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反思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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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讲的问题是“反思经济学”。也就是说，我要对教科书当中的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提出一些批评。我们知道对于经济学的批评并不新鲜。过去的一个批评是，认为主流经济学美化了市场，因为为了证明市场的有效性，主流经济学家做了很多假设，而这些假设都不现实，不成立。我的批评则刚好相反，我认为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不是美化了市场，而是丑化了市场。市场的有效运行根本不需要经济学的那些假设。用了这些假设，人们就会用假设的现实性评价市场，这就败坏了市场的名声。

　　 打个比方，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子，一个画家给她画画，这个画家是凭着自己的想象画，画出来的像一只漂亮的猴子，但说这就是那个女子。人们就开始针对这幅画像纷纷议论。有一些人认为，尽管不完全像，但大体上是对的，毕竟鼻子在眼睛下面，嘴巴在鼻子下面。然后，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不断为这幅画像辩解，同时不断修改这幅画，以使其更接近女子的真实相貌。这是谁做的事情？就是芝加哥学派做的，像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些人，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另一些人做的则完全相反。他们根本不知道女子长成什么模样，只是根据画像就说这个女子长得太丑了，于是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整容方案，根据这些方案对女子进行整容手术，结果越整越丑，然后又不断提出新的整容方案。这就是市场干预学派（包括凯恩斯主义学派）做的事情。他们认为，市场并不满足经济学的假设，所以市场不可能像经济学证明的那么有效，所以ZF必须干预。

　　 我现在提出另外一种思路：既然这幅画很不像，我们能不能画一幅新的画呢？这就是经济学范式的转变。

　　

　　 经济学的本来面目

　　 几年前，世界经历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蔓延至整个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席卷全球。危机发生后，有人认为自由市场又失败了，甚至说，2009年以后将是社会主义拯救资本主义，尽管是开玩笑，还是反映了重要问题。ZF干预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其政策依据来自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

　　 回顾历史，上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发生一场大争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没有可能？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一方，即所谓的奥地利学派，认为不可行，因为它没有办法解决经济核算问题；但是以兰格为代表的另一方，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可行的，而且运用新古典经济学模型证明了它能够解决计算问题。许多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在争论中站在兰格一边，而不是米塞斯和哈耶克这一边。包括像萨缪尔森这样的经济学家，在1947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里，也认为，从理论上讲，兰格是对的。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教科书里的主流经济学，本来是为了证明市场的有效性而发展出来，为什么变成了反市场的理论？

　　 在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著作中，经济学是研究发展和变化的。但是现在的主流经济学框架里面，不研究经济发展和变化，而是研究市场怎么通过价格机制达到均衡。问题或许就出在这里。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全名是“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一个国家怎么能变得富裕，人们生活怎么能得到改善。要理解过去两百年的人类发展和未来发展，亚当·斯密的增长模型是最有用的。

　　 亚当·斯密认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依赖于技术进步和创新，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靠什么？靠分工。分工后，劳动熟练程度会提高；人们转移工序的时间减少；每个人只做每一件事，容易改进技术，发明新机器。分工受到什么影响呢？亚当·斯密特别强调了市场和市场规模。没有市场，每个人只能自给自足，分工是不可能的。进一步，劳动分工的深度受到市场规模的制约。市场规模越大，分工越细；分工越细，技术进步越快；技术进步越快，财富的增长越快；增加的财富反过来又扩大市场规模。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

　　 这就是亚当·斯密的基本理论框架，它能够解释为什么全球化导致过去两百多年的经济大发展，为什么中国过去三十年发展如此之快。由于有全球市场，中国企业可以做更细的分工，每一件产品都可以大规模生产。比如可乐吸管，义乌一家企业供应世界的70%，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亚当·斯密的理论总结起来有两个，一个是分工理论，一个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但是非常遗憾，自《国富论》发表100多年后，经济学就开始慢慢走得有些偏。大概从1870年代开始，主流理论放弃了亚当·斯密研究的发展、分工、技术进步，转而关注市场均衡和财富的分配。这样一种模式，简单地定义为新古典经济学，也就是现在主流经济学的模板。这个模板出了问题，则在它上面所做的研究都是扭曲的。

　　

　　 主流经济学的谬误

　　 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也叫新古典经济学，按数学语言讲，核心内容就是求解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即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市场交易能够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但是，这个结论依赖于很多假设，这些假设主要包括：

　　 首先，每个人是同等且完全理性的。完全理性在亚当·斯密那里是没有的，亚当·斯密只认为人干事是有目的的，他没有假定人有很高的计算能力。到马歇尔开始，认为人会深思熟虑。最后发展到现在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普通人的计算能力相当于计算机。

　　 其次，经济活动没有外部性——意思是你做任何事，后果全部由你承担，不影响他人。

　　 第三，技术、资源、偏好是已知的。这个社会有什么可用的技术大家都知道，企业在可用的、可知的技术中作选择。

　　 第四，规模报酬是递减的，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这和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是冲突的，因为分工专业化会带来技术进步，带来规模报酬递增。

　　 第五，信息是完全的、对称的；信息是所有人共享的。

　　 第六，竞争是充分的、完全的。任何一个行业都有无数个小企业生产相同的产品，每个人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在给定的价格下决定卖多少、买多少，而不能影响市场价格。

　　 最后，所有的变化都是外生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根据最优化方法，证明了市场在帕累托意义上有效。也就是说，在这个状态下，除非有人受损，不可能有任何人再得到好处。在这个过程中，亚当·斯密最关心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问题被抛弃了，只剩下均衡以及实现均衡的条件。

