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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 刘波/文 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剧曾被视为古典世界不可逾越的巅峰、如何评价都不会过分的瑰宝，但后来，在历史中慢慢变得“现代”的人类，开始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古希腊，不再像凡人仰望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祗，而仿佛是神祗藐视凡人。在后世的哲学家看来，荷马笔下的人物是幼稚的，就像是孩童，缺少独立判断和思维能力，只是受摆布于众神变幻无常的喜怒。在流行文化中，希腊神话在今天大体成为了少儿读物，成年人不认为自己能从中得到多少文化与伦理教益。
也就是说，我们倾向于设想，古希腊人对于自我、责任、自由与羞耻的观念都是原始，或曰朴素的，而今天的人类伦理已经超越了古希腊，拥有了更为精致、高雅、系统化的道德自觉。这里用的“我们”可以指当代西方人，但当然也包括透过当代西方的棱镜来考察希腊伦理的中国人。但英国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在《羞耻与必然性》一书中，对这一设想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与批判。他以这本书来重新绘制古希腊伦理观念的图景，挑战后代对希腊的重构。
已在2003年去世的威廉斯，被视为英国20世纪最重要的道德哲学家。他兼采众长，通过在文化、历史、政治、心理学等领域的造诣来重塑并丰富道德哲学研究。虽然谦虚地自陈非古典学者，但他对希腊文化的洞见非同凡响。他的研究对艰深、技术化的概念分析与更贴近生活的观念哲学同时并重，被誉为“有着人本主义者灵魂的分析哲学家”。威廉斯极具原创性，绝不随波逐流，他同时对现代的两大流派——功利主义与康德主义的伦理学发起挑战。《羞耻与必然性》一书充满新颖观点，在很多方面富有颠覆性，其探讨的文本主要是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悲剧作家的作品。在威廉斯看来，这些作品既是文学，也是哲学的素材。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当今社会与古希腊截然相异，既包括现实，也包括观念——今天的人们不再可能像亚里士多德那样为奴隶制辩护，不能把女性贬低为从一出生就低男性一等的人类，也不能过分渲染战争与征服的荣耀。但威廉斯认为，从那时到现在，人类伦理生活的基本概念并未发生剧烈的变迁，而我们经常没有意识到，更不愿承认，我们与古人是多么相像。只有以承认这一点为前提，我们才能正确地认清，我们与古人的确存在的那些不同，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也基于此，才更能理解历史变迁的脉络，从而对现实获得更深刻的体认。
威廉斯说，理解希腊与理解自我紧密相关，因为古希腊恰好构成现代性的背景。而进步主义是现代性的一个主要特征。进步主义在伦理哲学上的反映就是认为，人类伦理总体上是朝好的方向进化的，今人比古人更具德性。威廉斯的核心命题是质疑这一观念，他认为希腊人所持的基本伦理观念与当代人不同，但是并不比当代伦理低级、原始，相反，很可能是更加“完整”和丰满。
进步主义者有时以很简单的原因就对希腊伦理轻蔑相待，比如说，仅仅因为希腊人没有道德（morality）这个词，就断定其伦理观念是无视道德的。然而，威廉斯用文本分析证明，希腊人同样在用复杂的概念来对人的行为与意图进行解读。在荷马史诗的世界里，人类行为的各种基本概念都已经存在：慎思明辨的能力、分析总结的能力、激励鞭策自我的能力、忍受痛苦或者诱惑的能力，等等。有的时候希腊人并不使用当代人的伦理概念，如公民对国家的义务、罪责等等，但他们只是在“语词”上不使用，即没有专门的词汇来指代这些概念，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这样的意识。
在《奥德赛》的结尾，返家的奥德修斯和儿子忒勒马科斯准备杀死那些向奥德修斯妻子求婚的人，但奥德修斯警觉地发现，那些求婚者披盔戴甲，手舞长枪，而这些武器已经被小心地储藏在一间仓库里。这是怎么回事呢，奥德修斯想知道。这时忒勒马科斯解释道：“父亲，这是我的过错。没有别人应受责备，是我让那原本可以紧闭的房门开了一角。”威廉斯解释说，这段对话说明，虽然荷马作品中从未出现过一个同于抽象名词“意图”（intention）的词，但这并不意味着荷马没有“意图”的观念。忒勒马科斯其实是向父亲说，是他的行为让求婚者拿到了武器，因而是他对此负有责任，也应承受由此带来的负面评价，但显然忒勒马科斯的话还有弦外之音——他并非有意为之，所以他犯得过错不像故意情况下那么大。
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在《伊利亚特》里，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抢走了被俘的布里塞伊斯，将她据为己有，这一举动惹恼了希腊军的第一战士阿喀琉斯。后来，为了讨好阿喀琉斯，阿伽门农这样解释他的行为——“宙斯、命运和踏行迷雾的复仇女神，在那天的集会上将酷烈的迷狂投掷在我的脑海。”阿伽门农这么说是在申辩，表示自己处于一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中，因而所负的责任较小。这番辩解也许是虚伪的，但无论如何，其背后也隐藏了阿伽门农的一种伦理判断——“意图”善恶影响到行为的恶劣程度。
