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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教授何友辉近日撰文指出，大陆的大学不仅无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反而可能越来越落后。全文如下：
为什么中国大学没有培养出更多世界一流的学者和革新家？我在中国的第一手经验指向三个不利因素：过时的教学方法、专制的学术管理和行政“官僚主义”。这些因素是阻挠中国大学跻身世界一流的绊脚石。
我从1971年开始访问中国的学术机构，多年来目睹了这些机构为适应政治气候发生的激烈改变。
不久前，我到北京某一流大学担任访问学者。我发现学生们非常聪明，得到教授适当的指导后也很有求知欲。然而，他们在学习方面存在某些严重障碍。
在校园里，我注意到很多学生，尤其是在大教室里上课的学生在打瞌睡、玩电脑游戏、看报纸和做作业等等，根本不理老师在讲什么。授课老师则接着讲下去，无视学生的漫不经心。学生们说，这种无礼的漫不经心在中国各地都很常见。
驯服恭敬的中国学生怎么了？
我教书40多年，从未在其他地方见过学生这么做。我也没见过授课者如此无动于衷。他们没有自尊吗？
教授和学生之间似乎普遍缺乏尊敬与信任，体现了中国大学乏味而问题多多的学习环境。当然，并非所有教授都缺乏创见，引不起学生的兴趣。总之，学生能学到东西不是归功于乏味的教授，而是归功于他们自己；而面对能鼓励激发学生的教授，他们的确能迸出火花。
我还必须表达我对教师和学生的同情，以缓和这些令人沮丧的描述：他们处在官僚治理的环境下，感到自己无能为力。
学术管理通常是政治化、家长式以及专制的，权力集中在各级“领导”（比如系主任）的手里。这些“领导”并不领导，而是下达命令。没有领导点头，什么事情也办不了。
有一次，我向某位系主任提到学生们怕他。他的反应是：“那很好。我希望学生怕我，这样他们会更听话。”我惊呆了，尤其是因为这位系主任声称自己是管理方面的专家。
派系之争和地盘划分极为猖獗。如果领导不喜欢你，你或许会发现自己遭到排斥。你的同事躲开你并非出于个人恩怨，只是不希望冒犯领导。这叫“划清界限”，让人想起过去政治运动时，家庭成员为自保也得彼此“划清界限”。
教室则是过度控制下的环境，表现为教师对学生的单向交流。因此，教师的生存策略是：“别想，教就是了。”学生的生存策略是：“别问，学就是了。”
管理者应该为学术服务。然而在内地，行政官僚机构阻碍学术成就。在我任教的大学，管理人员摆出一副老爷的态度对待各系负责人，而令人悲哀的是，后者的功能更像官僚而非学者。在某系，一所实验室的建设因为繁文缛节被耽搁了一年多，使急于开展工作的研究者非常懊恼。系主任告诉我，他不得不去“求”（他的原话）那些官老爷才能把事情办了。
官僚主义消耗学者做研究需要的宝贵时间，从而浪费了取得学术成绩的潜力。我花了几个星期才办好借书证、在办公室安上电话并（按管理部门要求）开设银行账户以便领工资，这种消耗时间的例子数不胜数。
中国大学越来越试图超越西方。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么多中国学生只在留学海外后才表现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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