　　 因为市场的有效性是在这些假设上证明的，而在现实中，几乎所有这些假设条件都不满足，所以，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市场会失灵，只有通过ZF干预，才能恢复市场的有效性。这样，本来要证明“看不见的手”有效性的理论，变成了反市场的理论。

　　 具体来讲，经济学家主张ZF干预经济，主要有几个理由：

　　 第一，外部性。有效市场理论假设不存在外部性。如果有外部性（公共产品是也可以归结为外部性的一种），市场就失灵了。第二，垄断。只有完全竞争的市场才是帕累托有效的，如果完全竞争达不到——而且现实中确实不可能达到，市场就会失灵，需要反垄断政策来矫正。第三，信息不对称。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信息是对称的，实际上信息是不对称的，所以市场会失灵，需要ZF干预。

　　 每一个理由都不成立。

　　

　　 外部性问题：ZF要给靓女补贴？

　　 外部性的概念最初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来的，他想协调一个问题，即技术进步和“看不见的手”之间的分裂。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一方面是分工、专业化导致技术进步，因此有规模经济；另一方面是市场的自我调节。马歇尔认为，市场竞争和技术进步可以同时存在，但需要用外部性概念来协调。

　　 马歇尔的接班人叫庇古，在这个概念基础上提出ZF干预的理论。他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在经济活动中，如果某厂商给其他厂商或整个社会造成不需付出代价的损失，就是外部不经济。这时，厂商的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依靠市场不能解决这种扭曲，必须通过ZF干预解决。类似地，如果厂家不能获得自己产品的所有边际价值，就存在正的外部经济，市场竞争也不能达到社会最优。这样，一个产业如果存在负的外部经济，ZF应该征税；如果存在正的外部经济，ZF应该补贴。通过税收或补贴，ZF可以矫正市场失灵，帮助实现帕累托效率。

　　 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正部性，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根据外部性理论，如果没有ZF补助，听任人们在市场上自由竞争，技术进步就会太慢。

　　 但这一推论与现实不符。市场经济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是技术进步。十九世纪前，人类技术进步的速度不超过0.05%，意味着每1500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但是过去200年，技术进步率达到1.5%，是过去的30倍，意味着每50年人均收入就可以翻一番。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技术进步才如此快速。

　　 因此，没有理由说，由于技术进步有外部性，所以如果没有ZF补贴，技术进步就不会出现。外部性理论把市场经济最重要的贡献说成是市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真是荒唐之至。

　　 有外部性是不是一定需要ZF干预？不一定。打个比方，女孩子打扮得漂亮一点，有正外部性，因为旁人也可以从她的漂亮的打扮中得到愉悦。按新古典理论，经济学家会告诉你，由于有外部性，这个人选择的化妆水平一定低于社会最优水平，所以ZF应该该补贴她。这很荒唐。现实中可以看到，没有ZF补贴化妆品，女孩子们都打扮得很漂亮，甚至有些过度。不能因为理论上认定个人边际收益不等于社会边际收益，就导出ZF应该干预市场的结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和张五常认为，外部性问题，包括环境污染问题，本质是由于产权界定不清楚。ZF要做的是界定产权。比如二氧化碳的排放问题，我们只能用市场的办法才能解决它。经验也表明，世界上搞计划经济的国家环境破坏都比较严重，搞市场经济的国家污染相对比较少一些。气候交易未来可能是很重要的市场。

　　 所以说，外部性不一定构成ZF干预经济的理由。

　　

　　 垄断问题：反垄断法反对的，恰恰是竞争本身

　　 垄断这个概念在英文里出现，最初特指ZF赋予某些个人或企业的特权，例如国王特许东印度公司经营东印度的贸易航线，其他企业不准与其竞争，这就叫垄断。所以说，一开始垄断的名声就不太好。

　　 后来，经济学家把垄断沿用到市场结构分析中。比如，因为有规模经济，先进入的企业可以占很大的市场，就会形成完全垄断或者寡头垄断，而如果每个企业的市场份额很小，对价格没有影响力，就叫完全竞争。按主流经济学理论，市场有效性是建立在完全竞争基础上的。现实中，完全竞争难以达到，所以需要ZF反垄断。美国很早就有反托拉斯法，中国2007年也通过了自己的反垄断法。

关于反垄断的理论基础，微观经济学是这么说的：一个垄断者，价格需求曲线不是水平的，而是倾斜的。那意味着你有市场影响力，不是价格接受者，而是价格制定者。根据企业最优决策法则，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现在，由于你的需求曲线向下倾斜，边际收益小于价格，导致价格高于边际成本，由此产生了效率损失，所以要反垄断措施纠正。例如美国ZF曾起诉微软垄断，要拆分它；对一些大企业如美铝、IBM等等，美国ZF都做过反垄断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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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 张维迎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诺贝尔经济学奖 经济学