威廉斯说，两个例子都说明，希腊人能够区分原因、意图与后果，当代人所持有的“道德责任”的观念，在希腊人那里早已存在了。在神话中，有时神祗或许起了很大作用，但神祗更多是影响和指示人的行为，最后的决定仍是人做出的。在现代侵权法中，归责时通常都要考虑到行为者的主观过错，而不是只看法律规定的行为，而这和忒勒马科斯或阿伽门农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虽然当时他们并没有“法律责任”这个概念，但这只是因为他们对法律的概念与今人不同，但对责任的概念却是古今同一的。虽然今人有了更多的政治伦理和系统化的哲学，但“我们必须再次从法律和哲学回到悲剧”。
荷马史诗里的人物，在行动时并不区分道德与不道德的动机。将行为的动机道德化，是在柏拉图之后才出现的，他在《理想国》中将灵魂分为理性、激情、欲望三部分。正因为理性高于欲望，约束着欲望，道德才有存在的空间。柏拉图之后的哲学，很大程度上是沿着他确立的范畴演进的。威廉斯写道，像灵魂的基本功能是天生地依据某种道德秩序组成的这种柏拉图式的、康德式的观念，的确是荷马时代的希腊人没有的，但这不一定是坏事。不能说康德在道德律基础上提出的“绝对命令”，就要比希腊人的想法更加“先进”或“进步”，没有这样的区分，反而让我们直面各种内心的想法，更深刻地理解自己的灵魂。。
进一步而言，如果我们能够走出对希腊人居高临下的误解，那这同样的过程，也将帮助我们摆脱对自身的误解。与希腊人相比，我们唯一的优势是目睹到了更长的人类历史，了解到了更多的思想家与哲人，也方便而轻松地接受了在希腊之后发展起来的更加精致的伦理概念体系。但在这之后，我们以现代的、大体上是康德式的自由、自律、道德责任等概念来评判希腊，认定他们缺乏发达的伦理意识。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忽视了对这些“新的”伦理概念进行批判性反思，从而有时会陷入一种现代世界的迷误。
有时我们会认为希腊人，以及很多古代社会所存在的“耻感文化”是初级的、浅陋的，而我们以法律和责任为基石的社会更加先进。的确，希腊人缺少现代性的公域与私域界分和法律上“有罪”的意识，其文化自觉基于耻感，名誉与羞耻心往往决定了他们的行动。但威廉斯说，希腊人的“羞耻”不像我们想的那样肤浅，而是包含了现代人的“羞耻”与“有罪”两种意识。现代人往往认为“有罪”是非道德的，而“羞耻”是道德上中立的，从而更强调前者而忽视后者，这与基督教文化也有一定关系。
但希腊人将二者合并起来看待的做法也许更胜一筹。在《伊利亚特》中，埃阿斯不满奥德修斯赢得了救回阿喀琉斯尸体的奖品，愤愤中想去砍杀奥德修斯，但雅典娜迷惑了他的双眼，让他砍杀了一群羊。清醒过来后，埃阿斯觉得自己会成为全军的笑柄，也会受敌人嘲讽，断然选择了自杀。对此，他解释道，“我要去我这条路必须去的地方”。埃阿斯所认定的这种“必然性”，是基于他的身份，选择自杀不只是因为他“有罪”，而是因为他无法再成为别人希望他成为的那种存在，无法符合那个“内在化的他者”的要求。威廉斯说，这种“耻感”仍是我们自己的伦理心理学的一部分，但我们或许往往满足于康德式的律令而忽视它。而重新重视这种耻感，将让人恢复人的“完整性”。“完整性”是威廉斯伦理学始终强调的核心概念之一。
但威廉斯同时也尖锐地指出，批判进步主义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沉浸于某种把过去的一切都浪漫化的“乡愁”之中，梦想古代世界全面复活。他援引尼采的话说，转身去寻求那失落的世界是荒谬的。如果说进步主义的世界观是可笑的，那么仅是把它反转过来也同样可笑。威廉斯不会把希腊人打扮成维多利亚时代绅士的模样，温文尔雅，完全脱离了他们那充满着神灵崇拜、牺牲献祭和奴隶制的环境。他的价值取向不是尊经复古，而是发现那些古代与现代未被认可的相似性，让二者交融于一体不分彼此。
总体上，威廉斯拒绝科学主义的或者进步论的简化，它们把人类的行为准则最终缩略为固定的一些具有确定性的道德律条，认为只要坚守这些律条就能享受美好的生活。他认为我们始终要面对所处境况的复杂性，各种伦理选择的艰难性，头绪纷乱、观念丛杂、义务冲突才是有意义和富有美感的，而复杂性是不可化约的，这也是我们无时无刻不面临的普遍状况。
他一方面让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另一方面让陌生的东西变得熟悉，他使希腊不再成为现代人眼中的异邦，而仿佛与今人的社会一直平行并存，鼓励我们重新审视和发现古典作品中蕴藏的丰富意涵。回到荷马史诗与希腊悲剧中，回到君主、英雄、士兵甚至神祗本身所日常面临的伦理挑战与艰难抉择之中，我们才能明白自尊、荣耀、理性、耻辱等等观念的意义。我应该用自己的灵魂去感悟，在阅读中让希腊古典作品重新生光，这样，当作品中的人物开口发言，或者他们的内心起伏得到刻画的时候，他们不仅是在表现自身，表现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而同时也是在让这个时代的我们寻找自我、表达自我，因为这些作品描绘的是普世的、永恒的困惑、痛苦，以及思索、解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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