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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的演化研究课题
1950年，奥裔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去世后，他的很多朋友、同事和学生共同行动起来，纪念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杰出人物（特别参阅哈里斯，1952年b）。他们的任务可不那么简单。曾是熊彼特的朋友和学生的保罗·萨缪尔森强调有“很多个熊彼特”存在过。萨缪尔森罗列的熊彼特的角色包括如下：
杰出的奥地利学派的神童，30岁之前就写了两本了不起的著作；拥有马场的年轻的开罗律师；奥地利财政部部长；社会哲学家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预言家；支持采用更加严谨的推论方法和推论工具的经济理论家；经济学老师。
萨缪尔森（1981年）后来又提出了一个问题，认为熊彼特在“经济理论、宏观商业周期、经济学方法论、计量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仅列数种）”等很多经济学领域都树立了自己的声望。此外，他的同事西摩·哈里斯（Seymour Harris）（1951年b）把诸多朋友和同事撰写的纪念文集起名为《熊彼特：社会科学家》，突出强调了熊彼特的科学贡献并不局限于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学。
萨缪尔森（1981年）认为，熊彼特的“门门精通”涉及了一个矛盾。一方面，他是一位科学匠人，这让他成了“整个经济学领域最被频繁引用的学者”。熊彼特还当过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只是由于意外去世才没有让他当上国际经济学会的第一任主席。另一方面，“熊彼特追求学术伟大的雄心绝对不是玩笑”，他追求的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学术伟大。熊彼特（1921年）对自己的标准曾经亲自做过解释：“一个人的终生成就的重要性是个酸性试验，要看它是不是被人们认为本身就是代表伟大的独特成就，还是只被用做拼凑马赛克图案的一小块。”熊彼特对伟大的解释让他把自己的国际声望看得很低，萨缪尔森（1981年）觉得，熊彼特“宁愿用自己的学术皇权去交换凯恩斯的革命”。此外，熊彼特从其学术生涯开始就为之奋斗的学术革命，要比凯恩斯的学术革命更加彻底。
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学术发展，我们可以大体理解凯恩斯革命的思想根源，然而，要想理解熊彼特为之奋斗的学术革命，我想我们就必须回去研究他在20世纪前10年的早期学术生涯中的德文著作。事实是，凯恩斯和熊彼特都生于1883年，这让我们很容易对他们的学术成熟过程进行比较。列昂基耶夫（1950年）认为，凯恩斯的学术发展在开始的时候很慢，“而熊彼特则很早就达到了他的最高学术境界，即在30岁之前”。熊彼特在一家名流中学上学，1901年之后在维也纳大学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经过柏林和伦敦的深造之后，他在1908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这是一本研究理论经济学状况的著作，定稿时他25岁。这本书一直没有英译本，因此，我们只好阅读德文的《民族经济理论学的性质和内容》（DasWesen und der Hauptinhalt der theorietischenNational·konomie，以下简称《性质》）。这本626页的“皇皇巨著实际上（一直）不被英语世界所熟悉”（列昂基耶夫，1950年）。然而，《性质》一书“包含着熊彼特对自己的基本观点的陈述，构成了他的全部学术理念的基础”。这种科学的世界观认为，对经济和其他社会现象进行全面理解首先必须以均衡范式和发展范式的结合为先决条件。
除了使用德文之外，Wesen这个含义特殊的旧词也让理解熊彼特的学术理念变得困难起来。本书的主要信息是理论经济学应该由两个方面组成：均衡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他把均衡经济学称做是“纯经济理论”或“经济静力学”，把发展经济学称做是“经济动力学”。熊彼特用“静力学”和“动力学”称呼他认为在经济理论研究中互相补充的两个基本方面。均衡经济学研究一个既定经济体系的功能作用，而发展经济学则研究一个既定经济体系中的参数以不可逆转的方式发生变化的经济机制。熊彼特（1939年）后来把均衡经济学比作是生物物理学，把发展经济学比作是演化生物学。一些生物学家研究动物已知的身体结构的功能，另一些人则研究造成动物身体结构的演化机制，他们的研究并行不悖，没有矛盾。与此相似，经济学家应该接受两个研究项目之间的劳动分工，以防两个研究项目整合得太早，遇到矛盾。可是即使是今天，人们还是没有完全认识到需要进行这样的学术分工，甚至没有认识到需要使用发展范式，在熊彼特生活的年代，人们的认识水平就更低了。这个情况帮我们解释了熊彼特把发展经济学创立成为一个研究传统所存在的难度。