对照现实，这是很奇怪的逻辑。因为真正的市场，面临的是有没有这种产品的区别，而不是假定已经有这种产品的情况下，怎么定价的问题。比方说，微软作为软件企业，它的产品价格不可能等于边际成本。在微软已经存在的情况下，你要他按照边际成本定价，这是很荒唐的一件事。
　　 在新古典理论里，价格是外部给企业的一个参数，必须接受它，这样才叫完全竞争。但在现实中，价格是企业竞争的基本手段。好比企业做广告，就是培养消费者对产品的忠诚度或传递有关产品的信息，使需求曲线更倾斜一点；还有价格歧视，同一产品对不同的人要价不同，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按照反垄断的逻辑，这也是不允许的。但这些都是企业竞争的基本手段。可以说，反垄断法反对的，恰恰是市场竞争本身。
　　 对反垄断法的实际效果，经济学家Armentanono在1972年的一篇研究论文指出，没有案例能够支持它。简单地说，企业合并之后，价格普遍降低了；反过来，ZF强令拆分的，价格普遍提高了。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企业合并后，提高了效率，节约了成本，这个节约的成本一部分可以让利给消费者。所以反垄断法对消费者不一定有好处。
　　 新古典理论的“完全竞争”，其实是没有竞争。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说得很清楚，如果每个企业都是“完全竞争者”，没有利润，没有资金从事研发，是不可能有技术进步的。企业之所以搞研发，就是希望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产品或专利，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企业开发新产品，申请专利，采取特殊的定价策略，广告策略，并购投资等等，都是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
　　 垄断要反，但应该反的是ZF用强力施加的垄断，即ZF只允许一部分人经营、不允许其他人进入的政策，而不是市场上自发形成的高占有率。历史上看，没有一个企业能够持续统治市场。不管是微软，还是英特尔，如果不能真正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或者定价太高，早晚会垮台。IBM原来很牛气，后来被戴尔、惠普打倒了。微软占软件平台70%、80%的份额，但是它不敢松懈，就像比尔·盖茨讲的，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这就是竞争的压力。竞争程度不能按市场上有多少个企业衡量，而要看有没有自由准入。
　　 如果有企业采取侵犯别人权利的办法去竞争，ZF一定要管。但这是产权的保护问题，与反垄断无关，采取这种不正当竞争的可能是很小的企业。在这个前提之下，不要限制企业的规模，也不要认为企业数量越多，竞争越激烈。衡量垄断的唯一标准是有没有ZF的政策保护，与企业大小无关。
　　 回头看反垄断法的后果是什么？很可能变成落后企业反对先进企业的工具。有些企业竞争不过别人了，就起诉别人。像现在，任何两个企业并购都要由商务部批准——例如生产电饭煲企业并购还要商务部批准，是很荒唐的。
　　
　　 信息不对称问题：市场是一双隐性的眼睛
　　 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信息是对称的、完全的。一个推论就是，如果存在信息不对称，就需要ZF去监管企业。“非对称信息将导致市场失灵甚至消失”，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罗夫的“旧车市场”理论，食品安全检查，药监局，馒头办公室等等，都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
　　 听起来蛮有道理。牛奶有三聚氰胺，消费者怎么知道呢？如果ZF不管，我们不都喝了有毒的奶吗？
　　 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低估了市场的力量。新古典经济学只知道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没有看到市场还是一双隐性的眼睛——声誉机制。长期看，市场竞争生存下来的企业，都是声誉良好的企业，欺骗无知的人并不是最好的竞争策略。企业有积极性提供信息，消费者也有积极性获取信息。从这个角度看，新古典经济学有很多矛盾，比如依据反垄断理论，企业做广告会增强市场支配力量，属于垄断行为，但另一方面，它向消费者介绍产品，树立品牌，恰恰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重要手段。
　　 在很多情况下，是ZF干预导致了市场信誉机制的失灵。简单地说，如果什么都要ZF审批，企业不会在乎自己的声誉好坏。在市场竞争中，企业要讨好消费者，但是，如果能不能进入这个行业、能不能卖这个产品由ZF说了算的话，企业就会去讨好ZF官员。讨好ZF官员比讨好消费者更容易，因为消费者很多，ZF官员是少数人。
　　 打个比方，卖房子时，如果要讨好消费者，200套房子要讨好200个家庭，平均每个家庭三到四个人，你要讨好七八百人。但如果是ZF官员审批的话，一个处长，你只要保证送上三套房子就行了。由此不难理解：ZF部门获得审批的权力，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往往是腐败机会的滋生。事实上，许多ZF审批名为规范市场，实为官员寻租。
　　
　　 市场与企业的关系：不要反感大企业
　　 现实中，没有完全竞争，信息也不对称，市场如何运作？超市里卖的矿泉水，消费者不认识它的企业老板，更不认识它的员工，为什么敢喝？如果把它的商标去掉，你还敢喝吗？相信大部分人不敢。原因在于，企业是一个声誉机制，承载着一系列连带责任。有了连带责任，才能建立信任。简单来说，某组织有一个名字，这个组织的人之间就存在连带责任。没有名字，就没有连带责任。
　　 如果按主流经济学的定义，完全竞争的市场由无数个原子式的小企业组成。但在这样的市场上，信任是建立不起来的。每个人一个名字大家记不住，所有人都叫一个名字也不行。所以，在多数行业中，最后往往形成几个大品牌，这样消费者可以记住它们，相信它们。因此，我们不要反感大企业。没有它们，市场经济不可能有效运行。
　　 在企业内部，承担连带责任更精细。简单地说，什么叫老板？就是对所有的员工承担连带责任的人。假如你是一个餐馆老板，你的员工菜没洗干净，客人吃了拉肚子，谁负责？是你。你不能说我不在场，我不负责。作为老板，你不仅要对所有员工的过错承担责任，还要对上游供应链上的厂家承担连带责任。譬如一个牛奶企业，奶源不是你生产，饲料不是你生产，但是牛奶中检测出三聚氰氨，不论是谁加进去的，你都要承担责任。有能力承担这种连带责任的，就是品牌企业。一个企业有多大的能力承担责任，就有多大的利润空间。如果你没有能力为他人承担责任，就做个体户，只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当然也不可能赚大钱。
　　 从这个角度理解，一个行业只有几家大企业不是坏事。亚当·斯密反感大企业，他曾提到，大企业老板们凑在一块肯定是想坑害消费者。实际上，没有大企业，就不可能有大范围的市场。科斯把企业理解为市场的替代物，认为市场交易成本太高，需要企业替代市场，这个观点可能有问题。企业不是市场的替代物，而是市场本身的运行方式。正是企业的存在，降低了市场的交易成本。如果没有企业，信任关系建立不起来，我们就不会买牛奶喝。自己养奶牛太贵，就不喝牛奶，喝稀饭——这就是自给自足，不存在市场了。
　　 因为信息不对称，要求ZF干预，或者针对大企业制订反垄断法，都是不合理的。市场中，由于存在声誉机制，使我们可以跟陌生人合作，交易各种各样的产品。企业的品牌和市场的信任在此过程中建立起来。因为这个原因，人为地限制企业规模是不对的，那其实是在破坏市场秩序，破坏市场的有效性。
　　
　　 埋葬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理论是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部分，也是ZF干预经济的重要依据。人们接受它，首先是因为无知——就是说，由于人的本性使然，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很肤浅。第二是利益问题，有了这个理论，一些人可以拿国家的钱去投资，ZF可以名正言顺地制造通货膨胀。
　　 现在流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三架马车”理论，颠覆了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常识。它认为GDP等于消费加投资加净出口。消费包括个人消费和ZF消费；投资可以是私人企业投资，也可以是国有企业投资；净出口就是出口减去进口。根据这个概念，要想增加GDP，或者靠增加消费，或者靠增加投资，或者靠增加净出口。出口不行了，就增加投资；投资不行了，就促进消费。宏观经济政策就是这么描述的。
　　 “三架马车”作为一个恒等式，没错。但用它来解释经济增长，就犯了大错。
　　 人们之所以创造GDP，是为了消费。但按照凯恩斯主义理论，我们不是为了消费去创造GDP，而是为了增加GDP才刺激消费。我们制定8%、9%的增长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拼命刺激消费。消费本来是目的，现在变成了手段。例如2009年金融危机时，汽车销售不好，就补贴汽车；家电销售不好，就补贴家电……为了追求GDP而消费，目标和手段完全颠倒了。
　　 再看投资。为什么要投资？因为投资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增加未来的消费。今天投资1块钱，明天可以回报比1块更多。如果不这样，投资就是浪费，不值得进行。但看一看我们现在，投资是为什么？为了增加总需求（或者说为了增加就业），投资与效率毫无关系。如果不考虑创造价值，只是为了增加GDP，创造就业机会，办法有很多。让1000万人当小偷，然后再让1000万人当警察抓小偷。这2000万人都有工作了，但有什么意义呢？
　　 接着看净出口。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200多年前就指出，贸易是互惠的，所以自由贸易创造财富。这才是我们需要贸易的原因。但现在的宏观经济学家不这样认为，他们回到了重商主义时代，认为只有出口大于进口才能增加财富。比如，一个国家出口100万，进口90万，出口大于进口，贸易对GDP贡献是正的。如果一个国家出口1000万，进口1100万，出口小于进口，贸易对GDP的贡献就是负的。这不是很荒唐吗？现在，每到金融危机之后，所有国家就想办法限制进口增加出口，搞贸易保护主义，结果是两败俱伤。
　　 还有储蓄问题。我们常说，经济要发展，要增加投资。投资哪儿来？靠储蓄。但是凯恩斯主义理论说，储蓄是坏事，花钱是好事，还把它表述为“合成谬误”现象。个体的善不等于总体的善这个现象是存在的，但用到储蓄上就不合适。凯恩斯理论其实是一个经济波动理论，我们却把它变成了经济发展理论。
　　
　　 新古典理论的矛盾与缺陷
　　 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人很多，包括凯恩斯本人，但它的生命力很强，为什么？因为它形式上太完美，让人着迷，所有毛病和缺陷都被认为是可以原谅的。
　　 过去100多年，主流经济学的各种创新都没能摆脱新古典理论的范式。经济学家做了大量努力，包括提出经济增长理论，无论是内生还是外生的，想把增长问题放进去，但就是放不进去。经济发展的动力是技术进步，这显而易见，但技术进步哪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不知道，所以生产率的提高被称为“剩余”。新近出现的内生增长理论要好一些，涉及人力资源投入和知识储量的自我积累，但还不够，因为不是所有投入都有成果。日本的研发费用占GDP的3%，在发达国家里最高，但过去二十年经济停滞不前。我们需要更好的理论，解释生产率是怎么提高的。
　　 好的经济学应该是个统一体。过去的新古典经济学不研究发展，所以出现了发展经济学；又因为过去的经济学主要研究均衡，没办法解释经济周期，所以又出现了宏观经济学。就这样，经济学出现了四分五裂的景象。
有人想为新古典理论辩护，不断修补它，例如芝加哥学派。但由于他们的观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的范式上，难免爱屋及乌。比如弗里德曼认为，理论是否正确和假设没有关系，不需要限制假设，甚至越不现实的假设，越是好理论。这有点强词夺理了。

