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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和朋友开玩笑说，郎咸平从2008年以来基本就干了一件事，就是不停地批评2008年的四万亿救市。这么说当然偏颇，但也不无道理。批评四万亿救市，批评的是这个“救市”的根源，以及它的遗害。
批评“救市”的根源，主要是批评ZF不按经济规律办事。比如在去年郎教授推出的《郎咸平说：让人头疼的热点》当中，郎教授就狠狠地批评了在经济上的“大跃进”式思维，四万亿救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一种“大跃进”，面所谓“跃进”，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不好好走路，用到经济上当然就是指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了。
再如“四万亿”也体现了ZF的手伸得过长，对于一些产能过剩的产业，完全可以让它们按照经济规律运行，该壮大的壮大，该关停的关停。而ZF的一个四万亿，直接把本该死掉的企业又给输上血打上氧，让其继续苟延残喘。“太大而不能倒”，可是不倒也站不稳，还用它巨大的影子遮蔽了旁边本该茁壮生长的其他幼苗。
批评“四万亿救市”的根源，还在于批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一己私利而把本来大好的机会活活断送。这其中以地方ZF和银行最具代表性。早在2012年的《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郎教授就声嘶力竭地骂地方ZF债务和银行坏账的事情，直到最近他还在说这个问题。双子座的郎咸平真的是很啰嗦，但问题是你想不让他啰嗦这两个问题得有所好转才行，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愈演愈烈，于是郎咸平就越骂越狠。而在最近的两本书，郎咸平则是以一种近乎幸灾乐祸的心态提醒银行们：余额宝出现了，你们的好日子就快到头了！
除了批评“救市”的根源问题，郎教授还不断地揭示救市所带来的影响。而说到这种影响，郎咸平则会为我们信手拈来一个又一个案例，这些案例遍布于他的一本又一本《郎咸平说》当中。在他最新这本《郎咸平说：萧条下的希望》中，他又是把目光对准一个又一个行业，条分缕析他们的困难、问题、趋势以及偶尔的优势。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探讨过郎咸平是不是唱衰的人，我的答案是否定的，看到优势和希望的时候，他比谁都兴奋。只是很多时候大家认为的“优势”，郎咸平却能透过表面看到其“劣势”的本质，所以有些“兴奋点”在老郎这里却是更深的疑虑。当人们为三一重工起诉奥巴马而兴奋不已的时候，郎教授却告诉我们这几乎就是儿戏，这种起诉最终一定会失败，因为它不符合规律。而三一重工从辉煌走向困难也与“四万亿救市”有极大的关系。郎咸平给我们做了一道小学数学题：一项工程，一台机器要干二十年，现在想在五年之内把这项工程干完要用多少机器？三一重工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局面，ZF大力推进“铁公基”建设，二十年的订单它五年就完成了。但问题也来了，五年以后怎么办？
光伏产业更具代表性，郎咸平也不只一次说到它。它是ZF一厢情愿扶持项目而搞得项目产能过剩的最佳例证。在《萧条下的希望》中，老郎又把它深入分析了一次。郎教授和别的经济学家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别人喜欢说什么自由市场、微观经济，老郎很少说这些高大上的术语，他不谈凯恩斯主义，他只告诉你当一个又一个地方ZF大力扶持同一个项目之后所带来的恶果，而ZF主导的项目和企业自发搞的项目其重大区别又在哪里。
四万亿的遗毒不知道何时才能过去，而十八届三中全会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希望。所以老郎的这本新书虽然还是在开篇定下了“萧条已是大势所趋”的基调，但还是在“萧条”之下也给出了“希望”。希望在哪里，还是在制造业，还是要发展企业自身的活力。而要让企业有所活力，就要砸碎十条枷锁，包括：审批枷锁、垄断枷锁、税费枷锁、融资枷锁、地价枷锁、人才枷锁、社会枷锁、假货枷锁、国际化枷锁和法律枷锁。而ZF要做的，不是去搞产业升级转型和结构调整，“市场本身自然会自我调节”。ZF能做的就是打破枷锁，“提供好的营商环境”，还企业以自身发展的自由。否则，仍然是没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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