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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凯恩斯和德克斯特.怀特致力于构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他们认为新建立的必须是一种能够促进国际经济发展的体系，这就要求所建立的是种稳定的、可预测的国际货币体系，这种体系必须是规范化的，是强权国家无法为了商业利益而随意操纵的。
所以，他们继续把黄金——黄金不同于何一个民族国家的货币——作为整个体系的支柱。他们规定美元以固定的价格兑换黄金，而其他国家把它们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制定与美元兑换的价格，并且不允许这一价格单方面地随意改变。货币价格的改变将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超国家组织，在国家之间一起协商制定。而且，只有当一个国家的经常项目（主要与贸易有关）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义务接受为改变这种“根本性不平衡”而必须进行的对该种货币平价的变更。上述这些安排的目的是为了使经济机构能享受到主要货币兑换价格的稳定性，因为所有的货币都有一个以黄金为基础的固定价格。在实际中，美元是国际贸易中使用的主要国际货币但它的兑换价格与其他货币一样，也是以黄金为基础制定的，而黄金则是整个体系的定值标准
凯恩斯—怀特体系的第二个特点，是它在很大程度上禁止私人金融机构在国际间自由地移动资金，同时给予了国家控制并阻止这种金融活动的权利。该体系允许私人金融为了贸易融资的目的转移资金，此外还规定，可以为了本国对外的生产性投资而在国际间移动资金。但是私人金融的其他移动则被禁止，这就是国际范围内的“金融抑制”。那时候，这种抑制意味着投资来源必须是国内“自产”的。同时，这也意味着，货币资本只能在本国所允许的金融活动中寻求获得资金权利金，换言之，国家有权对其国内金融环节的活动进行控制和规范，使之符合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
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的时间相当短暂，而且在其短暂的历史中，一直充满着风风雨雨、磕磕绊绊，其原因很简单，设计这一体系的两大国家——美国和英国，对它们自己制定的规则的各种主要方面，慢慢地变得无法接受了。这体系是在战时设计、并在1944年被批准通过的，而美国是在冷战时期制定了后来慢慢演变成为美国资本主义扩张的国际基础的全球政治—军事策略的，因此，罗斯福ZF在制定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各种规则时不可能会想到美国在对外支付方面会出现结构性逆差。但是，美国军事力量计划就是要导致出现这样种结构性逆差，这一点在越南战争中已以显而易见的形式出现了，而为了寻求对欧共体内主要西欧市场的继续控制．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向欧共体输出资本，这就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逆差局面。
但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则之下，具有贸易顺差的国家——与美国的逆差正好相反——可以要求把它们多余的美元兑换成黄金，因此，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的黄金储备就开始显得不够充足，无法履行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要求的美元自由兑换黄金的义务。当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则中也包括了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要么美国采取必要的经济调整措施，对逆差进行控制——可以降低对外军事开支，或通过国内通货紧缩来减少进口；要么美元可以对黄金贬值以此使具有顺差的国家用多余的美元去兑换黄金时，所换得的黄金数量减少。但是，对这两种做法，尼克松ZF都不准备采用，相反，它宁愿摧毁布雷顿森林体系。
对“金融抑制”，华尔街和伦敦都显得不太乐意，因为布雷顿森林休系的框架使它们受到了许多限制。早在20世纪40年代，华尔街就设法对怀特的有关金融抑制的初始计划进行了削弱。怀特自己的命运就象征了1943年到40年代末期这段时间中政治气候的戏剧性的变化：他死于心脏病,而在这之前，在40年代末，众议院的非美国事务委员会指控他是或曾经是个共产党员。伦敦的金融势力同样设法施加足够的政治影响，以使英国成为个美国境外的、不受制约的国际私人金融中心，而且通过所谓的欧元和欧洲债券市场，使伦敦金融中心在20世纪60年代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伦敦金融业的发展、美国银行业的发展以及运用境外资金的跨国合作的发展，在60年代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制定的固定的但可调整的汇率,造成了不断增加的投机性压力。
布雷顿森林体系要求美国一直处于顺差状态，而尼克松ZF拒绝接受这种约束，支持尼克松ZF采取这种策略的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的逆差是由于欧洲和日本的重商主义政策造成的。这两个国家坚持货币贬值，为的是从美国公司手中夺走市场份额，向美国工业资本主义发起挑战：这种观点同样为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发起的要求废除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协议的运动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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