对照现实，这是很奇怪的逻辑。因为真正的市场，面临的是有没有这种产品的区别，而不是假定已经有这种产品的情况下，怎么定价的问题。比方说，微软作为软件企业，它的产品价格不可能等于边际成本。在微软已经存在的情况下，你要他按照边际成本定价，这是很荒唐的一件事。
　　 在新古典理论里，价格是外部给企业的一个参数，必须接受它，这样才叫完全竞争。但在现实中，价格是企业竞争的基本手段。好比企业做广告，就是培养消费者对产品的忠诚度或传递有关产品的信息，使需求曲线更倾斜一点；还有价格歧视，同一产品对不同的人要价不同，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按照反垄断的逻辑，这也是不允许的。但这些都是企业竞争的基本手段。可以说，反垄断法反对的，恰恰是市场竞争本身。
　　 对反垄断法的实际效果，经济学家Armentanono在1972年的一篇研究论文指出，没有案例能够支持它。简单地说，企业合并之后，价格普遍降低了；反过来，ZF强令拆分的，价格普遍提高了。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企业合并后，提高了效率，节约了成本，这个节约的成本一部分可以让利给消费者。所以反垄断法对消费者不一定有好处。
　　 新古典理论的“完全竞争”，其实是没有竞争。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说得很清楚，如果每个企业都是“完全竞争者”，没有利润，没有资金从事研发，是不可能有技术进步的。企业之所以搞研发，就是希望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产品或专利，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企业开发新产品，申请专利，采取特殊的定价策略，广告策略，并购投资等等，都是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
　　 垄断要反，但应该反的是ZF用强力施加的垄断，即ZF只允许一部分人经营、不允许其他人进入的政策，而不是市场上自发形成的高占有率。历史上看，没有一个企业能够持续统治市场。不管是微软，还是英特尔，如果不能真正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或者定价太高，早晚会垮台。IBM原来很牛气，后来被戴尔、惠普打倒了。微软占软件平台70%、80%的份额，但是它不敢松懈，就像比尔·盖茨讲的，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这就是竞争的压力。竞争程度不能按市场上有多少个企业衡量，而要看有没有自由准入。
　　 如果有企业采取侵犯别人权利的办法去竞争，ZF一定要管。但这是产权的保护问题，与反垄断无关，采取这种不正当竞争的可能是很小的企业。在这个前提之下，不要限制企业的规模，也不要认为企业数量越多，竞争越激烈。衡量垄断的唯一标准是有没有ZF的政策保护，与企业大小无关。
　　 回头看反垄断法的后果是什么？很可能变成落后企业反对先进企业的工具。有些企业竞争不过别人了，就起诉别人。像现在，任何两个企业并购都要由商务部批准——例如生产电饭煲企业并购还要商务部批准，是很荒唐的。
　　
　　 信息不对称问题：市场是一双隐性的眼睛
　　 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信息是对称的、完全的。一个推论就是，如果存在信息不对称，就需要ZF去监管企业。“非对称信息将导致市场失灵甚至消失”，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罗夫的“旧车市场”理论，食品安全检查，药监局，馒头办公室等等，都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
　　 听起来蛮有道理。牛奶有三聚氰胺，消费者怎么知道呢？如果ZF不管，我们不都喝了有毒的奶吗？
　　 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低估了市场的力量。新古典经济学只知道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没有看到市场还是一双隐性的眼睛——声誉机制。长期看，市场竞争生存下来的企业，都是声誉良好的企业，欺骗无知的人并不是最好的竞争策略。企业有积极性提供信息，消费者也有积极性获取信息。从这个角度看，新古典经济学有很多矛盾，比如依据反垄断理论，企业做广告会增强市场支配力量，属于垄断行为，但另一方面，它向消费者介绍产品，树立品牌，恰恰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重要手段。
　　 在很多情况下，是ZF干预导致了市场信誉机制的失灵。简单地说，如果什么都要ZF审批，企业不会在乎自己的声誉好坏。在市场竞争中，企业要讨好消费者，但是，如果能不能进入这个行业、能不能卖这个产品由ZF说了算的话，企业就会去讨好ZF官员。讨好ZF官员比讨好消费者更容易，因为消费者很多，ZF官员是少数人。
　　 打个比方，卖房子时，如果要讨好消费者，200套房子要讨好200个家庭，平均每个家庭三到四个人，你要讨好七八百人。但如果是ZF官员审批的话，一个处长，你只要保证送上三套房子就行了。由此不难理解：ZF部门获得审批的权力，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往往是腐败机会的滋生。事实上，许多ZF审批名为规范市场，实为官员寻租。
　　
　　 市场与企业的关系：不要反感大企业
　　 现实中，没有完全竞争，信息也不对称，市场如何运作？超市里卖的矿泉水，消费者不认识它的企业老板，更不认识它的员工，为什么敢喝？如果把它的商标去掉，你还敢喝吗？相信大部分人不敢。原因在于，企业是一个声誉机制，承载着一系列连带责任。有了连带责任，才能建立信任。简单来说，某组织有一个名字，这个组织的人之间就存在连带责任。没有名字，就没有连带责任。
　　 如果按主流经济学的定义，完全竞争的市场由无数个原子式的小企业组成。但在这样的市场上，信任是建立不起来的。每个人一个名字大家记不住，所有人都叫一个名字也不行。所以，在多数行业中，最后往往形成几个大品牌，这样消费者可以记住它们，相信它们。因此，我们不要反感大企业。没有它们，市场经济不可能有效运行。
　　 在企业内部，承担连带责任更精细。简单地说，什么叫老板？就是对所有的员工承担连带责任的人。假如你是一个餐馆老板，你的员工菜没洗干净，客人吃了拉肚子，谁负责？是你。你不能说我不在场，我不负责。作为老板，你不仅要对所有员工的过错承担责任，还要对上游供应链上的厂家承担连带责任。譬如一个牛奶企业，奶源不是你生产，饲料不是你生产，但是牛奶中检测出三聚氰氨，不论是谁加进去的，你都要承担责任。有能力承担这种连带责任的，就是品牌企业。一个企业有多大的能力承担责任，就有多大的利润空间。如果你没有能力为他人承担责任，就做个体户，只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当然也不可能赚大钱。
