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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张维迎 反思经济学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在北京大学发表题为“反思经济学”演讲，将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危机频现的原因归咎为主流经济学框架下的错误经济政策，并指出经济学理论发展到现阶段所存在的问题和瓶颈。问题提出不易，答案寻觅更难。武汉大学蔡恒进教授及研究团队提出的“自我肯定需求理论（Self-Assertiveness Demand Theory）”对回答张维迎教授提出的问题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张维迎：我认为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不是美化了市场，而是丑化了市场。市场的有效运行根本不需要经济学的那些假设。主流经济学家做了很多假设，而这些假设都不现实，不成立。
自我肯定需求理论：建立在“人性恶”基础上的“理性人”假设存在固有的局限性。要认识人的经济行为乃至其他社会行为的动机，必须建立一种非传统假设范式的“中性设定”，来取代原有的“理性人”假说。蔡恒进在总结了东西方2000多年的财富流转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社会财富增长的源动力和财富分配的逻辑起点——“自我肯定需求”。每个人经济行为甚至社会行为的根源性需求都是自我肯定需求，即“只要有可能，人对自己的评价一般高于他认知范围内的平均水平，在分配环节他更希望得到高于自己评估的份额”。这是一个认识更深、视角更宽的假设。
张维迎：市场干预学派（包括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市场并不满足经济学的假设，市场不可能像经济学证明的那么有效，所以政府必须干预。主流经济学框架里面，不研究经济发展和变化，而是研究市场怎么通过价格机制达到均衡。问题或许就出在这里。
自我肯定需求理论：经济系统表现出的非稳定性、复杂性、进化性才是市场的本来面目，主流定义的“均衡”既不是一个市场有效运行的衡量标准，也不是市场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经济学需要一个全新的理论来调整我们对所谓各种“市场异象”、“成长奇迹”的认识。在自我肯定需求框架下，个人、组织、企业、国家的成长，是一个动态过程，由认知膜构成的坚固价值框架使得经济奇迹得以实现、也使经济危机爆发。我们把具有强烈自我肯定认知倾向的自信心、自豪感及价值观的综合体称为认知膜。市场是自然人在自我肯定需求驱动下由认知膜形成集体价值认知而组织和连接起来的复杂生态系统。
财富的涌现和流转与自我肯定需求的调和，仍然需要政府这个重要角色。政府的作用，不是出台向“均衡”靠拢的刺激政策，而是将涌现的资源导向底层（“管道工”），协调个人和组织的自我肯定需求实现途径，改善经济系统生态环境。正确、客观、积极地认识市场中的非平衡性现象，是我们重新认识市场和市场中各认知主体成长和所担任角色的关键。
张维迎：凯恩斯理论是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部分，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依据。人们接受它，首先是因为无知——就是说，由于人的本性使然，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很肤浅。第二是利益问题，有了这个理论，一些人可以拿国家的钱去投资，政府可以名正言顺地制造通货膨胀。
自我肯定需求理论： 自我肯定需求被满足的过程，是一个动态过程，是各类组织和个体利用市场中各个生产和消费单元的认知和价值衡量信息来进行集体进化的生态系统，它不能完全用凯恩斯的均衡和最大化模型来计算，它是一个基于个人信息习得、反馈、改造的混沌系统，简单的政府调控行为将破坏生态平衡的信息环境；但它又不同于奥地利学派的传统个人主观方法论，因为奥地利学派基于行为的先验主义无法对很多现实问题提供实践理论，尤其是不能针对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提供体制改革、缩小贫富差距、促进民间资本和小微经济体发展的理论。自我肯定需求理论中的“缺口理论”、“新资源观”、“进化成长”、政府的“管道工”角色、基于信息技术的全民直通账户设想将对现实世界财富流动与分配状况进行有效的改造。
同样是作为调控工具的货币，当中央银行进行货币大额超发时，财富流转结果却会迥异。在民间资本和个人容易获得信贷资格并能够大幅借贷的国家，货币的稀释也将一定程度有利于民间资本、新兴技术、产业升级甚至个体债务持有者；但对于资本和获得便利集中于上层的国家，货币的大额超发带来的通胀和滞胀，结果只会稀释民间资本，使资本进一步向上层聚拢，底层社会承受货币大额超发的最大负担。我们认为，经济和金融市场调控工具应该处于满足自我肯定需求、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等财富流转和分配立场的上一层，而不能仅仅停留于实现所谓均衡的数字逻辑层面。进一步，基于自我肯定需求理论的信息化金融世界，将会开创性的为经济学提供新的理论和实践工具，这正是经济学基于人类认知世界角度的新突破。
张维迎：几年前，世界经历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蔓延至整个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席卷全球。危机发生后，有人认为自由市场又失败了，甚至说，2009年以后将是社会主义拯救资本主义，尽管是开玩笑，还是反映了重要问题。政府干预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其政策依据来自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
自我肯定需求理论：自我肯定需求认为，在重构经济学框架中，既要从人性出发，重新认识市场的进化发展规律，也不能忽视政府作用。政府既要尊重市场各主体尤其是企业的自主性，又要适度满足社会各阶层各阶段自我肯定需求，来调和各认知膜构成主体的经济预期，调整自我肯定需求与现实财富分配状况的缺口。这之间的平衡是一个国家市场经济能否健康进化发展的关键。这样的思路或许将成为未来资源配置、民主金融秩序的新法则。
