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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战后的“黄金时期”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出现了所谓的“中产阶级”，它的出现曾使“告别工人阶级论”甚嚣尘上。但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使然，“中产阶级”的多数成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入不敷出，为维持生活水准又举债消费。在2008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衰退”来临后，“上层阶级”的财富不降反升，而“中产阶级”则大量破产。“中产阶级危机”暴露了它的大部分成员其实是无产阶级的事实，资本积累的逻辑必然导致资本主义日益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历史发展趋势没有改变。 关键词： “中产阶级”, 危机，资本积累
二战后的“黄金时期”使西方社会出现了所谓的“中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文献中，“中产阶级”这个概念使用“阶级”来代表一个用收入水平、消费标准和文化特征来界定的群体，它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不同，后者的阶级概念所指的是在生产中处于同样关系、具有同样利益分配关系的群体。西方社会学理论认为，最富和最穷的人最少、“中产阶级”数量最多的“橄榄型”社会是最稳定、最理想的社会形态。但是，“中产阶级”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随着资本积累进程的深化，“被挤压的中产阶级”与资本主义一道进入了“大衰退”(TheGreat Recession)危机。有关“中产阶级危机”、“拯救中产阶级”的呼声在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不绝于耳。
一、对“中产阶级”概念的剖析 何为“中产阶级”(middleclass)?《美国传统词典》对“中产阶级”的定义是：“介于工人阶级和上层阶级之间的社会经济学阶级，通常包括专业人士、高级技术人才和中低管理人员”。[①]英美两国的其它词典的定义也与之大同小异。这一定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西方社会对“中产阶级”的模糊界定。“中产阶级”社会在西方人看来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多数人既不是富人也不是穷人，而是经济状况处于中间程度的人。”[②]到目前为止，西方对于“中产阶级”的界定，仍没有统一的标准可遵循，也还没有哪个国家对什么是“中产阶级”下过确切定义。倒是政客们为争取选民，不得不尝试对“中产阶级”加以界定。如2012年美国总统竞选人罗姆尼和奥巴马分别将年收入在“20-25万美元或稍少些的人”及25万美元以下的人称之为“中产阶级”。[③]金融机构或研究机构出于工作需要也必须对“中产阶级”的概念加以量化，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产阶级”是指年收入在4000美元到1.7万美元之间的人群。[④]亚洲开发银行将“中产阶级”定义为每天消费2至20美元(约人民币13.6—136元)的群体，这个标准远低于西方。[⑤]看来，在界定现代“中产阶级”的问题上，人们依据的不是科学严谨的概念，而是收入水平，不管这样的收入差距如何巨大，或这种收入可能因经济状况而如何的不稳定。正是由于“中产阶级”不是严谨的科学概念，所以对它的定义会成为非常困难的事情，只好由机构、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定义，使“中产阶级”的界定成为学术界讨论不休的话题。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middleclass”的界定是明确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著作中多次指出，在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中等阶级”、“中间阶级”或“中间等级”(在英文中都是一个词middleclass，中文的翻译取决于译者的理解)指的是介于统治阶级贵族与被统治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同样被统治的资产阶级。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序言中写道：“最后，我还要做两点声明。第一，中等阶级这个词我经常用来表示英文中的middle-class，它同法文的资产阶级一样是表示有产阶级，即和所谓的贵族有所区别的有产阶级，这个阶级在法国和英国是直接地、而在德国是假借‘社会舆论’间接地掌握着国家政权。……”[⑥]在资产阶级的统治确立后，“中等阶级”或“中间等级”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指出，“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只是为了挽救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⑦]。
