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马经”在这里这也是“缺陷”、那也是“硬商”，但也有《资本论》的又一次胜利

慕海平：《21世纪资本论》风靡西方的启示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http://myy.cass.cn/news/748013.htm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自3月份上市以来，便轰动全球，引发东西方各国的热议和争论，短短一个月卖出八万本，连续数周居亚马逊排行榜第一名。书中，作者提出，近几十年来，世界贫富差距正在严重恶化，且这种局面将会继续蔓延下去。经济制高点不只由财富决定，还由承袭的财富决定，因而出身的重要性要高过后天的努力和才能。“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未来将进入前所未有的‘拼爹时代’。”其主要观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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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是贫富分化，必须把分配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300多年的贫富差距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战前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并达到历史高点，一战到二战后的30多年时间里基于特殊原因而有所下降，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出现贫富差距扩大趋势，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又达到高点。皮凯蒂指出，当21世纪的今天依然重复着19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的剧情时，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收入不平等，这就必须重视收入分配问题，寻找可能的解决问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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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富分化作为一种长期趋势，在世界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皮凯蒂用资本/收入比作为分析指标进行动态观察，指出从18世纪以来主要国家资本收益率总体高于国民收入增长率。1910年德法英私人总财富大约是国民收入的6-7倍，1950年约为2-3倍，2010年再次提高到4-6倍。在20世纪初，美国收入前10%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45%-50%，二战后到70年代不足35%，本世纪初再次上升到45%-50%。作者试图将这一分析扩大到全球范围，强调各国发展有先后，实行的制度和政策有差异，但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是普遍的。这可以描画出一条“U型曲线”，即不平等在一个时期减少后紧接着在另一个时期增加。在财富积累和分配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将社会推向两极分化或至少是不平等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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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贫富分化的根本力量是投资回报率持续高于经济增长率，而相对缓慢的经济增长更容易扩大贫富差距。观察300年左右的数据，投资回报平均维持在每年4%5%，而GDP平均每年增长1%2%。5%的投资回报意味着每14年财富就能翻番，而2%的经济增长意味着财富翻番要35年。在100年时间里，有资本的人财富翻了7番，是开始的128倍，而整体经济规模只会扩大8倍。资本收益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很小的差距，在长期看来对社会不平等具有强大影响。根据不同时期的对比发现，经济增长较快时，如19世纪后30年和20世纪战后30年，工资上涨极大地改变了原有分配格局，这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有关，也与战争对资本的破坏、以及工会和福利运动有关；而经济增长缓慢时，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更加明显，这是因为在较长时期储蓄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继承财产的人只需要储蓄他们资本收入的一小部分，就可以获得比整体经济增长更快的资本增长。作者预测，本次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增长率放慢，从而有可能加剧贫富差距扩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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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对贫富分化趋势，必须加强财产性收入调节。在不平等问题上长期存在两个“忽视”：一是片面重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忽视资本占有的不平等；二是片面重视工资性收入差异而忽视利润、利息、红利等资本性收入差异。这两个“忽视”的结果就是资本家躲在幕后，远离不平等问题的矛盾焦点，反而将技术人员、办公室职员、普通管理人员等推到前台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实际上，收入越高，收入中资本性收入的比例就越大，最富有0.1%阶层的财富中资本性收入占有绝对优势。在分析收入差距时，基尼系数给出的分析是粗糙的，世界上的财富越来越集中到0.1%的最富有人口手中，就像20世纪初期那样。即使今天，在号称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英国、法国、德国，国民收入中仍然有大约一成(8%-12%)来自遗产继承，与百年前的旧欧洲大致相当。要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必须注重调节财产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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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的出路是加强资本管制，加大对财富征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过去30年不平等程度的严重恶化密切相关，危机不仅没有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沉痛打击富人的资本，反而在短短几年之后，最富有的人所占收入的比重就得以恢复并继续上升，贫富分化终于成为欧美世界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因此，当今野蛮生长的金融资本主义确实需要新的工具加以控制。皮凯蒂建议各国联合起来实行累进式财产税，征收相当于财富总额15%的资本税，把最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提高到80%左右。资本税的最高目的不是为社会国家融资，而是提高金融透明度和加强监管，终止无限增加的财富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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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应重视收入差距问题，避免20世纪其他国家曾经历的种种波折。过去数十年，中国一直在摸索自己的模式，但贫富不均问题同样存在，而且在未来数十年会日趋突显。据估算，20世纪90年代及2000年初中国财富不平等程度与瑞典相当，到2010年则上升到了接近美国的水平。中国非常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以及过高的房价，似乎正在出现资本/收入比升高趋势，这种趋势可能因经济增长放慢而加剧。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公共资本比重大，约占国民资本的一半左右(据估算约占1/3至1/2)。如果公共资本能够保证更均等地分配财富和经济权力，促进平等和保护公共福利，将可以最终找到了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的良好妥协与平衡，实现真正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但是，公共资本在教育、健康医疗、基础设施等行业有着明显的优势，而在产业和金融领域的情况不那么清晰。传统的国有资产有时候既没有带来效率也没有带来公平，更没有带来经济权力分享，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被不法挪用和占有。腐败算得上是最不合情理的一种财富不平等，所以把反腐作为当前要务是完全必要的。鉴于中国社会中的资产越来越庞大，对遗产继承和捐献实行累进税，并对资产征收年度累进税和公布相应数据，应是合理的选择。出于同样的考虑，也可以对房地产及金融净资产征收年度税。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相关评论：

