选择“高效率”的企业或行业，从而使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而是如何彻底改变ZF和市场的关系，把同竞争性经济活动有关的资源配置还给市场的问题。
最后......
中国工业向何处去？
我们在本文所观察和讨论的中国工业经济TFP、ULC以及MPK的表现，很清楚地说明了在现有的发展模式下，中国经济已经接近其增长的极限。由于制度的问题，中国经济实际上是以低效率的方式复制了战后“东亚经济奇迹”。所以，我们对未来增长潜力的理解，绝不能建立在维持现有体制和结构的前提下，不能仅仅根据中国经济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人均GDP差距而简单地得出结论，也不应该简单地借鉴尚没有系统经济理论支持的，只依靠实证观察所发现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开药方。有关增长潜力的更加科学和有说服力的判断，只应该建立在以行业层面生产函数分析为基础的，对全要素生产率和要素成本分析的基础上。
要解决中国经济的深层问题，尽快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变，关键还是在于ZF能否转变职能，从竞争性的经济活动中退出来。我们需要一个“经济利益中性”的ZF。它应该做的就是维护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而不应该试图以各种理由干预其运作。任何以国家利益为理由的ZF干预必须要有清晰的界定，必须通过有公众参与的听证程序，而且，由此产生的经济活动的性质应该明确属于公共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大量事实说明，依赖各种形式的补贴，通过政策鼓励和廉价信贷，支持大型国有企业在所谓战略性产业中的发展，得到的是增长率，损失的是效率。地方ZF之间锦标赛式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战略性研发投资亦如此。它一是离不开粗放式发展的性质，二是离不开扭曲的激励机制，因此也必然导致低效率。所以，我们必须警惕那些主张应由ZF出面进行结构调整的观点。试图再用ZF干预来解决曾由ZF过度干预所造成的问题，最终只能使问题更加恶化。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在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研究中以正确的经济理论和方法指导数据工作的重要性。这是由于TFP的结果对数据非常敏感。它要求我们必须严肃对待要素的同质化处理，要素增长率的测算，以及在国民收入中的要素份额的测算。同时，应该保证数据处理上的透明性和研究结束时的数据可得性。只有这样的透明性和可得性，才可以保证科学验证的可重复性，因此才可以澄清有关TFP测算中的问题，进而有助于在关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争论中达成有利于政策调整的共识。我认为，这才应该是我们这些从经济改革中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的职业责任和历史责任。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现为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兼美国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TCB）高级研究员及TCB中国中心研究部主任。原文刊于《比较》杂志。
本文作者：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伍晓鹰
中国经济难题不可再依赖政府干预.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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