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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一、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分析
目前对我国经济的看法很多，大致说来，就前景看无非悲观与乐观两类，就原因看也就客观主因论与主观主因论。当然，综合因素论总是不能说错，然而也总是提不出鲜明的对策。下面就印象说说。
第一，唱衰中国经济的原因：外部市场空间小了、国内“铁公基”饱和了、创新动力差、基尼系数变大导致内需不足、房地产过剩、能源日益稀缺、人口老龄化等等；
第二，看好中国经济的原因：城镇化机遇、社保完善后的消费动力增强、基础设施完善与人口素质提高吸引高品质外资、新能源开发、资本市场的改革导致创新经济发展、绿色压力下的环保产业的大力发展、落后地区的开发、国防现代化等等。
第三，悲观客观因素论：工业基础薄（传统产业居多且产能过剩较严重）、发达国家的先发优势与产权保护及其各种贸易壁垒、人平资源少、劳动力质量不高、外部环境不利（如美日打压）、人口负担重，等等。
第四，悲观主观因素论：权贵资本无创新、国企垄断无压力、政治敏感资本外逃、民穷内需弱、诚信缺失导致的高利贷助推经济泡沫化、集中导致的地方动力弱化，等等。
第五，乐观客观论：后发优势（如高铁），发展惯性（如消费习惯），新的四个现代化（城镇化三产化绿色化文明化的简称），分享世界科技进步（如电子信息技术、基因技术、太空技术等），由承接简单劳动密集产业转向承接发达国家的资本密集（含部分知识智力密集）产业的产业升级，等等。
第六，乐观主观论：大一统大国的和平大市场、国民发财欲望的空前膨胀（伴随人权意识觉醒）、私人财产的法制保障（创新与投资动力的来源）、腐败政治得到惩治（劳资利益协调的保障）、对正义致富的理性诉求日益成为国民共识（劳动积极性的保障）、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教育改革的人本化指向（人口质量提高的保障）、核威慑下的世界相对和平、世界大同理想的人类共识，等等。
从上面的印象来看，悲观因素较现实，乐观因素较主观。因此，未来发展是挑战大于机遇，除非主观努力非常到位，否则，悲观论会占上风。当然，在悲观中有人会乐观，因为这些人会在经济退潮后捡到死鱼。在乐观中也会有人会悲观，因为涨潮的时候有人会呛水。
二、论中国经济发展要处理的十大关系
老毛当年提了个十大关系很著名，那个宏观思路仍管用。只是如今非计划时代，其内涵与处理手法应该与时俱进了。谈中国经济的出路必定要涉及到中外关系、中央地方关系、国富民富关系、劳资关系、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动力与能力的关系、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代际关系）、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民族关系等等。正确处理好这十大关系，中国经济的出路就越来越广。否则，悲观论会占上风。
第一，中外关系。肯定要取长补短的学习人家。肯定不能再闭关自守。肯定要中央一个口径对外。国际关系肯定要高举正义旗帜（要援智重于援财、立德重于立威，要敢于讲公直话）。肯定要保护公民在国外的一切人身财产权益，同样要保护外国人在中国的人身财产权益。肯定可以让在华外国人参政议政（如参加政协）乃至报考公务员（唐朝有很多外国人当官，关键是要吸引一切人才为中国发展做贡献），一定要让外国人在中国能安居乐业---这样有钱人不会移民了、移民了也会回来投资创业。要树立地球村意识。不要零和博弈（要韬光隐晦、不要打破一超多极地缘政治格局），要合作共赢（必须主张合理权益，实行做大全球蛋糕战略）。要提倡基于人类利益的民族主义，也反对牺牲民族利益的世界主义。
第二， 中央地方关系。郡县制、大一统必须发扬光大，不能搞地方自治和地方保护主义（那种与销售额做税基的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归中央，否则，大家只关心本地的流通量而不是本地的效益，因而导致地方保护；此外，资源税要归中央，且主要用于发展新能源）。地方政府的财源应该主要依赖地方经济的发展（如个税、企业所得税、财产税等效益税要归地方，这也有利于各地争相保护人才、优秀企业、促进本地资产的增加，从而促进创新和投资；这也有利于打破权贵资本的条条化垄断），而不是跑“部”“钱”进---否则，老百姓没有监督地方政府如何用钱的积极性（收税重怨中央，地方要钱办事受拥戴，中央吃力不讨好），地方官员也对本地经济发展缺乏动力（如果地方公务员的平均工资和社保必须与居民平均收入等税基挂钩，则会大力发展本地经济）。此外，为了强化大一统，中央应该加强对县市的直接管理，弱化省（区）的政治功能（现在的强化省管县、弱化地级市的做法不妥）。
第三，国富与民富的关系。国富为民即民富，民富爱国即国富。二者的对立来自于公权力的私用。所以，实现了公权力的公用，就不存在国富民富的两难选择问题了。此外，国富与民富的关系合理与否还取决于政府计划与交换自由之关系合理与否。政府计划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短期超越、有利于大科技的突破，但有政府缺陷。交换自由有利于创新的扩散与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以及生活内涵的丰富，也有市场缺陷。扬长避短地实现二者的强强合作是我们通过借鉴所有人类文明的智慧成果制定简约而意义深远的发展战略的立足点。