　　 从这个角度理解，一个行业只有几家大企业不是坏事。亚当·斯密反感大企业，他曾提到，大企业老板们凑在一块肯定是想坑害消费者。实际上，没有大企业，就不可能有大范围的市场。科斯把企业理解为市场的替代物，认为市场交易成本太高，需要企业替代市场，这个观点可能有问题。企业不是市场的替代物，而是市场本身的运行方式。正是企业的存在，降低了市场的交易成本。如果没有企业，信任关系建立不起来，我们就不会买牛奶喝。自己养奶牛太贵，就不喝牛奶，喝稀饭——这就是自给自足，不存在市场了。
　　 因为信息不对称，要求ZF干预，或者针对大企业制订反垄断法，都是不合理的。市场中，由于存在声誉机制，使我们可以跟陌生人合作，交易各种各样的产品。企业的品牌和市场的信任在此过程中建立起来。因为这个原因，人为地限制企业规模是不对的，那其实是在破坏市场秩序，破坏市场的有效性。
　　
　　 埋葬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理论是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部分，也是ZF干预经济的重要依据。人们接受它，首先是因为无知——就是说，由于人的本性使然，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很肤浅。第二是利益问题，有了这个理论，一些人可以拿国家的钱去投资，ZF可以名正言顺地制造通货膨胀。
　　 现在流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三架马车”理论，颠覆了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常识。它认为GDP等于消费加投资加净出口。消费包括个人消费和ZF消费；投资可以是私人企业投资，也可以是国有企业投资；净出口就是出口减去进口。根据这个概念，要想增加GDP，或者靠增加消费，或者靠增加投资，或者靠增加净出口。出口不行了，就增加投资；投资不行了，就促进消费。宏观经济政策就是这么描述的。
　　 “三架马车”作为一个恒等式，没错。但用它来解释经济增长，就犯了大错。
　　 人们之所以创造GDP，是为了消费。但按照凯恩斯主义理论，我们不是为了消费去创造GDP，而是为了增加GDP才刺激消费。我们制定8%、9%的增长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拼命刺激消费。消费本来是目的，现在变成了手段。例如2009年金融危机时，汽车销售不好，就补贴汽车；家电销售不好，就补贴家电……为了追求GDP而消费，目标和手段完全颠倒了。
　　 再看投资。为什么要投资？因为投资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增加未来的消费。今天投资1块钱，明天可以回报比1块更多。如果不这样，投资就是浪费，不值得进行。但看一看我们现在，投资是为什么？为了增加总需求（或者说为了增加就业），投资与效率毫无关系。如果不考虑创造价值，只是为了增加GDP，创造就业机会，办法有很多。让1000万人当小偷，然后再让1000万人当警察抓小偷。这2000万人都有工作了，但有什么意义呢？
　　 接着看净出口。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200多年前就指出，贸易是互惠的，所以自由贸易创造财富。这才是我们需要贸易的原因。但现在的宏观经济学家不这样认为，他们回到了重商主义时代，认为只有出口大于进口才能增加财富。比如，一个国家出口100万，进口90万，出口大于进口，贸易对GDP贡献是正的。如果一个国家出口1000万，进口1100万，出口小于进口，贸易对GDP的贡献就是负的。这不是很荒唐吗？现在，每到金融危机之后，所有国家就想办法限制进口增加出口，搞贸易保护主义，结果是两败俱伤。
　　 还有储蓄问题。我们常说，经济要发展，要增加投资。投资哪儿来？靠储蓄。但是凯恩斯主义理论说，储蓄是坏事，花钱是好事，还把它表述为“合成谬误”现象。个体的善不等于总体的善这个现象是存在的，但用到储蓄上就不合适。凯恩斯理论其实是一个经济波动理论，我们却把它变成了经济发展理论。
　　
　　 新古典理论的矛盾与缺陷
　　 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人很多，包括凯恩斯本人，但它的生命力很强，为什么？因为它形式上太完美，让人着迷，所有毛病和缺陷都被认为是可以原谅的。
　　 过去100多年，主流经济学的各种创新都没能摆脱新古典理论的范式。经济学家做了大量努力，包括提出经济增长理论，无论是内生还是外生的，想把增长问题放进去，但就是放不进去。经济发展的动力是技术进步，这显而易见，但技术进步哪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不知道，所以生产率的提高被称为“剩余”。新近出现的内生增长理论要好一些，涉及人力资源投入和知识储量的自我积累，但还不够，因为不是所有投入都有成果。日本的研发费用占GDP的3%，在发达国家里最高，但过去二十年经济停滞不前。我们需要更好的理论，解释生产率是怎么提高的。
　　 好的经济学应该是个统一体。过去的新古典经济学不研究发展，所以出现了发展经济学；又因为过去的经济学主要研究均衡，没办法解释经济周期，所以又出现了宏观经济学。就这样，经济学出现了四分五裂的景象。
有人想为新古典理论辩护，不断修补它，例如芝加哥学派。但由于他们的观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的范式上，难免爱屋及乌。比如弗里德曼认为，理论是否正确和假设没有关系，不需要限制假设，甚至越不现实的假设，越是好理论。这有点强词夺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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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信息不对称直接等同于败德行为，是当代主流经济学者们不负责任、不求甚解的表现。
败德，如诈骗，是制造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他人的谎言，也就是制造信息不对称以骗取利益的行为。要纠正的，不是信息不对称，而是揭穿谎言和惩罚诈骗者。
现代高度分工社会，天然就是信息不对称的，做为信息优势的一方，既有某些方面信息不告知的权利，也有其他方面信息告知的义务。权利义务，首先要由竞争性契约来界定，如果竞争性缺失，则要由宪政下的公共程序来界定。所以，最终的问题是宪政与否，可怕的不是败德，更不是信息不对称，真正可怕的是宪政缺失，上下互相欺骗，混吃等死。