自我肯定需求产生于个体肯定自我的一种倾向：几乎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拥有更多的知识，或者拥有更高的能力，因此相信自己能够并应该获得比别人更多的财富、获取更大的成功。将每个人的自我肯定需求加总起来，就得到了一个社会（或一个集体）总的自我肯定需求。人对自己的评价一般高于平均水平，因此总的自我肯定需求必定会大于这个社会当下生产出的总供给，这就形成了一个缺口。
这个缺口是所有经济与社会问题背后的根本矛盾，对任何统治者（或管理者）而言都是一个强大的挑战：要维持一个社会的和谐稳定，统治者必须在经济发展平稳时期创造新资源在市场中能够自主缓释的环境，在市场动荡、贫富差距过大等系统风险高筑的危机时期应该直接满足自我肯定需求来填补这个缺口。纵观历史，我们指出有四种主要的额外供给方式：学习和自我创新、外部获取、透支未来以及崩溃后的再出发。自我肯定需求理论中，政府的角色是市场进化视角下调和新资源涌现和自我肯定需求间缺口的“管道工”。
马克思与凯恩斯的理论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经济甚至社会形态，这其中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利用如均衡、最大化的数学演绎工具，进行了理论上缜密又让人信服的推理计算，并让各阶层看到使用经济理论及其衍生政策工具改善民生、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极大可行性。古典经济学中的哲学家休谟和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重视个人的综合需求和尊重自由交换效率的理论学说无法指导实践根本上在于缺乏西方理论传统惯有的逻辑计算工具。休谟和米塞斯均着重强调了国家作用的局限性，主张限制国家干预，提出了国家层面的繁荣并不一定能实现公民的真正需求和自由，反映出国家机器在经济社会、尤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关键在于是否能“联系”到每个公民。
反思现有主流经济学框架的可能错误或不完善假设，我们就能一定程度上找到经济学发展到今天所面临的方法论的选择和理论论证工具上的局限和障碍。如果我们从“自我肯定需求”这个新的假设视角出发，来进一步观察和研究历史和当今社会所发生的财富分配和转移机制、经济危机、政府经济刺激政策效率、货币制度等从宏观到微观具体问题，我们将会发现人的认知和反馈对金融市场动荡的重要意义，发现自我肯定需求作为经济增长和财富转移和分配根本动力的重要地位，发现由自我肯定需求衍生出的理论在指导重构经济世界和财富分配中的重要作用。
张维迎：如果按主流经济学的定义，完全竞争的市场由无数个原子式的小企业组成。但在这样的市场上，信任是建立不起来的。每个人一个名字大家记不住，所有人都叫一个名字也不行。所以，在多数行业中，最后往往形成几个大品牌，这样消费者可以记住它们，相信它们。因此，我们不要反感大企业。没有它们，市场经济不可能有效运行。
人与人的冲突并非全是利益冲突，还有理念冲突。许多看似利益冲突的东西实际上是理念冲突。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全是利益冲突，雇主和雇员、农民和工人、干部和普通老百姓，都只能通过斗争解决问题，这社会就真的没希望了。阶级斗争学说就是这样，它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结果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
自我肯定需求理论： 人有自我肯定需求，具有强烈自我肯定认知倾向的自信心、自豪感及价值观的综合体就是认知膜。我们认为，人之间由于自身经历或所处环境等复杂因素，会存在认知范围与视角的差异。当两个或多个认知主体拥有共同的目标或利益时，会试图通过交互进行联合，交互顺利时，这些认知主体会产生共识，他们的认知膜部分融合并生长，形成一个外围的认知膜，每个个体仍然保留其核心的独立性，但在对外的行为上能表现为一个统一的认知主体而进行高效合作、协同进化。认知主体的交互也可能向另一个方向演化，如果认知主体经历不同的复杂的外部环境变化、预期各不相同又难以协调，认知膜的共识部分就会被削弱，原本应当相互渗透的部分相互排斥，甚至产生敌对。这就是认知膜阻碍机制在代理关系中作用的动态过程。
由于复杂和难以预期的市场环境，以及互联网时代出现越来越多的资本委托现象，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很可能产生这种认知阻碍，这种阻碍难以通过契约设计或者制度规范来规避。我们认为，平衡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自我肯定需求是处理代理问题的关键，而实现认知膜融合下不同市场主体协同进化合作发展，是市场健康、平稳地进化发展的关键。21世纪的开端，互联网精神时代背景下，全球各国越来越多采用的透支未来的经济增长方式，在资本高度委托框架下，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和隐蔽性。对未来的透支越大，贫富差距也越大，真正被透支的是各国处于财富金字塔底层的人群，这种向未来透支的链条终会断掉，并将导致严重的危机。
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5年所创造的高速发展、新土地财政政策近10余年所实现的财富涌现，已经使中国经济在面临产能过剩、国有企业转型、民营企业发展的复杂财富分配环境下，较难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认为，客观认识“短期阵痛”对于长期发展的积极进化作用，避免过度敏感的调控政策，尊重市场各主体的自主性，调和各利益集体的自我肯定需求，出台政策保护和释放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竞争的空间，是未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新财富涌现的重要途径。必须认识到，市场中个体的认知膜融合能够实现组织的高度合作和进化成长，健康成长过程中更容易吸收外部资源。政府和各类非政府主体，是实现民族复兴过程中不能割裂开的统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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