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50 个论坛币
雷达卡
今晚，2014年8月14日星期四晚上，我看了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个电视告诉我，1977年，许多报考的青年，没有经过单位同意，就得以报考大学，因为邓小平把原定的录取沿着“十六字政策”即“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改为“自愿报考，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即十二字。
37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真是难过，因为当年报名时，我们就是接受的是“十六字政策”，当年我要报名参加高考，可是单位就是不同意我报名。据说有个电话通知，技工学校毕业的需要有工作一年的实践经验。我高中毕业几年了，上山下乡当知青，在农村参加生产队的基建队，参与设计水电站，与后来得了农村云南省摔跤亚军的搭伴抬石头，修起了生产队的礼堂。我还被老保管看中，推荐我协同他担任农业技术员，领导种实验田。邓小平任总参谋长那年，我创办了我们大队的附设初中班。批林批孔，组织我校学生获得了公社学生运动会8个项目的3个冠军。我下乡以来坚持不懈地为农民理发、维护家庭用电，还组织文艺宣传队，宣传农业学大寨、宣传让女孩上学。还写了个小册子，《数学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交给了县知青办，可惜一直没有油印出来。1975年我终于获得机会推荐上大学，重庆大学。可是，也终于，被一个县上的“高干”子女置换了，自己上了技工学校，煤炭技工学校地质专业。1977年初分配到了地质队，我在技工学校时，由于缺教师，我被不得不兼任数学老师。有这个条件，我还自学了普通物理学、弹性力学、数学分析、复变函数、实变函数、概率论，数学物理方程，当然我还学了毕林思的《构造地质学》，鲁欣的《岩石学》，库茨涅佐夫的《电法勘探》，李四光的《地质力学》。要死，我还写过篇关于地球动力学的论文，是用力学讨论地球深大断裂的，寄给了北京大学一个教授。1977年我当然想报考大学，我完全有水平考上大学，地质队也不缺我一个技工学校学生。可是临了，单位就是不同意。由于没有正式文件需要单位同意，我不服气，地质队分队长让我找县招办，县招办让我找所属的地质队大队部，我找到地质队大队部政治处，主管的Y处长说不行，因为基层分队不同意。就这样，转一圈，我又回到了原点，我就被卡住了（后来听人告诉我，Y处长很同情我，可是没有正式文件不需要单位批准，他也不敢做主。这大概是中国干部的习惯做法，谁都怕犯错误，谁都不敢创新）。后来这些年，我发现，“转一圈又回到了原点”，这种事情是中国常见现象。不知道当时不需要单位同意的政策是否就没有传达到我们地质队，是否也没有传达县上，按30年的惯例，上大学当然要“单位同意”，我就这样被取消资格。我是祸不单行，我爷爷知道了这件事，一病不起。爷爷自己进过两年学堂，因为我曾祖父去世失学，他的长子，我父亲，当年考全县数学第一，考上中学，因为他穷，没有学费，没有报名。解放了，翻了身，他的次子，进了中学，由于抗美援朝战争，他送去了当兵。他的三子，“暂时困难”时期，高中毕业因为太瘦怀疑有病，没有能够考试。现在是他孙子了，对他打击太大了。
1978年高考后，我考试成绩名列全省的前20名，我想考中国科技大学，那时候我认为是最好的大学，可有消息说，中国科技大学只录取22岁以下的，没有敢报。我地质队的师傅建议我报考北京大学，可是鉴于我那篇论文寄给北京大学教授石沉大海的经验，我退却了。我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我师傅坚决让我改了，他说：“读了师范大学，你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歧视，你还不知道什么叫歧视。”[1]最终，我选择了南开大学，当年组成西南联大的大学，在我们云南人心里就是神。然而我最终被长春光机学院录取了。10月3日，到了长春，7日夜里下了一场大雪，我领略了东北一叶知冬的性格。接着入学检查，我被发现患有肺结核。在地质队时，我从来没有检查过身体。有一次我发现我咳，到县医院检查，医生二话未说，开了些消炎片给我。于是，我获得了一个机会，深深体验了磺胺药过敏的恐怖。最终，我被取消了入学资格。当年到云南招生的Z老师同情我，为了争取获得保留入学资格，她告诉我一件事：1978年高考，我实际上已经被南开大学录取了，可是省委书记S的女儿看中了我的专业，南开大学招生人员也许是无可奈何地把已经录取的我换了，录取了S小姐。她可怜我，录取了我。若干年后，我表妹说起，她后来认识了S小姐；她们的共识是，她们都是革命后代。
