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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世纪，中国的科技水平遥遥领先于世界，古代中国在科技方面为世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可是，为什么科技革命出现于欧洲，而没有发生在中国？这是上世纪40年代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的著名的“李约瑟之谜”。现在，需要问的是：当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GDP第二大国之后，为什么中国距离一个创新国家还有很遥远的距离？
从2012年开始，笔者与新华社等单位联合发起了“发现中国创造力”活动，通过实际调研，去寻找中国经济中的创新要素，根据调研结果撰写了《中国创造力年度报告》。我们认为，与中国的经济规模、中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以及中国的贸易地位相比，中国在创新领域和中国经济的地位极不匹配：在国际创新领域，中国目前仍然属于追赶型阶段，除了个别领域，中国在绝大多数创新领域仍然落后于美国、日本、德国等第一梯队，也落后于英国、以色列、韩国等第二梯队，未来中国的目标是到2020年，全面超越第三梯队，进入第二梯队的创新国家。从科技研发投入的强度看，中国尽管近几年来投入逐渐增强，并且在2011年达到创纪录的1.84%，但与美国的3.07%相比，仅相当于美国的60%，研发经费支出数量规模也只有美国的23%。并且，中国研发投入强度也低于日本的3.26%，德国的2.82%，瑞典的3.40%，芬兰的3.88和丹麦的3.02%。也低于韩国的3.74%，中国台北的2.90%和新加坡的2.09%。全国研发人员年平均经费分别只有美国的12%，韩国的17%和日本的10%。这些数字说明，中国尽管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但在创新领域，中国仍然处在非常尴尬的地位，距离真正的创新国家有很大的距离。研究中国如何成为真正的创新国家，已经成为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大话题。
事实上，在金融危机之后，创新已经成为全球最为关注的话题。从人类经济发展的基本脉络看，每一次金融危机，事实上都为下一次的经济跃迁酝酿着巨大的创新动力，一个国家的创新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条件？美国著名金融投资专家威廉·伯恩斯坦在其畅销书《繁荣的背后：解读现代世界的经济大增长》一书中认为，1820年以来，人类经济增长速度显著加快，关键的因素是技术创新的大爆发。他将发明创新的前提归结为四个因素：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资本市场以及交通和通信技术的改善。在伯恩斯坦看来，一国繁荣的关键是与之相关的制度，即人们在其中思考、互动和从事商业往来的框架。精读全书，笔者深深地为其雄辩的逻辑说服。很显然，私人产权的保护是创新的动力，而科学理性主义是创新的思想基础和前提，类似于科斯所言的思想市场；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今天的国人更是认识深刻至灵魂和骨髓，至于交通和通讯，更是成为时下正在热议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话题。
很显然，在时下的中国，除了交通和通讯，其余的三个条件极其残缺。以金融和资本市场为例，中国封闭僵化的金融系统事实上不仅难以为中国的创新战略提供强大的支撑，反而因其落后和某种程度的垄断成为中国创新战略的巨大阻力。阿里巴巴在纽交所上市，中国国内很多人都觉得很遗憾，可是，暂且不论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否能够撑起这个巨无霸，事实上，在推动创新方面，中国的金融体系真的已经完全落伍。有点幽默的是，过去三十多年，金融大多为ZF主导的产业服务，但ZF主导的绝大多数产业在创新领域几乎完败，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中国的汽车产业和最近的光伏产业。而互联网企业在当初兴起的时候，因其巨大的风险和烧钱效应，国有资本是严禁进入的，不仅严禁进入，国有银行和金融机构也是不允许给互联网公司融资的，这样的结果反而逼得很多互联网企业到海外融资，并为了以后海外上市的方便而通过设立离岸公司的模式使自己在法律意义上成为了一个外国公司。如果不是寻求海外融资，在中国现有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下，阿里巴巴不要说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能活下来就已经是很大的奇迹了。这次阿里巴巴的上市选择，事实上再次印证了中国金融竞争力的短板。阿里巴巴先是选择到中国香港上市，但中国香港严峻的法律制度不允许阿里巴巴在合伙人制度上的安排，阿里巴巴于是选择了美国纽交所，但国内市场从来都没有成为阿里巴巴上市的选项，哪怕分拆业务。不痛下决心改革中国的金融系统，这种尴尬还会继续。
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也表明，每一次金融危机的到来，都是经济大国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创新提升经济竞争力的契机。从2008年至今，发达经济体在手忙脚乱应对眼前的危机的同时，几乎都出台了着眼于未来的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战略。美国在2009年出台了《美国创新战略：促进可持续增长和提供优良的工作机会》和《重整美国制造业框架》，重点发展清洁能源、生物工程产业、航空产业、电动汽车、纳米技术产业、智能电网等产业；英国也在2009年出台了《构筑英国的未来》的计划，准备在低碳经济、生物产业、生命科学、数字经济等领域突破，而日本提出了《面向光辉日本的新成长战略》，重点发展环保型汽车、电力汽车、医疗与护理、文化旅游和太阳能发电等产业，金砖四国之一的印度也将信息、生物和材料三个领域作为优先发展领域，出台了《生物技术产业伙伴计划》，俄罗斯、韩国等也提出了自己的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战略。反观我们，因为错失结构调整的良机，试图通过房地产的繁荣和廉价的信贷来度过危机，实在令人痛心。而更令人痛心的是，经济每一次下滑，我们似乎都要重复一次过去的错误。当下能够救中国经济的，绝不是要再次吹大房地产的泡沫。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早就明白了一个道理：高技能、高才智的劳动力才是维持经济竞争力的基石。美国经济学家菲尔普斯就认为，房地产投资过度一定会抑制创新，因为“房地产吸纳了本可以投资在生产力提升、创新、医药技术、软件或可替代能源领域的资金，而这些领域，能够在未来真正推动美国经济增长”。因此，他指出，“要想恢复经济活力，再次实现增长，美国人需要克服对房子的酷爱。”很显然，这种真知灼见更适合当下被房地产救市言论诱惑的中国。
对于中国而言，要想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洗牌中不成为牺牲品，唯一的路径就是痛下决心走创新之路，建设真正的创新国家。而要真正成为创新强国，除了在技术上的突破，更重要的是要在金融等制度环境方面构建一个真正激励创新的框架体系。技术的突破很重要，技术如同鸡蛋，石头孵不出小鸡，但鸡蛋要是没有适宜的环境，也会变成臭蛋。建设创新型国家，既是一个技术变迁的过程，更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笔者一直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已经积累了非常好的创新的元素和土壤，“微创新”无处不在，愿意创业的年轻人更是远远多于十多年前，实现技术的突破只是时间问题，而关键是，我们能否为创新提供一种真正的激励和推动的制度框架。一个只有规模而没有创新的国度如同只有庞大躯干而头脑不发达的巨人，只是样子吓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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