　　《21世纪资本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告诉世人：我们不仅已经踏上了收入水平回归19世纪的道路，而且还正在向“世袭资本主义”回归。在“世袭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制高点不是掌握在有才华的个人手中，而是被家族王朝所主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

　　皮凯蒂的书表明，美国梦正日益成为一种神话。他指出，过去几十年里，美国确实比欧洲更为平等。而如今美国的财富分配则比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地方都更不平等。此外，在美国累积财富产生的回报太高了，越来越多富翁手中的财富是通过继承得来，而不是亲手创造出来的。（英国《金融时报》）

　　《21世纪资本论》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契合了美国乃至全球对财富不平等现象的忧虑。作者认为，财富不平等现象一直存在，并在历史上造成了不少危机。他试图通过数据构建历史进程并解释在比较长的历史阶段收入和财产分配的演变过程。这项社会科学的研究，过去从经济角度没有人去做，在目前财富不平等加剧的背景下，这本书才引起了关注。（《参考消息》）
　发布时间：2014-12-2 20:56:08

蔡万焕：《21世纪资本论》风靡西方的启示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http://myy.cass.cn/news/748012.htm

　　2007年爆发至今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众多学者对危机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近期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新书《21世纪资本论》可谓向深陷危机泥潭的西方国家投放了一颗重磅炸弹，引发经济学界和思想理论界的强烈震动。皮凯蒂是巴黎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长期从事不平等问题研究，该书英文版于2014年2月出版后短期内销量就超过30万册，成为亚马逊网站的最佳畅销书。哈佛大学出版社成立101年以来，从来没有一本书在面世第一年即卖到10万册，《21世纪资本论》创造了出版史上的空前纪录。《经济学文献》称赞此书是“过去几十年经济学领域最好的一本著作”，《纽约时报》评论的标题是“（皮凯蒂的书与）斯密和马克思一比高下”，《经济学人》杂志称其“胜过马克思”，《商业周刊》则惊呼“经济学的风暴要来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一个月内写了四篇评论文章，并称该书引发了“皮凯蒂狂热”。

　　《21世纪资本论》的主要观点

　　那么，《21世纪资本论》一书到底提出了什么观点，会受到如此热捧？

　　第一，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增加而非减少贫富差距。本书运用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法国和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1700-2012）在收入、资本、人口、增长率等方面的历史数据，加上德国、美国、加拿大、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数据，分析收入结构中劳动和资本的分成比例，发现了“不平等的结构”，认为不平等在资本主义历史上长期存在、根深蒂固，并不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得到解决。

　　第二，所谓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理论，即认为收入差距会随着经济增长的过程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从历史上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前30年的确出现了收入差距的下降，仿佛是经济增长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自动产生的结果。皮凯蒂的研究推翻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战后前30年的经验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是个特例，是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和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和大萧条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大规模再分配政策的结果。随着撒切尔和里根等保守势力的上台，发达资本主义再次回到不平等程度持续恶化的长期趋势中。所以，这本书有力地批判了经济增长会自动解决分配问题的主张。