第四，劳资关系。处理二者关系的关键是劳方和资方都能在公权力的运用上有平等的话语权，任何一方单独把持公权力都不会导致和谐而富有共创力的劳资关系。劳方人数多、资方钱多，所以，公权力的运用既要有资金门槛、也要有少数服从多数的门槛，潜在的公共决策者必须顺利跨过这两道门槛才可以成为真正的公共决策者。为此，必须具有超越阶级利益矛盾同时又能实现阶级合作具有理想主义取向的公平正义的德惠双修人士才能胜任公共决策者。
第五，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二者的关系本来是可以共同促进的，如德国的例子。但是，我国目前因为实体经济是“什么生意都不好做”---原因是既定的转型升级与新型工业化产业发展战略被短期救市取代，所以流动性转向投机即钱炒钱的虚拟经济（炒钱包括炒房地产---为主、炒地下资源，目前正转向炒农村山土田水等所谓承包经营权）。流动性虚拟化（不是资本化）的症结在于流动成本的提高以及暴利利基的存在，前者因为金融垄断与国企的预算软约束，后者因为国有资源寻租空间与国有经济垄断利润的存在，这都是体制内的结果。正确处理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关系的组合拳包括：金融市场化、国企预算硬化、公共资源（包括农村集体所有资源）定价公平公开公正竞争化、促进高等教育创造创新创业化。
第六，动力与能力的关系。我们有些事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有些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厘清二者的界限很重要。我国经济发展的美好前景主要决定于社会动力机制的完善。马克思.韦伯认为，社会的动力系统主要是利益与理想的非线性影响。卡尔.马克思认为，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国强大的动力也是这样。我们的愿力有多大，其前景就有多大。秦始皇的祖先的愿力是统一中国所以实现了，但秦始皇的愿力是嬴姓万世家天下所以二世灭亡。以此，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取决于执政者的愿景---越是短期越是狭隘则越是暗淡，反之，越是长远越是广大则越是光明！所以，中国经济前景的美好决定于上位者基于远大愿景的上层建筑的精美设计---其设计是对利益驱动力的合理引导和最大激发。不怕当前能力弱，只怕社会动力小。
第七，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国内矛盾基本可以消除在统治者的长期利益追求之中。反之，如果权利的掌控者只顾眼前利益，则往往会激发各类矛盾，甚至导致负数博弈。但是，体制和人性的弊端似乎更在乎近期偏好。因此，解决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的关键在于能平衡各方利益的民主协商机制以及各方理性力量的同时发展。俗话说，大家好才是真正好。所以，代际公平需要同代公平为前提。当然，公平不是结果的均等，也不是完全的起点和机会均等（天赋是没法子机会均等的），而主要是过程的均等（按个人贡献分配与按组织效率分配的有机结合）；此外，人道主义必须理性化与制度化，建议不允许乞讨的职业化。
第八，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文化复古必须回归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而绝不是明清的做派也不是汉朝独尊儒术，没有“大家”的国度是没有前途的国度。有了文化的中西合璧，必定有政治与经济的比翼双飞。市场问题、经济问题的根子往往在政治问题。抓政治就是抓公权公治、私权私营。抓经济就是发挥后发优势，就是既不重蹈发达国家旧辄又能保留发达国家创新活力。此外，中国的政治上的“公”必须兼顾世界范围的“公益”，经济上的“私”必须考虑他国公民之“私利”。
第九，民族关系。国内民族矛盾是国内外信仰冲突、利益冲突的相互纠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是治本之策。治本之策是：通过公平与正义的推广，在国内消除城乡二元、东西二元、身份利益化、界限资本化，在国际上用知识帮助别人实现共同富裕。
第十，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中国目前的第一重要任务是农业的现代化（包括生态化），第二重要任务是国防工业的现代化，第三重要任务是服务业的公平化---主要是教育与医疗的公平化。农业的现代化依赖服务业的公平化，服务业的公平化必定促进农业的现代化。国防工业的现代化既涉及高新技术的产业化，也涉及传统工业的现代化，其前提是将科研工作的举国体制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市场机制实现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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