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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为姚洋教授为《南方人物周刊》十周年特刊写的编辑语。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始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前，算是完成了知识界和少数沿海地区的启蒙。然而，从物质进步的角度来看，这段时间继续了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的倒退，以至于到1950年，我国的人均收入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中国在物质方面对世界的赶超，是从1950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增长加速，到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更是进入两位数的超常增长时期。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进入重大调整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也随之减速。但是，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我国的人均收入按可比价格计算，已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恢复了我国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世界上的地位。同时，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的经济总量在今年将肯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如果按名义价格计算，这一时刻将推后6-8年。按照经济发展指标来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就。
但是，现代化不仅仅是物质的现代化，它同时也是人的现代化、政治的现代化以及社会的现代化。我们这一代人，深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影响。那时，中国刚从思想禁锢中走出来，“新启蒙”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作为青年学生，我们如饥似渴地从层出不穷的书籍中汲取新的思想，从现实中搜寻改造中国的良方。九十年代，中国进入艰难的城市改革阶段，社会矛盾达到顶峰。作为回应，思想界和学术界也发生多次交锋和碰撞。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ZF的积极作为，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社会矛盾，思想界因此也进入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与此同时，学术界开始和现实拉开距离，朝着专业化的方向迈进。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重新成为主旋律；然而，知识界却没有出现像八、九十年代那样的热情回应。
经过金融危机之后的调整，中国经济可能永久地告别了两位数增长，转而进入6% - 8% 区间的“新常态”。事实上，以发展中国家的标准来看，中国自1898年以来就不是一个常态国家。在前七十年里，中国经历多次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和再革命，中间还夹杂者外敌的入侵，无数生灵被无情地沦为牺牲品。以历史尺度来度量，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超常增长，是二十世纪现代化进程所积蓄的能量的总爆发。今天，这部分能量已基本耗尽，中国经济因此进入常态增长时期。
然而，中国社会是否也应该回归发展中国家的常态？环顾世界，一个常态的发展中国家是这样的：在政治领域，政治生活要么被少数精英所控制，要么被民粹主义的潮流所裹挟；在社会领域，旧有的社会结构或族群关系仍然占据支配地位，社会处于分裂状态；现代化的理念也许已经被广泛接受，但现代化进程才刚刚开始就已经步履蹒跚。这不应该是中国社会的常态。在很大程度上，物质的现代化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因为它和一国的历史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且世界上也有现成的模板可以学习；相比之下，政治、社会和人本身的现代化受制于一个国家的历史过程，因而要艰难得多。在中国，物质现代化的步伐实在是太快了，政治、社会和人的现代化被远远地落在后面。当代中国社会的焦虑以及知识界的淡漠，大概都与这个巨大反差有关系。
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一个新常态，但是，中国现代化的脚步不应该停下来；相反，中国需要一个新启蒙运动。如果说五四时期的启蒙让中国知识界摆脱了旧思想的束缚、八十年代的启蒙让中国接受了市场经济的话，新启蒙就是要让中国社会全面地现代化，其标志是民主的政治、充满活力的社会以及理性的公民。前两次启蒙主要发生在知识界，新启蒙则应该落实到现实政治、社会以及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去。知识分子的责任不仅仅是思想启蒙，而且还包括启蒙的落实。
本文转自《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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