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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精神》之作，孕于徐氏学术地位奠基之作———《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两部书分别对《庄子》的论述是贯通而又有分别的，如何认定庄子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关系到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恰恰在这里，可以发现一些问题。
徐复观著《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心事很重，他是当作“一部像样的中国哲学思想史”来下笔的，他要回答当时文化上的迫切问题：“有如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对现时中国乃至对现时世界，究竟有何意义；在世界文化中，究应居于何种地位等问题。”［4］在“像样的”背后，他批评了两个人，一个是胡适，另一个是冯友兰。胡适认为中国春秋时期老子、孔子时代，方能称起有了“哲学”，而“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5］冯友兰说“孔子实占开山之地位”。徐复观认为他们皆违背了历史，截断了历史。他的《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从周初写起，从周初人文精神的跃动中抽出一串范畴，即命(道) 、性(德) 、心、情、才(材) 等，有了它们，中国人性论史便有了具体的内容。晚周诸子百家，皆是周初人文精神的发展，道、墨诸家，多是从反面进行批判矫正，只有儒家，是从正面立论继承发展。徐复观以这些范畴为抓手，抽出了中国人性论——也是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基本线索，在历史的线索背后，隐然埋藏着一个理论走向，即以儒家为骨干的中国文化立场，同时加上现代的世界的文化背景。先秦虽号称百家争鸣，实以儒、道、墨三家为主，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也正是只写了如此三家。先写儒家，占了八章，后写道家，占了三章，中间夹了墨子一章，再加头(治学方法一章) 、尾(结论一章) 各一章，如此构成全书的十四章。撇开由各家份量的不平衡而造成可能的轻重效果不讲，就从阐述庄子的一章《老子思想的发展与落实———庄子的“心”》来说，将之与《中国艺术精神》的文字相比较，不难发现徐复观对庄子在中国文化中定位的真意。
《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中对庄子的论述，注重向儒家现实精神、生命精神的贯通。他以《庄子•天下篇》中记述庄周为定石，认为与《庄子》其他篇目相比，这是一篇“庄语”，说的都是负责的话，其中的“不得已”，其中的“悲愿”，皆指向现实人生，近于儒家的义理方向。徐氏强调庄子是老子思想的发展与落实，这有两个因素，是一相对老子思想的变异，一是将老子的“道”向下落，落向现实人生。他重新疏释了《庄子》的三组重要名词，道、天、德；情、性、命；形、心、精神，最终认定庄子以精神自由的祈向为指归。他说：“庄子对当时的变乱，有最深切的领受；所以他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词’的里面，实含有无限的悲情，流露出一往苍凉的气息，才有‘不得已’三字提出。他在现实无可奈何之中，特别从自己的性，自己的心那里，透出以虚静为体的精神世界，……他所构建的，和儒家是一样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 的自由平等的世界。他在掊击仁义之上，实显现其仁心于另一形态之中，以与孔孟的真精神相接，这才使其有‘充实而不可以已’(《天下篇》) 的感觉，这是我们古代以仁心为基底的伟大自由主义者的另一思想形态。”［6］如此的疏解，徐氏心中并不安稳，其中的原因，据他概括的说法，是他依然觉得庄子可能还有重要内容，而没有被他发掘出来；在分析中，他发现了内在的紧张因素。一方面，老、庄对现实人生皆有深重的念愿，是应该有所“成”的；另一方面，老、庄反对现存人生的价值，特别是庄子，是反对有所“成”的。如果将这种反对有所成的精神世界——也视为一种成就，这即是“虚静的人生”。徐复观说，站在一般的立场上看，虚静依然是消极性的，多少有挂空的意味，有虚无的倾向。虚无抑或是自由? 道与儒，庄子与孔子，这其中在人性论的意义上的紧张，道家对儒家在人性论意义上的疏离甚至“虚空”的取代，影响到对中国文化在始初阶段的基本格局的认识，对于他的解释及其效果，这是徐复观内心感到“忐忑不安”的深层原因。本文来源：论文发表www.caigaow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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