　　第三，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决定收入差距的根本因素。皮凯蒂指出，在不平等问题上长期存在两个“忽视”：一是片面重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忽视资本占有的不平等；二是片面重视工资差异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而忽视利润、利息、红利等资本性收益带来的影响。这两个“忽视”的结果就是资本家躲在幕后，远离不平等问题的矛盾焦点，反而将技术人员、办公室职员、普通管理人员等推到前台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皮凯蒂用数据进一步指出，收入越高，收入中资本性收益的比例就越大，最富有0.1%的人的收益中资本性收入占有绝对优势；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会越来越高，由于资本性收入的分配更为集中、资本分配比工资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更高，因此，资本收入占比的长期上升也就意味着整体收入分配将越来越不平等。此外，西方社会还正在向“世袭资本主义”回归，在“世袭资本主义”时代，经济的制高点不是掌握在有才华的个人手中，而是被家族王朝所主宰。

　　第四，在全球范围内对财富征税是解决贫富分化的主要手段。皮凯蒂指出，无论是教育、医疗还是社会保障，福利国家制度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问题。那么，究竟如何解决不平等问题呢？皮凯蒂认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过去30年不平等程度的严重恶化密切相关：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大多数人需要举债生活，债务膨胀与监管的缺乏使金融市场越来越不稳定。然而，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并没有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沉痛打击富人的资本。危机爆发短短几年之后，10%最富有的人所占收入的比重就得以恢复并继续上升。因此，皮凯蒂建议各国联合起来实行累进式财产税，征收相当于财富总额15%的资本税，把最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提高到80%左右。

　　《21世纪资本论》的启示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用大量翔实的数据证明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日益加深，为众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和其他持类似观点的学者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及保罗•克鲁格曼等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皮凯蒂在书中所提出的不平等的产生原因及其解决方法、对西方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的深刻反思，也为中国经济发展道路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走向何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1.贫富差距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经济形势持续恶化并仍未走出泥潭，而贫富差距正是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正如“占领华尔街”运动示威者打出的标语“我们是99%”所示，当代西方国家已被“1%的人所有、所治、所享”，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造成社会矛盾尖锐化且冲突不断，危机后西方国家的应对措施并未试图缩小贫富差距，注资救市、减税及削减福利开支等举措甚至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这也成为西方国家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

　　2. 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固有矛盾，即使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

　　贫富差距是随着经济发展自然而然出现、并随着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而逐渐缩小并最终消失，还是某一特定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从而是无法根治的痼疾？库兹涅茨认为，贫富差距会随着经济增长的过程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这一趋势被总结为“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并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圭臬。但皮凯蒂通过大量数据推翻了“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理论，并证明：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法摆脱的固有矛盾，即使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以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工人只能依靠出卖自身劳动力获得工资而生存。在追逐最大程度利润这一本性的驱动下，资本家一方面不断压低工人工资，工人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另一方面，不断扩大的生产规模使得财富大量向资本家集中，从而造成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即使实施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贫富差距问题仍是无法得到根本解决的。

　　3. 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劳资矛盾。

　　贫富差距的根源在哪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生产关系”的核心就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因此，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关系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表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全部归资本家占有，这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直接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中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关系即劳资矛盾上。资本家压低工人工资而迫使工人不断组织起来罢工；福利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工人最低生活水平，但这是以资本家获取一定的利润率为前提的，一旦利润率下降或发生危机，ZF便如同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一样大幅削减福利支出，从而导致劳资矛盾进一步激化。

　　此次危机爆发前，在新自由主义的一系列旨在维护资本家阶级特别是金融资本家阶级利益的政策作用下，金融资本家阶级膨胀、“中产阶级”受挤压以及工人阶级生活状况不断恶化，财富进一步向资本家阶级集中，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工人阶级地位远低于二战后的“黄金时期”。危机后，西方国家并没有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错误，也没有采取措施调整这种政策所导致的不合理的阶级结构，相反，西方国家ZF的政策措施实质是企图用新一轮的新自由主义弥补上一轮新自由主义，反而继续加剧了劳资矛盾。

