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引用vagabond在2005-7-30 0:07:36的发言: 我出生于1966年,1989年参加工作,你说我工作过没有?
你该知道这几年苏州地区(特别是昆山)发展有多快,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上海的商务成本越来越高了。因此,假如规定在上海打工的人最低工资不少于1500元,引起的后果不是你想像的那么简单。农民进城的门槛高了,可你如何消灭农民呢?上海做不到,你的想法是空想,就算上海能做到,那会导致什么后果呢?连中小城市的人都要蜂拥而至了!先生的思考应该更严肃一点了。
哈哈,我比你年长10岁,而且早工作16年(73年工作)。你才30多,我已经快50了,所以说你几句还不能算卖老。(玩笑话) 当然,也不能因此断定我不是饭桶。
说到底,我们还是“市场思维”和“计划思维”的区别。如果上海没人去,上海还会那么傻,规定1500元最低工资线吗?反之,上海来的人太多,规定这个线来阻止农民无序进城不比过去用“暂住证”的方法要人道吗?这正是我在文章第三节倡导的:提高农民待遇能阻止农民进城。
其实,各地规定不同的最地工资线是很有必要的,西部就可以低一些,上海就应该高一些,因为上海现在的工业需要更高层次的农民。这最终就会产生一种动态地平衡,当然结果是,上海可以生产飞机了,西部却要从生产衬衫开始。然后,上海可以开始大规模生产软件了,西部才开始生产飞机。毕竟,当初上海也是从出口服装起家的。凭什么西部的发展就能跳出这个阶段。劳动者的文化水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如果我们幻想西部的发展能够跳出这个阶段,一下子就能达到上海的工人的平均水平,其结果必然是步印度的后尘。印度人很聪明,他们的优点是“聪明”,可缺点是“太聪明”。尽管他们天生就比我们会编软件(起码有语言的优势),以至于到现在还看不起中国,认为中国是世界工厂,受人剥削。可是你去孟买看看,那个脏、乱、穷,简直难以想象!这就是“太聪明”的结果。
现在,首要地是解决城乡差别,然后才能解决东西差别。上海不可能独自承担消灭农民的重任,所以,上海不能接纳所有的农民不能证明我是“空想”,因为还有几百个其它城市都应该承担这个责任,甚至还可以新建城市给农民住。反之,期待上海一个城市接纳9亿农民才是“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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