因之，在贵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并存的、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代，资产阶级由于其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是介于作为统治阶级的贵族和其它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中间的”阶级。因为资产阶级可以通过购买爵位或向贵族放贷等方式，获得向更高社会等级流动的机会，所以是中间阶级或等级。而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包括农民阶级、小业主等在内的城乡小资产阶级却是相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中间阶级”。他们在幸运的情况下，可以成为资产阶级，但更多的情况下，却是不幸地破产沦为无产阶级。因而对“中间阶级”的理解必须基于对阶级间相互关系的辩证理解，使用“中间”或“中等”一词就把这种介于“上”和“下”两极间的、居中变动的阶级地位作了准确定位，故将Middleclass翻译成中文“中间阶级”或“中等阶级”更为贴切。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除了城乡小资产阶级外，独立执业的律师、医生、经理(不包括那些收入超过工人数倍至数百倍的顶级经理)等自雇的、或与资本家分享利润的专业人士等新型小资产阶级，也应被视为中间阶级或中等阶级的一分子。他们与工人阶级的区别在于，或拥有少量生产资料自谋生路，或通过自己的一技之长要么自我雇佣，要么通过与资本家合作，得到后者施舍给他们一些剩余价值，使其收入超过普通工人工资水平。这个由不同阶级成分组成的中间阶级，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他们不剥削别人，或对别人只有轻微的剥削。”[⑧]正是由于这个特点，使当代中间阶级的地位仍然介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既有可能上升为资产阶级，但更多的可能是沦为无产阶级。
与马克思主义不同，西方所谓的“中产阶级”是把达到某一收入标准范围的人群，统统划定为“中产阶级”。这样，除了少数无业游民、最低收入者外，广大的工人阶级、城乡小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甚至部分中等资产阶级都成为了“中产阶级”。社会人群不再被划分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等，而是被划分上层阶级(upperclass)、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lowerclass)三个层次。在此种阶级划分方式盛行的情况下，按照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划分阶级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实质上被解构、被消解，甚至使阶级概念本身也被边缘化，“去阶级化”、“去意识形态”成为学术与媒体的时髦取向。
因此，“中产阶级”是以分配的结果、而不是以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来划分阶级;它力求抹煞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是划分阶级的最重要标准，力图抹煞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界限，同时使阶级概念模糊不清，阶级话语“失效”。它以收入多寡这一看似简单的标准来划分阶级，既回避了工资收入与资本收入的区别，又回避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还将被雇佣者、自雇者甚至部分雇佣者混淆为同一个阶级。“中产阶级”在概念的科学性上制造了彻底的混乱，甚至不能自圆其说。鉴于“中产阶级”概念的流行，为方便论述，本文使用“中产阶级”这一概念，并力求说明，“中产阶级”不能掩盖和改变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的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现实，西方近年来出现的“中产阶级危机”不过是这些现实的真实写照。
二、“中产阶级”的源起 西方“中产阶级”概念的内涵有其演变历史。在美国这样一个没有封建贵族统治的新兴国家，关于美国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的观点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时期。[⑨]美国建国后，通过种种手段使其国土面积不断扩大，这为普通人(不包括黑奴)提供了谋生甚至勤劳致富的手段和可能性，小业主和农场主们成为“中产阶级”的主体(不过在今日看来是“老式中产阶级”)，他们的兴盛在19世纪早期达到顶点，“大约4/5的从业人口是自雇型企业家”[⑩]，即小资产阶级。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在资本的积累、集聚和集中的过程中，大资本不断蚕食中小资本;技术的不断发展淘汰了落后的小生产，使“老式中产阶级”纷纷破产，多数沦为雇佣工人。同时期，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雇佣劳动者加入到非体力劳动职业群体中，成为“白领”，1956年，美国的白领工人首次在数量上超过了以体力工作为主的蓝领工人[11]。白领工人由于其工资和生活水平较高，被视为“新中产阶级”，西方当代“中产阶级”概念开始形成。
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迫使美国ZF实施“新政”，在劳动关系方面，通过立法使工人有权选择参加并组织工会，并可通过自己的代表同资方签订集体合同;雇主须按规定的条件雇佣工人。一句话，工人增强了议价的能力。1947年开始的“冷战”和战后高涨的劳工运动，迫使西方国家开始普遍实施福利制度，以克服苏联式福利制度在西方工人中造成的“社会主义向往”。
1949年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与通用汽车达成的里程碑式协议――通用汽车保证UAW成员的工资、医疗和退休福利与生产率同步增长，以此来换取工人的合作――被称为“底特律条约”，它对其余工会起到了强烈的示范作用，从而使包含工资与福利的一揽子协议流行开来，未建立工会的企业主为了对抗工会活动带来的威胁，也会向其工人提供与工会成员大体相同的待遇。[12]这多少保证了工人能分享到生产率进步的果实，从而使许多蓝领工人的收入水平提高，进而有能力提升消费水平而成为所谓“中产阶级”的一员。所以，西方的、也是当代语境中的“中产阶级”是指那些收入和生活水平在一国社会中处于中间水平的蓝领、白领工人及小资产阶级甚至部分中等资产阶级，其主体为占人口多数的工人阶级。