　　4.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皮凯蒂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认为对贫富差距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是否占有资本。皮凯蒂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结论却与马克思不谋而合，皮凯蒂的书名也有意引用了马克思的著作。实际上，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由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分析和批判的深刻性，人们开始重新认识马克思，《资本论》曾一度脱销，西方一些学者对西方经济学进行了深刻反思，重新肯定了马克思的理论。他们认为：“马克思还活着，因为他的理论今天依旧适用，其思想对我们的鼓舞并未停顿。马克思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为我们照亮了当代社会，指明了未来的道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重新得到学者的肯定，马克思的垄断和竞争理论是解释金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依据，马克思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理论有助于抓住危机的根源，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仍处于绝对核心地位，等等”。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于当代现实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5. 解决收入差距必须把握劳动与资本这一关键环节，注重财产调节。

　　既然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在于是否占有资本，而不平等问题日益严峻，皮凯蒂开出的药方就是向资本性收入征收高额累进税。这个药方有效吗？我们只要看一看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西方主要国家的应对措施便能找到答案。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福利政策，实际上就是“私有制加公共财政再分配”，即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坚持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面对由此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ZF则采取税收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调节过高收入，甚至通过横面上覆盖社会各阶层、纵向上对居民实现“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来缩小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贫富差距，一度形成看似较为和谐的劳资关系和“两头小、中间大”的较为稳定的社会结构。但这种福利制度本身不可持续。首先，这是以资本家获取一定利润为前提的。近年来，西方国家频频爆发主权债务危机，这些国家的主流舆论认为，是国内过高的福利水平导致经济发展缺乏动力，并使ZF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因此一旦危机爆发，资本家阶级必定抛弃这一制度。近年来，美国为了减少ZF赤字、削减ZF债务规模，就大幅减少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支出，使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受到严重冲击，不平等问题进一步加剧。其次，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绝不能起到消除劳资间对抗性矛盾的作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对普通劳动者设立社会保障基金，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发展一般趋势的要求。但是，这种基金本质上并不代表人民的共同、长远利益。因为它们不过是资本家阶级在对国内劳动者和对发展中国家实施剥削的基础上，为缓和对抗性社会矛盾而不得不采取的改良主义政策措施。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就必须着眼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劳资关系，注重财产性收入方面的调节。

　　6. 中国在解决不平等问题上具有制度优势。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具有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制度优势。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下，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出现失衡，收入差距拉大并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这已经在警示人们，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就必然会妨碍科学发展、共同富裕。当前，要充分发挥中国道路的制度优势，必须进一步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精神，采取多种措施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同时，要加大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改革的力度，把深化改革，处理好ZF与市场的关系，实施扩大内需、调整结构、科技创新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等战略措施，与巩固公有制经济基础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做到标本兼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进一步促进共同富裕。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红旗文稿》2014年第16期 发布时间：2014-12-2 20:48:15