今天我才看到这篇文，深受教诲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在北京大学发表题为“反思经济学”演讲，将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危机频现的原因归咎为主流经济学框架下的错误经济政策，并指出经济学理论发展到现阶段所存在的问题和瓶颈。问题提出不易，答案寻觅更难。武汉大学蔡恒进教授及研究团队提出的“自我肯定需求理论（Self-Assertiveness Demand Theory）”对回答张维迎教授提出的问题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张维迎：我认为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不是美化了市场，而是丑化了市场。市场的有效运行根本不需要经济学的那些假设。主流经济学家做了很多假设，而这些假设都不现实，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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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肯定需求理论：建立在“人性恶”基础上的“理性人”假设存在固有的局限性。要认识人的经济行为乃至其他社会行为的动机，必须建立一种非传统假设范式的“中性设定”，来取代原有的“理性人”假说。蔡恒进在总结了东西方2000多年的财富流转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社会财富增长的源动力和财富分配的逻辑起点——“自我肯定需求”。每个人经济行为甚至社会行为的根源性需求都是自我肯定需求，即“只要有可能，人对自己的评价一般高于他认知范围内的平均水平，在分配环节他更希望得到高于自己评估的份额”。这是一个认识更深、视角更宽的假设。




张维迎：市场干预学派（包括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市场并不满足经济学的假设，市场不可能像经济学证明的那么有效，所以政府必须干预。主流经济学框架里面，不研究经济发展和变化，而是研究市场怎么通过价格机制达到均衡。问题或许就出在这里。




