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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1914年6月28日，一个塞尔维亚青年刺杀了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大概当时没人想到，这会是一场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斐迪南大公在奥匈帝国并无多少名望，他的登储纯属偶然，同被刺杀的大公夫人索菲亚亦受王室排挤。王储被刺并没有引起多大震动，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通牒却引起一系列外交反应。列强早已厉兵秣马，引爆战争变得自然而然。各国新发明的先进武器终于有机会吃人。
从1814年拿破仑帝国崩溃以来，除七月革命、普法战争这些历时短促且破坏力不大的战事，欧洲大体维持了100年和平。资本主义从英美法扩展到德国、北欧、东欧，直到日本中国。
19世纪前期，英国还是世界上最发达国家，工业品畅销世界。到19世纪末，他们已经被美国和德国超过，法国工业也大有迎头赶上之势。世界经济正在变得多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霸主。就连落后国家（如中国、日本）也有了新兴工业。拉美古巴和阿根廷成了农产品基地，那里的人民生活水平不逊于欧洲人。
人们从和平贸易中获得巨大好处，整个19纪世物价总体持续下跌，粮食产量越来越高，工业品越来越丰富。电话、无线电报、留声机、电影、汽车和飞机，这些我们现在熟知的日常品都是19世纪的产物。
19世纪到20世纪过渡阶段，全世界经济处在一片令人心醉的上升阶段。这段时期至今被称为“美好时代”，到处都是繁荣的调子。谁能想到短短几年，经济成果突然变作战争火药。现在最普遍说法是，列强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进国家自忖兵强马壮，希望通过发动战争重新分配殖民地。这种说法固有证据做支撑，不过大国行动背后更有社会思潮在转变。
19世纪的繁荣是此前一个多世纪自由主义思想流行的结果。从17到18世纪，洛克、伏尔泰和亚当斯密的思想成为最流行学说。当时欧洲无论君主国还是共和国，都在政治方面做出很大改良。
奥匈帝国为典型的“开明专制”，很多方面也符合自由原则，例如实行法律上的人人平等、宗教和民族宽容，废除农奴制，实行土地改革并保护私有财产。就连被公认为落后野蛮的俄罗斯，他们的君主也顺应这股潮流实行改革。因此19世纪欧洲虽有零星革命，各国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令人遗憾的是，19世纪（尤其中后期）的欧洲思想界，自由主义思潮已呈衰落之势。这种衰落体现在：再没有伟大思想家对这套原则深入阐述。上世纪思想家们疾呼的“宗教自由”“私有财产神圣”，如今成老掉牙。
几乎和自由主义同时萌芽的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则继续发展。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精心论述下，变成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吸引大量知识分子左转。民族主义打着反封建专制，追求民族独立的旗号高歌猛进，建立单一民族国家成为各民族极力追求的目标。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晚年移居巴西，面对多民族和平共处的景像感慨万千。他说，几十年来，欧洲人都在极力追求“纯净国家”，不惜迫害驱逐少数民族。对民族国家的极力颂扬，导致各国互相排斥，兵锋相向。
还有一项糟糕之处：知识界的国家主义气息越来越浓厚。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越来越明显，经济学家却缺乏正确解释（米塞斯提出经济周期理论，是在20世纪20年代）。除了像马克思那样预言“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矛盾爆发的结果”，多数经济学家都转向ZF干预。通货膨胀、冻结物价、抬高工资、征收保护性关税。经济学发展未跟上对危机的解释，几乎所有人对ZF干预的必要性深信不疑。这样的做法使ZF干预越来越深，服务于政策需要的国家主义学术盛极一时。
19世纪末奥匈帝国鲁道夫皇储的老师，经济学家门格尔察觉到，知识界在发生变化。经济学界充斥着鼓吹通货膨胀的声音，社会学教授们都在颂扬“国家美德”。主张个人权利被嗤笑为“老古董”，反对ZF干预经济的人被视为空谈。
当时德语国家最流行的货币理论认为，货币在起源和本质都是国家产物。门格尔批评，这个国家的精英在经济学出现200年后依然崇尚这样的胡言乱语。在国家崇拜的情绪下，人民会做出什么事情呢？
门格尔认为，列强政策迟早会导致可怕的战争，战争结束后将是恐怖的革命、欧洲文化的毁灭和所有国家人民的贫困。后来不幸言中。更可悲的是，一战结束后，它的思想原因没有被正确归结。很多人将一战视为“狗咬狗”，很多人归结为宿命般的“资本主义矛盾不可避免”，很多人则认为是法德世仇，还有英国人挑拨。
一战背后涌动的思想没有被反省，反而作为时髦理论继续发展：共产主义不再是梦想，它触手可及；民族主义发展成种族主义，为后来纳粹屠杀做理论探路。这股历史潮流直到二战结束，才算是停止了汹涌的冲击。
米塞斯曾说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看做是长期以来反自由主义思想胜利的产物。思想是历史的前导。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100年，审视今日繁荣下潜藏的各种思潮，能够深切地感知喜悦和忧虑。 文/菁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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