                                                                 重新确立收入分配在经济学中的中心地位

2014年12月12日 16:43:44

来源：《红旗文稿》2014/23     作者：朱富强

    过去几个月，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和热议，其主要价值就在于，指出了过去三四十年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极力宣扬的经济政策存在的重大缺陷：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并不能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从而引发了对现代主流经济学体系缺陷的反思：由于缺乏合理的收入分配理论而无法解决现实社会经济问题。
　　一、纯粹市场机制无法解决分配正义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分析了自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的财富分配数据，它表明，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了财富不平等的加剧，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显然，这一结论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市场信条构成了巨大挑战。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市场信条表现为：（1）市场主体是同质的原子个体，它们根据有利于自身的功利原则采取行动而不受外来干预，因而市场交换是平等自由的；（2）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市场主体在供求平衡处交换以获得各自的最大化剩余，因而市场交换结果是公正的；（3）市场主体因劳动能力的差异而产生收入差距，但收入差距拉大到一定限度在滴流效应的影响下就会出现缩小的趋势，因而就不需要ZF的干预。也就是说，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看来，自由市场赋予了每个市场主体参与竞争的公平机会并可以获取与其贡献相称的报酬。正因如此，“主流”经济学家往往极力推崇自由市场机制，为现实收入差距辩护，反对缩小这种收入差距的ZF干预。
　　然而，大量的历史资料却表明，现实市场呈现出的往往不是最终走上共同富裕的滴流效应，而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皮凯蒂的数据就表明，2012年1%的美国家庭聚敛了22.5%的国民收入，这是自1928年以来最高的比例；同“镀金时代”末期的1913年相比，目前最富有的10%的美国人拥有的财富超过国民财富的70%，而这其中又有一半被顶层的1%所拥有。之所以如此，如皮凯蒂指出，自由市场经济使得高层管理者的收入是“由他们自己来决定的”。而其中的原因又在于，在过去半个世纪间，崇尚市场自由竞争的新自由主义学说更全面地支配了经济学说和西方社会的经济政策。
　　那么，纯粹市场机制为什么会衍生出如此强盛的马太效应呢？皮凯蒂主要从资本或财富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变化角度加以说明：只要资本回报率大于经济成长率或总收入增加率，资本份额必然增加，收入分配也就会越来越不平均。皮凯蒂的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可以观察到的300来年左右的数据中，投资回报率平均维持在每年4%—5%，而GDP平均年增长率则为1%—2%。结果，在100年的时间里，资本所有者的财富增长了128倍，而整体经济规模却只增长8倍。
　　这些分析启示我们重新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所认定的“不平等会自动缩小”的倒U型收入分配规律。实际上，库兹涅茨基于早期数据认为收入差距变化曲线中前后不同变化趋势受不同因素影响：（1）收入差距变化曲线中前一段的扩大主要源于自发市场的马太效应，这种马太效应最终会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两极化；（2）收入差距变化曲线中后一段的缩小主要源于社会干预的转移效应，这种社会干预主要促使弱势者的力量联合和直接的立法来保障弱势者的基本诉求。在很大程度上，马太效应随着自由市场政策的推行而越发明显，美国社会情形就典型地呈现了这一变化：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各国都比较关注民生问题，此时穷人与富人一样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收益，低收入、中等收入以及中高收入的美国家庭的实际收入都增加了一倍；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物竞天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开始盛行，结果此时几乎所有提高的家庭收入都跑到最富裕的1/5人口手上去了，而大多数美国人的情况却变糟了，最富裕1%的美国人所拥有的全部私人财富从1982年的34%迅速提高到1992年的42%。（迈克尔·桑德尔：《民主的不满》，曾纪茂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84页）正因如此，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长篇书评称“我们正身处一个新的‘镀金时代’”。
　　二、纯粹市场机制难以促进社会流动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还指出，在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的制高点主要不是由财富而是由继承的财富决定，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因而出身要比后天的努力和才能更重要。为此，克鲁格曼说：“它告诉大家，我们不仅已经踏上了收入水平回归十九世纪的道路，而且还正在向‘世袭资本主义’回归。在‘世袭资本主义’时代，经济的制高点不是掌握在有才华的个人手中，而是被家族王朝所主宰”。显然，这一结论也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资本主义信条构成了巨大挑战。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资本主义信条是：（1）市场机制体现了人权的平等和自由，人人从市场竞争中获利又体现了市场的博爱精神，市场经济也就体现了资本主义革命的伟大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因而自由市场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2）代际利他主义促使了资本的代际积累，这不仅为金融资本的投资提供了资源，而且也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力而使得工人获得更高，因而滴流效应会引起收入从资本所有者手中转移到工人群体的再分配；（3）自由市场使得每个人能够充分发挥其才能，凭借自身的努力而获得自我实现，因而会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和迁移。也就是说，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看来，不仅资本主义市场就是自由市场，而且市场经济也就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正因如此，“主流”经济学家往往极力推崇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把美国视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而且将依靠自身才能和努力以实现自我价值视为“美国梦”的实质。