自我肯定需求理论：经济系统表现出的非稳定性、复杂性、进化性才是市场的本来面目，主流定义的“均衡”既不是一个市场有效运行的衡量标准，也不是市场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经济学需要一个全新的理论来调整我们对所谓各种“市场异象”、“成长奇迹”的认识。在自我肯定需求框架下，个人、组织、企业、国家的成长，是一个动态过程，由认知膜构成的坚固价值框架使得经济奇迹得以实现、也使经济危机爆发。我们把具有强烈自我肯定认知倾向的自信心、自豪感及价值观的综合体称为认知膜。市场是自然人在自我肯定需求驱动下由认知膜形成集体价值认知而组织和连接起来的复杂生态系统。

        财富的涌现和流转与自我肯定需求的调和，仍然需要政府这个重要角色。政府的作用，不是出台向“均衡”靠拢的刺激政策，而是将涌现的资源导向底层（“管道工”），协调个人和组织的自我肯定需求实现途径，改善经济系统生态环境。正确、客观、积极地认识市场中的非平衡性现象，是我们重新认识市场和市场中各认知主体成长和所担任角色的关键。



张维迎：凯恩斯理论是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部分，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依据。人们接受它，首先是因为无知——就是说，由于人的本性使然，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很肤浅。第二是利益问题，有了这个理论，一些人可以拿国家的钱去投资，政府可以名正言顺地制造通货膨胀。




自我肯定需求理论： 自我肯定需求被满足的过程，是一个动态过程，是各类组织和个体利用市场中各个生产和消费单元的认知和价值衡量信息来进行集体进化的生态系统，它不能完全用凯恩斯的均衡和最大化模型来计算，它是一个基于个人信息习得、反馈、改造的混沌系统，简单的政府调控行为将破坏生态平衡的信息环境；但它又不同于奥地利学派的传统个人主观方法论，因为奥地利学派基于行为的先验主义无法对很多现实问题提供实践理论，尤其是不能针对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提供体制改革、缩小贫富差距、促进民间资本和小微经济体发展的理论。自我肯定需求理论中的“缺口理论”、“新资源观”、“进化成长”、政府的“管道工”角色、基于信息技术的全民直通账户设想将对现实世界财富流动与分配状况进行有效的改造。

        同样是作为调控工具的货币，当中央银行进行货币大额超发时，财富流转结果却会迥异。在民间资本和个人容易获得信贷资格并能够大幅借贷的国家，货币的稀释也将一定程度有利于民间资本、新兴技术、产业升级甚至个体债务持有者；但对于资本和获得便利集中于上层的国家，货币的大额超发带来的通胀和滞胀，结果只会稀释民间资本，使资本进一步向上层聚拢，底层社会承受货币大额超发的最大负担。我们认为，经济和金融市场调控工具应该处于满足自我肯定需求、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等财富流转和分配立场的上一层，而不能仅仅停留于实现所谓均衡的数字逻辑层面。进一步，基于自我肯定需求理论的信息化金融世界，将会开创性的为经济学提供新的理论和实践工具，这正是经济学基于人类认知世界角度的新突破。




张维迎：几年前，世界经历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蔓延至整个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席卷全球。危机发生后，有人认为自由市场又失败了，甚至说，2009年以后将是社会主义拯救资本主义，尽管是开玩笑，还是反映了重要问题。政府干预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其政策依据来自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




自我肯定需求理论：自我肯定需求认为，在重构经济学框架中，既要从人性出发，重新认识市场的进化发展规律，也不能忽视政府作用。政府既要尊重市场各主体尤其是企业的自主性，又要适度满足社会各阶层各阶段自我肯定需求，来调和各认知膜构成主体的经济预期，调整自我肯定需求与现实财富分配状况的缺口。这之间的平衡是一个国家市场经济能否健康进化发展的关键。这样的思路或许将成为未来资源配置、民主金融秩序的新法则。

