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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题之一：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之间的分界线问题。齐守印指出，我们国家用于生产公共物品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很，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一半。科学合理地界定当代中国公共经济的范围，既要考虑中国具体国情对国家职能的特殊需要，又要考虑民间经济的承载能力，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与市场的分工规律。如何把这几个因素结合起来，找到最合适的分界线，从而既防止ZF服务不足，又避免因ZF过度占用资源对民间经济产生挤出效应。这是真正的难点所在，但又必须解决。因为，它是中国公共经济体制改革和创建公共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难题之二：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背景下，如何同时解决好市场和ZF的关系。西方公共经济之所以在二战后膨胀式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失灵愈益显现。但同时，西方学者认识到，ZF也决非万能，必须努力使市场机能与ZF作用限制在各自合理的范围内。解决两个“失灵?的问题，同样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而且，这两个问题在中国显得更为复杂。齐守印指出，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决定了西方的经验无法照搬。国有经济不仅要像西方那样存在于直接提供公共物品的领域，而且要大量地存在于民间经济领域；国有经济不仅要成为国家向社会成员提供公共物品的工具，而且它本身还具有支撑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存在的特殊意义。它从根本上决定了创立中国公共经济学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
难题之三：国家的生产性问题。公共经济学把ZF看作公共经济的主体，把国家为社会成员所做的一切都看作是在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国家统计局最近推出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也将管理机构列为第三产业的组成部门。然而这样一来，国家的行为不再是如我们原先认识的那样，仅仅是一种政治行为或上层建筑的活动，而是和民间经济一样，也是处于生产领域的经济行为或经济活动。如何把它与我们原有的思想观念相衔接，实现综合创新，无疑是建立中国公共经济学一个重大的理论难题。
难题之四：公共经济责权配置明晰化和科学化。公共经济责权在横向和纵向上配置得愈明晰、愈科学，公共经济运行的摩擦系数愈小，公共权力机构运作成本愈低，公民所得净福利也就愈多。如何做到这一点，在西方国家也是仍在努力破解的难题，对于尚待创建的中国公共经济学来说更需付出艰辛探索之功了
转自 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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