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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97年前，一位年轻的法国艺术家穿过美国纽约市的曼哈顿，走进J•L•莫特铁制品厂(J L Mott Iron Works)位于第五大道118号的一家销售店。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也许正为他要玩的恶作剧开心不已：他买了一个贝德福德郡小便池。回到工作室后，他在小便池边上签署了“R. Mutt 1917”的字样，并为这个作品起了个名字——“泉”(Fountain)。那一天的日期是4月2日。
杜尚的《泉》差不多很快就消失了，也许它被扔掉了，也许被独立艺术家协会(Society of Independent Artists)怒不可遏的w员们打成碎片了——该w员会为所有提交作品者举行了一次展览，却遭到了杜尚的公然挑战。不过，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故事并未到此结束。《泉》被复制了：共有15件复制品，被各个画廊收藏，每件复制品都是由杜尚授权制作的。不过，更有意思的是，《泉》的变形形式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比如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金宝罐头汤》(Campbell's Soup Cans)和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的《牛头》(Bull's Head)。且不提“一件艺术品就是一个创意”这种观念了。
如今，声称“一切都是混搭”——正如编剧兼导演柯克比•弗格森(Kirkby Ferguson)在其电影中所做的那样——已经成了一种时髦。弗格森说，所有创作行为都是对先有创意的复制、结合和转变。这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论点。古登堡(Gutenberg)印刷机的灵感来自葡萄酒榨汁机，苹果(Apple)的麦金塔电脑(Macintosh)借用了施乐(Xerox)阿尔托(Alto)的创意，涅槃乐队(Nirvana)的《少年心气》(Smells Like Teen Spirit)把波士顿乐队的《超越感觉》(More Than A Feeling)中的一个重复段落做了变形，而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的《星球大战》(Star Wars)构思来源于黑泽明(Akira Kurosawa)的《战国英豪》(The Hidden Fortress)。
不过，到底是什么令一种创意可以混搭？在这里，应该区分两种不同创意，一种创意引发一系列衍生性作品，另一种创意则能启发某些新的激动人心的东西。《泉》两种特点兼而有之，但也许在衍生性和启迪原创继承者的能力之间有所取舍。非凡邦戈乐队(Incredible Bongo Band)的《阿帕奇》(Apache)曾被大量借鉴，然而它并未象地下天鹅绒乐队(Velvet Underground)那样启迪一代人。
微软(Microsoft)研究员安德烈斯•蒙罗伊-埃尔南德斯(Andres Monroy-Hernandez)和黑客、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研究员本杰明•马科•希尔(Benjamin Mako Hill)认为，或许存在一种“混搭困境”：早先的艺术品中鼓励人们借用并修改的元素，不利于新艺术品的原创性。
马科•希尔和蒙罗伊-埃尔南德斯提出，如果一个创意相当简单，来自一个已成名的创作者，而且本身是一种混搭，那么它很可能催生许多模仿者。然而，可能正是这些特质（适度简约，名声响亮，而且是某个混搭链条的一环）可能会降低衍生作品的原创性。
马科•希尔和蒙罗伊-埃尔南德斯以面向儿童的编程语言Scratch为对象，测试了自己的假说。Scratch具有强大的社区支持，编程者被鼓励分享他们的程序，并被鼓励利用他人程序作为进一步开发的基础。该语言提供了一个海量数据集合，令研究人员能够比较网上所分享程序的复杂度、受欢迎程度，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原创性。
在Scratch中，混搭似乎确实存在取舍：比较有名的社区成员的程序被混搭了许多次——往往是以琐碎的方式；那些原本就是混搭的项目也存在这种现象。不过，在复杂度这个重要指标上，这种取舍表现得不那么明显。比较复杂的程序被混搭的次数更多，而这些混搭也比简单程序更具原创性。这一点让人意外，因为在开源软件领域有一种“传统智慧”：最好尽早发布简单的早期版本，鼓励社区加以改进。
可话说回来，杜尚的创意恐怕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但没人敢说后代的艺术家忽略了它。
译者/简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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