自我肯定需求产生于个体肯定自我的一种倾向：几乎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拥有更多的知识，或者拥有更高的能力，因此相信自己能够并应该获得比别人更多的财富、获取更大的成功。将每个人的自我肯定需求加总起来，就得到了一个社会（或一个集体）总的自我肯定需求。人对自己的评价一般高于平均水平，因此总的自我肯定需求必定会大于这个社会当下生产出的总供给，这就形成了一个缺口。

        这个缺口是所有经济与社会问题背后的根本矛盾，对任何统治者（或管理者）而言都是一个强大的挑战：要维持一个社会的和谐稳定，统治者必须在经济发展平稳时期创造新资源在市场中能够自主缓释的环境，在市场动荡、贫富差距过大等系统风险高筑的危机时期应该直接满足自我肯定需求来填补这个缺口。纵观历史，我们指出有四种主要的额外供给方式：学习和自我创新、外部获取、透支未来以及崩溃后的再出发。自我肯定需求理论中，政府的角色是市场进化视角下调和新资源涌现和自我肯定需求间缺口的“管道工”。

        马克思与凯恩斯的理论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经济甚至社会形态，这其中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利用如均衡、最大化的数学演绎工具，进行了理论上缜密又让人信服的推理计算，并让各阶层看到使用经济理论及其衍生政策工具改善民生、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极大可行性。古典经济学中的哲学家休谟和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重视个人的综合需求和尊重自由交换效率的理论学说无法指导实践根本上在于缺乏西方理论传统惯有的逻辑计算工具。休谟和米塞斯均着重强调了国家作用的局限性，主张限制国家干预，提出了国家层面的繁荣并不一定能实现公民的真正需求和自由，反映出国家机器在经济社会、尤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关键在于是否能“联系”到每个公民。

        反思现有主流经济学框架的可能错误或不完善假设，我们就能一定程度上找到经济学发展到今天所面临的方法论的选择和理论论证工具上的局限和障碍。如果我们从“自我肯定需求”这个新的假设视角出发，来进一步观察和研究历史和当今社会所发生的财富分配和转移机制、经济危机、政府经济刺激政策效率、货币制度等从宏观到微观具体问题，我们将会发现人的认知和反馈对金融市场动荡的重要意义，发现自我肯定需求作为经济增长和财富转移和分配根本动力的重要地位，发现由自我肯定需求衍生出的理论在指导重构经济世界和财富分配中的重要作用。




张维迎：如果按主流经济学的定义，完全竞争的市场由无数个原子式的小企业组成。但在这样的市场上，信任是建立不起来的。每个人一个名字大家记不住，所有人都叫一个名字也不行。所以，在多数行业中，最后往往形成几个大品牌，这样消费者可以记住它们，相信它们。因此，我们不要反感大企业。没有它们，市场经济不可能有效运行。​

人与人的冲突并非全是利益冲突，还有理念冲突。许多看似利益冲突的东西实际上是理念冲突。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全是利益冲突，雇主和雇员、农民和工人、干部和普通老百姓，都只能通过斗争解决问题，这社会就真的没希望了。阶级斗争学说就是这样，它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结果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




自我肯定需求理论： 人有自我肯定需求，具有强烈自我肯定认知倾向的自信心、自豪感及价值观的综合体就是认知膜。我们认为，人之间由于自身经历或所处环境等复杂因素，会存在认知范围与视角的差异。当两个或多个认知主体拥有共同的目标或利益时，会试图通过交互进行联合，交互顺利时，这些认知主体会产生共识，他们的认知膜部分融合并生长，形成一个外围的认知膜，每个个体仍然保留其核心的独立性，但在对外的行为上能表现为一个统一的认知主体而进行高效合作、协同进化。认知主体的交互也可能向另一个方向演化，如果认知主体经历不同的复杂的外部环境变化、预期各不相同又难以协调，认知膜的共识部分就会被削弱，原本应当相互渗透的部分相互排斥，甚至产生敌对。这就是认知膜阻碍机制在代理关系中作用的动态过程。

        由于复杂和难以预期的市场环境，以及互联网时代出现越来越多的资本委托现象，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很可能产生这种认知阻碍，这种阻碍难以通过契约设计或者制度规范来规避。我们认为，平衡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自我肯定需求是处理代理问题的关键，而实现认知膜融合下不同市场主体协同进化合作发展，是市场健康、平稳地进化发展的关键。21世纪的开端，互联网精神时代背景下，全球各国越来越多采用的透支未来的经济增长方式，在资本高度委托框架下，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和隐蔽性。对未来的透支越大，贫富差距也越大，真正被透支的是各国处于财富金字塔底层的人群，这种向未来透支的链条终会断掉，并将导致严重的危机。





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5年所创造的高速发展、新土地财政政策近10余年所实现的财富涌现，已经使中国经济在面临产能过剩、国有企业转型、民营企业发展的复杂财富分配环境下，较难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认为，客观认识“短期阵痛”对于长期发展的积极进化作用，避免过度敏感的调控政策，尊重市场各主体的自主性，调和各利益集体的自我肯定需求，出台政策保护和释放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竞争的空间，是未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新财富涌现的重要途径。必须认识到，市场中个体的认知膜融合能够实现组织的高度合作和进化成长，健康成长过程中更容易吸收外部资源。政府和各类非政府主体，是实现民族复兴过程中不能割裂开的统一力量。

是要反思，要有独立思想，才有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