工人总体消费力的提高使大公司意识到，基于生产率的工资增长机制能将工人利益与管理利益结合起来，可确保生产率和利润的不断增长。这使提倡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的“福特主义”，在西方作为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一种调整而一时风光无限。生产力的发展可使工人生活水平得到改善，这使一些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充满了信心。1931年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在《美国史诗》一书中第一次正式提出“美国梦”，“让我们所有阶层的公民过上更好、更富裕和更幸福的生活的美国梦，这是我们迄今为止为世界的思想和福利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13]。“美国梦”是“一种相信只要经过努力不懈的奋斗便能在美国获得更好生活的信仰，亦即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工作勤奋、勇气、创意、和决心迈向富裕，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他人的援助。”[1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跻身“中产阶级”不仅成为“美国梦”的核心，也成为“英国梦”、“欧洲梦”等等“梦”的核心。西方学者在此过程中提出许多诸如“告别工人阶级”[15]、“阶级斗争消亡”[16]的理论，“中产阶级”占据了社会阶级讨论的中心，“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成为社会阶级划分的主流标准，“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在阶级讨论中被边缘化。“中产阶级”成为除了“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外的、包括工人(除失业者或最低收入者外)和马克思主义的中间阶级(即城乡小资产阶级、专业人士和经理阶层等)的大杂烩“阶级”，其主体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雇佣工人。
但是，“在此产生了战后无产阶级所固有的课题，发达国家的劳动者一方面作为阶级存在依然被编入不平等的体制之中，另一方面作为市民存在又成为平等权利受到保障的社会构成人员，他们不得不在这样的(阶级与市民、不平等与平等的相互对立)包含着二重性在内的矛盾的社会生活中生存”[17]。“中产阶级”就是这种矛盾的体现：一方面，多数工人的生活改善了，不再被看成是“无产阶级”而是“中产阶级”，但另一方面，“中产阶级”的身份并没有解决劳动产品的生产者即工人无法改变绝大部分劳动成果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现实。事实上，在“福特主义”下得到最大好处的是资本家，在1961-1966年间，公司的税后利润增长了两倍。[18]工人的收入虽然有所提高，但却被严格限制在不妨碍资本利润增长的限度内，由此导致有消费能力的需求与社会提供的商品相比是非常有限的。此外，新政后实施的凯恩斯主义本身就是利用公共税收为资本家支付本该由他们支付的社会成本，如福利支出、基础设施建设成本等等，这无疑加大了国家财政的负担，造成赤字之后国家只能向金融资本家借贷、向社会成员增税，这又直接损害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使需求愈加不足。这样，需求不足与财政危机的结合导致由“底特律条约”所催生的“大繁荣”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终结。
1973年“石油危机”演变成1973-1975年以滞胀为特点的战后最大的世界性经济危机，1979-1982年又再次爆发更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但资产阶级不是到资本主义私有制中寻找矛盾的根源，而是在凯恩斯主义上找原因。这一方面使工人承受着福利过高的骂名，另一方面使ZF管制成为主流舆论的众矢之的。放松市场管制和推行私有化、削弱工会被认为是解决危机的最佳途径。以撒切尔和里根为代表，他们在西方发动了一场反凯恩斯主义“革命”，借经济危机削减福利和工资、打压工会，同时给企业减税，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等等，以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
“1970-1980年代，日益强大的大公司成功地游说华盛顿的政客们打压劳工、反对那些影响工人家庭的公众政策，如增加最低工资的政策等等，当阻碍组织工会的法律不断增加时，平均工资水平停滞了，预示着此后三十年显著的不平等日益增长的趋势。”[19]1981年8月6日，里根总统毫无妥协余地地直接解雇了参加美国航管人员罢工的1.2万名联邦航空管理人员，撒切尔同样强硬地镇压英国1984-1985年的煤矿矿工大罢工，并在任内大规模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这代表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政治实践的理论核心。无论是作为“白领”的航管人员还是作为“蓝领”的矿工，通过其先辈的努力和在苏联式社会主义福利的“威慑”下曾经获得的有保障的雇佣地位，已经备受侵蚀，根基不稳了。换句话说，曾经保障“中产阶级”壮大的“阶级和解”的制度安排已经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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