公元1978年12月2日，是公元不是阴历，我从东北的长春回到了西南的曲靖，那天是我的生日。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在我临走时告诉我，要上大学才能接受系统教育，叫我坚持再考。途经北京，我找到教育部，反映这种不让技工学校学生报考的制度毁灭人才。在大木仓胡同2号，一个办事员在门外接待了我，他说：你就好好休息吧，不要管那么多事。接着两箩筐群众来信抬进了他的办公室，都是挂号信。我恍然大悟，所谓群众路线反映，如果不是郎有情妾有意的，领导同志根本没有时间读。我知趣地走了。年底，我爷爷去世了，他到底没有看到自己家出个大学生。他出生于1897年，比毛泽东晚4年。1949年，参加了农会。不久主动退出了，因为他不忍心参与策划打人，斗争地主，下不了手。我家祖上是当医生 ，救死扶伤是家教。
经历了37年，看了这个电视剧，我才知道，我被当时官僚主义者欺骗了，1977年，我完全可以有资格报名考大学。这时我想起了一句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佛爷爷的经是好的，就是让歪嘴和尚唸错了。”
现在想一想，这本经对我为什么会唸歪了，首先的问题是我是一个平民，电视里的干部子弟就敢与他们场长抗争，因为他们从特殊的渠道知道佛爷爷的经是什么？我作为一个平民只能等待公开的渠道信息。在一个法治健全的社会，一个现代文明社会，法律条文的公开是一件起码的事，可是我们连这都做不到，经再好，不公开给民众，法律公平就实现不了，不能完全怪和尚的嘴歪。进一步想，我那些领导，并不是与我过不去，但是他们过不了不需要“单位同意”这个思想的坎。对他们来说，“单位同意”是他们权利寻租的基础，邓小平废除“单位同意”是一个毁灭性创新，他们当然要自觉不自觉的抵制，上下一致，要把这本经唸歪。这件事反映法治创新的阻力来自权利寻租，而且歪嘴和尚们会结成强大的统一战线。关于这些，望现在要决心建立法治社会的领导人充分注意；而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办法是：把法律交给人民。法治社会，不是当年的“法家”社会“圣人执要”，法治社会的主体不是官员，或者叫权利拥有者，而是公民。当年“四人帮”把搞“整顿”的邓小平废黜了，爆发了“四五运动”，形成后来粉碎“四人帮”“人心大顺”的基础，就是毛泽东一定程度上把法律告诉了人民，当然他的民粹主义做法不可取。法治社会是这个社会的力量被动员了起来，不然像那个领导同志，明天要读两箩筐信，累死也不行。
再进一步想一想，省委书记女儿为什么要替换了我。如果她应该被照顾，国家就应该明文规定，这样南开大学可以多给一个招生名额。在一个法治社会里，如果国家做不到彻底平等，还不如利用法权给某些人一定特权。没有法律明确，靠权力平衡，受害的只能是老百姓。
对了，忘记件事，1978年，我从教育部接待室出来，路过西单，那时候西单墙还在。《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田源贴大字报呼吁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就是西单墙，西方媒体也叫西单民主墙。后来被推倒了。那天，有人正在贴大字报。我那时候年轻，记忆力好。我记得大字报是首诗：“北京市民缺住房，中南海内盖楼房。主席、总理健在时，哪有这样瞎铺张？”37年过去了，北京市民的住房有了很大改进。怎么解决的，这倒不是靠主席、总理艰苦朴素实现的，而是靠市场经济发展解决的，靠市场经济，我们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的课题组用不同方法模拟，最早2026年，最晚2036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其中资本的有效流动是关键。法治社会与市场经济是相辅相成，资本有效流动离不开法治社会。
扯远了。1977年，我后来的妻子，当时的铁路扳道工的女儿知青小刘考上了大学。所以她爱说，她是我师姐。我说，你比我小，充其量是小师姐。
[1] 1979年我报考了华东师范大学，为什么，因为那年规定技工学校毕业的只能报原来学习的专业，除非报考师范大学。结果我读了又是师范又是本专业的华东师范大学地貌专业。而且入学又经历了艰难的历程。
来源：王铮的博客
原文链接：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11-819635.html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