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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吴市场”到“吴法治”
经济观察报：你因为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被称为“吴市场”。你对于市场经济的信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建立起来的？
吴敬琏：我的认识有一个很长的演变过程。建国初期我在大学里学的是苏联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很长时间里深信苏联那一套。特别是1957年“反右派”和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后，接受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发表的整套观点，思想上变得比斯大林主义更“左”。只是“文革”中在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亲眼目睹极“左”路线造成的农村惨状，特别是有幸和顾准深入交往，在他的影响下认真读书和思考，我的思想才有了重大变化。
经济观察报：你曾经称赞顾准是“我国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第一人”。
吴敬琏：早在1956年顾准就提出了由自由浮动的市场价格调节社会主义经济的观点，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也没有人能达到他的水平。顾准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给了我非常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导致了我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我后来的理论观点、治学态度以及处世哲学无不浸润着他的教益。我们之间的讨论，是从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为什么会发生“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荒唐事开始的。顾准认为，要把中国的事情弄清楚，首先得学习世界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对整个人类历史作一番整理。然后回过头来探究中国的问题和人类的未来，就容易看得清楚。于是，我们从希腊史开始历史漫游。那时能够找到的书籍资料比较少，但我们进行的“思想实验”是很深入的。在探索民主制的源头时，我提出了希腊城邦民主制度起源于小亚细亚殖民地的民间社会的假说。顾准也觉得这个假说颇具说明力。不过当时我还没有想到，小亚细亚地区发达的市场交易是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市场交易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产权保护。那时，人们正在讨论日本的“神武景气”，即在战后民主改革基础上出现的经济高速增长。顾准在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以后同我长谈，他说，中国的“神武景气”终究是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为了鼓励我有耐心深入研究问题，他送我四个字，叫做“待机守时”。
经济观察报：随着“文革”的结束，“时机”终于来了。
吴敬琏：但是仍然有曲折。刚刚逮捕“四人帮”，最高领导人就提出“两个凡是”的要求，说“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也就是说，要继续执行极“左”的路线。我在“干校”讨论和回北京后研究的基础上，和我的老同学周叔莲、汪海波合写了许多文章，清理极“左”思潮，探索其社会根源，论述科学和技术的作用、知识分子的地位、按劳分配政策的贯彻等问题，俨然成了经济学界的“多产作家”。我还积极参加了1977-1978年间我的老师于光远组织的四次“按劳分配讨论会”，这些学术会议打破了长期以来万马齐喑的局面，经济学界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了。实事求是地说，那时经济学家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思想束缚，但是所表现出来的求知热情和理论勇气令人难以忘怀。中国经济学家对许多问题的批判性思考，也正是从那时开始的。1978年末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解放思想”的大幕以后，我还参加了1979年春节前后由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
经济观察报：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为是全国理论界第一次思想解放的盛会。
吴敬琏：的确是这样。理论界的同仁对极“左”理论和路线进行的深刻的分析和批判，进一步深化了我自己在“文革”后期的历史反思。从那以后，我更多地参加了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的讨论。当时我认为，由于中国现有生产力的多层次性，应当容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发展商品生产和扩大价值规律的作用。不过对于应当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我还没有清晰的概念。形成自己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那是1980年代重新学习经济学以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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