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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在五四运动之后的1919年7月。6月11日《每周评论》主编陈独秀因散发反帝爱国传单被捕，而作为《每周评论》主要发起人之一的李大钊不得不因此离京返昌黎暂避，这时《每周评论》的编辑工作只好由胡适接替。此前，胡适在《每周评论》做的“总不过是小说文艺一类，不曾谈过政治”①。因为在 1917年归国之初，他曾有过“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诺言。他接办了《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针对国内“新”分子“高谈主义”的趋势，他自己写了一篇“政治的导言”②，即在《每周评论》第31号里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政论文章。这是胡适归国后的第一篇“谈政治”的文章，也是他将注意力从文化学术转向政治问题的开始。
胡适自称为实验主义的信徒，所以他将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原则应用到社会政治问题上，他奉劝人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③。在胡适看来，人们高谈“社会主义”、“无ZF主义”、“公妻主义”等等，是“自欺欺人的梦话”，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胡适担心“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用处的”，而且有被人利用来欺人的危险，同时他抨击了安福系首领王揖唐大谈社会主义的“假充时髦的行为”，并认为这是一个教训。在这篇文章中胡适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三步工夫”法，我们可以称之为“药方论”，即第一步“寻病症”；第二步提出“种种丹方”；第三步通过以往的“经验、效果”推论出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显然，胡适在社会政治问题上坚持了“科学实验室的态度”④。他认为“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只能做参考材料”。所以，他反对将“主义”视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
李大钊看到胡适的文章后，以书信体形式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发表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李大钊首先分析了“问题”与“主义”的关系，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他认为解决社会问题，形成“共同的运动”，应该使社会大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为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互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⑤将“主义”视为一种“理想”，胡适承认在这个层次上是可以接受的，但李大钊强调“主义”与“社会运动”相结合，则明确地把他们两人区别开来。
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始，胡适始终没有放弃“点滴改良”的社会政治思想，他把这种方法当作“万能的工具”去对付一切问题，也认为它能解决一切问题。在1922年初，胡适在谈到“科学的人生观”时，依然强调科学实验室的态度，认为“科学的人生观的第一个字是‘疑’，第二个字是‘思想’，第三个字是‘干’”。在胡适的社会政治思想中，他始终受实验主义概念论的影响，理论与实际之间脱节，并将理论的作用淡化。注重经验论使胡适在中国文化上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但这也使他在政治上显得幼稚。在中国现代史上“秀才与兵”的特殊政治格局中，自由派知识分子阶层显得力不从心。
胡适：一个一个的研究问题、一点一点地解决问题。
李大钊：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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