　　然而，大量的历史资料却表明，至今为止人类社会的收入和财富结构基本是稳定的，最富者的生活水平是仅靠劳动生活的人无法企及的。皮凯蒂的分析表明，由于总收入层级由非常高的资本收入主导，尤其是继承资本导致了一个“超级世袭社会”。事实上，在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中，社会权力和金钱权力往往是相互支持和相互渗透的，从而导致财富不断向社会强权者和金钱强权者流动和集中，从而强化了等级森严的社会阶层的存在。例如，2013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研究人员研究了自公元1170年诺曼人征服英国以来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的学生名册，结果就显示，尽管八百多年来，英国经历了宗教战争、革命、工业革命、实施民主和福利国家等重大变革，但当年跟着威廉二世来到英国的诺曼人大姓“达希”、“蒙哥马利”、“裴希”、“曼德威”经过了二十七代后依旧是牛津、剑桥或是法界、医界以及政界的常客。也就是说，英国的社会阶层构成800多年来几乎未改变，2012年的英国与前工业时代相比只是人口的流动性加大，而上层和中下层社会之间并未改变。
　　即使在崇尚自由竞争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社会迁移率也非常低。例如，20世纪80、90年代的数据就显示，约36%的父母处于财富分配最后5名的儿童成年后仍处于财富分配的最后5名，36%的父母处于财富分配前5名的儿童成年后仍处于财富分配的前5名。（理查德·威尔金森和凯特·皮克特：《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差距如何导致社会问题》，安鹏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52—153页）在很大程度上，社会迁移性往往与收入差距密切相关：收入差距越大，社会迁移率越低；同时，自由放任政策往往又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拉大，因而自由市场的推行往往伴随着社会迁移率的下降。美国的二战后发展史就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经济干预政策使得美国社会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此时社会迁移性也处于上升状态；但是，从80年代开始，自由放任政策使得美国社会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其社会迁移性也急速下降。相关的研究结论也出现在英国等发达国家，正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自由放任政策的普遍实行，导致西方社会的社会迁移性不断下降，儿女未来的收益和地位越来越依赖于父辈和家庭。为此，杜格和谢尔曼曾写道：“有一种神话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勤劳而致富，可以在竞争市场上取得成功。但资料显示，在美国致富的最佳途径是有一个富有的爸爸。”（威廉·M·杜格、霍华德·丁·谢尔曼：《回到进化：马克思主义和制度主义关于社会变迁的对话》，张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
　　更为严重的现象是，越是崇尚自由竞争的社会，社会迁移率往往还越低。例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布兰登和其同事在美、英、德、丹麦、挪威、瑞典、芬兰以及加拿大等8个国家中计算儿子出生时父亲收入与儿子30岁时收入之间关联的社会迁移，结果就表明，美国的社会迁移性远远低于其他国家，英国也比其他国家低很多，而欧洲的社会迁移性则相对较高。（理查德·威尔金森和凯特·皮克特：《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差距如何导致社会问题》，安鹏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152页）同样，《纽约时报》在2012年的一篇文章也指出，最近5项独立研究发现美国社会流动性低于加拿大和西欧。之所以如此，就在于美国社会更崇尚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崇尚市场自由竞争的自由至上主义更全面地支配了美国社会；结果，自由经济政策使得美国的收入差距比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大，而美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也比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更为坚固。显然，这些数据揭示了与流行的“美国梦”截然相反的现象。所以，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说，“视这个国家为充满机遇的‘美国梦’越来越蜕变为由轶事和故事所强化而不是由数据所支持的一个梦想、一个神话。现在美国人从底层奋斗到上层的机会少于其他发达工业国家的人们。”（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序言第Ⅹ页）
　　三、现代主流经济学缺乏收入分配理论和政策
　　基于社会不平等和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这一资本主义现实，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提出一系列的解决建议：征收15%的资本税、把最高所得税提到80%左右、强迫银行提高透明度、提高通货膨胀，等等。尤其是，皮凯蒂着重强调在全球范围内对收入和资产实行累进税制，其主要作用有三：（1）以最为公平的方式为公共服务、社会保险和教育机构筹资；（2）缩小市场和私有财产制所带来的贫富差距，特别是限制社会阶层顶端的收入及资产的过度集中；（3）使收入和资产变化透明化、公开化。显然，这些主张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完全背道而驰。
　　事实上，每当社会收入分配处于严重失衡状态之时，收入分配和分配正义往往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一系列相关政策也会得以提出。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19世纪上半叶的西欧和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充分显示了这一点：这两个历史阶段都是经济发展极为迅速而收入分配迅速拉大的时期；面对上述具体的现实社会困境，如何将社会正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往往就成为当时经济学大师们所思考的核心问题。