熊彼特1908年出版《性质》一书的时候，他把书送给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等著名经济学家。但是，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排斥他以独立的发展范式为均衡范式提供补充的想法，其中对他伤害最深的是法裔瑞士经济学家列昂·瓦尔拉斯。在写给瓦尔拉斯的两封信中，熊彼特明确地说《性质》只是“一个学生的著作”，他想在瓦尔拉斯的“指导”（熊彼特，2000年）下进行研究。这些说法意味着熊彼特可能想在瓦尔拉斯已经做了很多研究的形式表达和理论发展的均衡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但仔细阅读熊彼特的第一本著作就会看出，这绝不是说他想要追从瓦尔拉斯的方法。正好相反，这个“学生”是想要帮助他的导师发展发展经济学，把发展经济学当做均衡经济学的重要补充。有关熊彼特的文献对熊彼特的这个志向基本没有给出解释，但森岛道夫（MichioMorishima）和乔治·凯特佛瑞斯（GeorgeCatephores）强力坚持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尽管人们“基本上相信‘企业家’、‘创新’以及‘新的生产组合’等术语是熊彼特的特殊标签”，但他们一般都忽视了这些概念及其潜在的想法实际上是从“瓦尔拉斯研究的问题中直接引申出来的”。然而，瓦尔拉斯显然不承认对其均衡经济学的这种引申——这让熊彼特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建立发展经济学需要一次重大的学术革命。
事情过去多年之后，熊彼特仍然记得自己在瑞典拜访瓦尔拉斯时得到的答复。瓦尔拉斯当时在洛桑大学教书。他回答说自己只关注均衡经济学反映的不仅仅是方法论方面的考虑。相反，“瓦尔拉斯应该说过（事实上，在我有幸和他进行的唯一一次谈话中他就对我说过这样的话），经济生活从基本上看当然是被动的”（熊彼特，1937年）。按照瓦尔拉斯的看法，经济生活“只是适应可能正对自身发挥作用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这就是说“静态过程理论其实构成了理论经济学的全部内容，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只能简单地记录引发历史变化的各种因素，不能说得太多”。
瓦尔拉斯关于经济被动适应的看法招致了熊彼特的批评，他以自己对经济变化的看法为基础说：“我［熊彼特］非常强烈地感到这是错误的，经济体系当中存在着自己打破均衡实现的动力源泉”（熊彼特，1937年）。这种破坏性力量就是熊彼特的企业家，他对这种破坏性力量的作用的看法决定了他的分析活动的性质。他信心十足地认为，“经济变化并不只是依赖于推动经济体系从一个均衡走向另一个均衡的外部因素，因此必须要有一个研究这样的经济变化的纯经济理论”。熊彼特强调，“这才是我一直想要创建的理论。和以前一样，我现在仍然相信这样的理论会对我们理解资本主义世界的困难和荣枯作出贡献”。他的理论的学术贡献在于，“对很多现象——特别是商业周期现象——给出的解释，要比使用瓦尔拉斯的或马歇尔的理论器械可能给出的解释更加令人满意一些”（熊彼特，1937年）。
上述文字说明了熊彼特如何变成了瓦尔拉斯的反叛门生，但没有对熊彼特和瓦尔拉斯的关系中出现的不和给出解释。克里斯多夫·弗里曼（ChristopherFreeman，1990年）把熊彼特描述成了拘泥于运用瓦尔拉斯的均衡经济学工具的非瓦尔拉斯派经济学家。按照他的看法，“熊彼特试图把［瓦尔拉斯的均衡理论］和他自己的动态的破坏稳定的企业家理论进行联姻，这是他的不幸”。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但弗里曼没能强调熊彼特的问题是他缺乏系统表述自己的经济演化基本看法的完善工具。当他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开始研究经济演化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已经清楚地表现出来，到了1950年他去世的时候，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来源：〔丹麦〕安德森《约瑟夫·熊彼特》（苏军译，华夏出版社，2013）第一章第二节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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