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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之后中国政府迅速组织救援，全中国、全世界许多人伸出了救助的手。震后救灾让我们看到了人心，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进步，在自由主义方向上的进步。
当然，有些网友的看法不同。比如网友“Cytherea”认为救灾中出现的军民团结一心不分昼夜、不分你我地拯救生命的事实不能够用自由主义来解释。它是我们集体力量的体现，而我们的政府在这次灾难面前得到了100分。（参见www.hujingbei.net/lyb, 相应页码）。
我不同意Cytherea的看法。
第一，在地震发生后军民不分昼夜、不分你我地拯救生命，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现象。比如近10多年来发生的台湾9.21地震、日本的阪神地震，也都是军民团结一致拯救生命，可那些地区或国家是服膺自由主义的。
第二，和1976年唐山地震的救灾比，我们的政府是大大进步了。最简单的三点：如果唐山地震后立即让外国救援队和医生进来，唐山地震少死亡5万人是可能的；如果唐山地震后立即告知全国全世界真相，全国人、全世界人都会伸出援助的手，多得多的伤员将会得到医治（而当时全国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中央财政极其拮据，救灾急需的医药、帐篷和资金极为紧缺）；如果唐山地震时中国政府不是由年老体弱的人按终身制领导着，救灾的决策会迅即得多。汶川救灾时政府在上述三点上的进步，正是三十年来自由主义在中国复兴、传播和取得人心的结果。比较一下今年缅甸政府在热带风暴后和中国政府在地震后的救灾表现，我们就不难体会中国政府的进步、中华民族的进步，也不难体会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进展。
第三，汶川地震灾难景象和救灾状况的传播、网友对救灾措施的评论、公众通过非官方媒体发表的对政府的期望、意见、批评甚至牢骚，都对政府的救灾行为形成了强大的监督压力。这和新闻自由对政府的监督压力有异曲同工之效。而我们的政府也开始即时公布死亡人数和救灾措施、救灾进展。这一切离开自由主义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今天我们依然不知道唐山地震的灾难和救灾状况，因为当时的中华民族只准许每个人说好话。可是，今天我们随时知道汶川地震的状况和救灾进展。如果我们设想一下，我们民族在2008年有一个或多个为中华民族福祉的和平的反对党专门监督执政党与政府的救灾行动，政府为汶川救灾肯定会做的更好。
第四，自由主义从来就承认集体、承认政府。从来没有一个自由主义者低估过集体的力量和政府的作用。自由主义不是仅仅承认个人作用的个人崇拜主义或强盗逻辑（事实上，专制者都鼓吹个人崇拜，崇尚有力就有理的强盗逻辑）。自由主义只是强调从平等、独立的个人出发来观察集体与政府。从300年卢梭的“契约论”，到30年前罗尔斯的“正义论”，自由主义者都明确指出集体行动和政府在人类社会中的绝对必要性。这种绝对必要性的来源之一，就是人类面临的自然灾害。自由主义认为，个体为了在遭遇谁都难以避免的自然灾害时获得其他个体的帮助，愿意放弃自己的部分权利与自由而和其他同样做出权利放弃的个体组成共同体以至于政府。因此，一旦灾害发生，没有受灾的个人将按照共同体或政府的统一部署全力投入救灾。专制政府在其臣民遭遇自然灾害时也可能全力投入救灾。但专制主义只是可能全力救灾，自由主义则必然能够做到全力救灾，因为每一个个人把部分权利让渡给共同体或政府，正是为了在自然灾害时能够有效地救援受灾的那部分个人。如果共同体管理机构或者政府不能做到这一点，个人就有权利收回让渡给政府的那部分权利和自由并组成新的有效政府。相反，专制主义者不是把自己的权力说成天意，就是把自己封为集体的“最杰出代表”，而根本否认他的权力来自于每个个人的自愿让渡，否定他在救灾低效时让出权力的必要性，因此为了隐瞒低效也否定救灾信息的自由传播和救灾状况自由评论。
我们中华民族、中国政府在汶川地震救灾上的进步是非常可贵的，因为这一进步不但让我们的民族减少了伤亡和苦难，而且也让我们民族和我们政府在自由主义方向上迈出了一大步。中华民族在未来仍然会遇到严重自然灾害，但是，只要我们坚持自由主义的方向，我们就能够避免三年大饥荒与文化大革命那种严重的社会灾难，我们也能够减轻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的苦难，我们中国民族也才能够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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