　　然而，尽管经济学说史中存在大量有关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理论思考，但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就通过边际生产力理论而将分配理论嵌入到生产理论之中，从而实际上否定和取消了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事实上，根据边际生产力分配原则的生产具有这样两大特征：（1）市场竞争使得各生产要素所获得的报酬正好等于其贡献，因而市场经济中的初次收入分配是符合正义的；（2）市场精神使得稀缺性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从而是具有效率的。既然完全竞争市场经济中的初次收入分配是正义的和有效的，那么，学者关注的重点应该在于如何完善市场机制以更好地实现机会正义和配置效率，而非关注市场以外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及所谓的社会正义问题。
　　同时，正是由于市场收入被视为是正义的，私有财产也就成了神圣不可侵犯之物，ZF不能根据社会发展需要进行征税。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看来，人们之所以愿意交税，仅仅是为了换取ZF的服务（提供公共品或安全保护），而超过服务之外的税负都是不正义的。正是基于效率、正义和自由三方面为自由市场和私有财产进行辩护，现代主流经济学就看不到生产与分配之间的性质差异，看不到收入与贡献之间的脱节，看不到分配对生产的影响，从而也就看不到现实市场中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就无法为公共财政尤其基于收入再分配的财政政策提供理论支持，反而对累进制税收、转移支付等强制性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事实上，传统财政理论的基础在古典经济学，它对公共品的供给水平是基于社会成本-收益原则进行评估的，而为之提供的资金则是按照“与支付能力相一致”的公平原则进行征税。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新古典经济学把私有财产视为正义的，而把每个人所获得的ZF公共服务量可以看成是相同的。因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就倾向于简化税制乃至鼓吹单一的比例税制，最极端的实践情形则是撒切尔试图恢复封建时期的人头税。从历史实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各国的转移支付得到最迅速的提高，此时收入的不平等也获得普遍下降；但是，在20世纪80—90年代，西方各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开始上升，而再分配转移的增长却没有那么迅速。之所以如此，就在于20世纪80年代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开始占据了支配地位。
　　四、收入分配应成为经济学的核心议题
　　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所探讨的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它主要基于范围广泛的数据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社会经济不平等进行了剖析和批判，而这些分析一直为根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充斥着各类假设和模型的主流经济学所遗忘和排斥，但它并没有提供严格的理论解释。在很大程度上，《21世纪资本论》一书之所以受到如此关注，主要在于经济危机为经济学反思提供了有利契机，而该书延续着以斯密和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讨论，试图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上恢复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取向。尽管如此，从《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我们依旧可以得到这样两点重要启示：
　　第一，ZF应该为解决社会不平等和收入差距问题承担重要责任，尤其是要通过民主化制度建设来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按照莱斯特·瑟罗的观点，真正的民主制通过致力于整个社会的善寻求它自己的善，从而向它自己征税最多；而寡头制则通过剥削社会的其他人来追求它自己的利益，从而向它自己征税最少。因此，寡头政治取代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收入增长的不平等。显然，西方社会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发展表明，现代自由资本主义正在以寡头政治取代民主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反民主的。所以，皮凯蒂说：“民主不仅仅是一位公民一张选票，她更是对平等机会的一个承诺。”相应地，这就提醒我们重新审视市场机制和民主体制的关系：市场经济并不等于自由放任，而应该与民主体制的发展镶嵌在一起，要基于民主体制对市场经济所基于的规则进行调整和完善，从而保证市场机制的公正合理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收入相对平等。
　　第二，学术界应该从更广泛的视角去理解真实市场的运行逻辑，尤其应该将收入分配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事实上，收入分配本身是社会性的，它往往决定于特定的社会制度和分配规则；相应地，人类社会有关公平、正义等的认知也都是社会性的，它们往往随着社会演化而拓展。尤其是，在面对愈益恶化的收入分配和社会生活的两极化情形时，我们就直面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的提问：“正义允许收入和所有制的严重不平等吗？正义要求对那些作为过去不正义之结果的不平等性作出补偿——即使那些为这种补偿付出代价的人并没有在造成这种不平等（状况）中起任何作用——吗？”（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万俊人等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显然，由于现实世界中的市场主体是异质的，纯粹市场机制所决定的收入分配往往是基于社会原则而非贡献原则；相应地，纯粹依靠力量决定的市场必然是一个掠夺性市场，必然是一个缺乏社会正义关怀的制度，必然会产生收入差距的严重两极化。因此，就有必要将收入分配问题与社会制度、分配正义等结合起来，将不断演进的公平正义观嵌入到经济理论和政策之中。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责任编辑：狄英娜

马克思不是总爱拿总资本来说事吗。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现在再说一遍：


假设三胖国的总资本是100亿朝元。不变资本为：80亿朝元；可变资本：20亿朝元。回答我：超过总资本100亿朝元的剩余价值20亿朝元从哪里来？

每一次都是儿子打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