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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公司不该留“后门”哈佛大学法律和计算机科学教授 乔纳森•齐特林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通过能够防范任何政府窥探的电子网络通信——民主国家的公民应该拥有这样的自由吗？对某些人来说，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不应该。自从发明电话以来，解决或阻止暴力犯罪活动的方法往往包括窃听人们的电话。当上世纪90年代数字网络取代机械式交换机的时候，各国政府要求，他们仍应能够进行窃听。

一些人辩称，互联网的问世不应扰乱安全和隐私之间的明显平衡，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就是其中之一。卡梅伦在今年1月发表演讲时指出，“看某人的信件和窃听某人的电话”一直是做得到的，并坚称，他不会“允许阻碍这一点的通信方式”。许多人认为他针对的是使用端到端加密的互联网通信服务。端到端加密是目前普遍使用的一种技术，它让信息在传输过程中即使被拦截也无法读取。
许多人将会同意卡梅伦的观点。他们会说，没错，政府必须尊重法治，但合理的问题是：只要政府尊重法治，新技术为何应该阻止它对信息的要求呢？这里有三个理由。
首先，对于电话网络，可以在不降低电话有用性的同时进行合法的窃听，但对于互联网，如果让政府不受约束地获得通信内容，难免大幅降低互联网（即便用于合法目的）的有用性。

传统的电话系统是由大公司或政府自己运营的。实际上，整个行业都建立在一项单一应用的基础之上：让人们远距离通话。在1990年使用电话的经历与1950年没有什么不同。政府可以在不引起多少摩擦的情况下，监管一家公司一成不变的服务。
互联网的发展方式截然不同。它支持任何人编写的应用。限定编码人员构建互联网应用的方式，是在让纤细的肩膀挑重担。每个软件开发者将不得不是配备合规律师的专业化运营团队，否则就有可能违规。在最坏的情况下，软件开发将被少数几家与政府关系密切的老牌公司掌控。
对赞成窃听的人士来说，最好的情况将是软件开发者不请律师，而是完全放弃加密。但从公众甚至政府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一场噩梦：它会让通信内容暴露于任何想搞黑客活动的人面前。电话窃听从来没有此类风险。对除了政府授权人员以外的任何人来说，窃听某人的电话相对困难。
第二，就互联网而言，为监听创造条件，意味着让通信应用和服务开发者确保他们的应用是可以攻破的。但这种对合法窃听者的让步也将有利于不尊重法治的政府。
对数十亿生活在此类国家的人们来说，西方技术得以让他们难得地尝到通信自由的滋味。威权政府不得不投入巨大的努力，在与世界连接的同时，仍然能够进行审查和监听。如果西方国家政府成功地影响软件开发，从而让我们无法对获得法庭授权的有关部门保守秘密，同时也将让我们无法对不用费心走法律程序的政权保守秘密。
第三点也是更为现实的一点：设计一套能够让政府拦截、但不会让其他人窥探的通信系统是极为困难的。出错的几率非常高。因此，敏感信息很有可能落入不法分子之手，这种结果比通信各方完全不加密更加糟糕。
我明白政府有必要保障安全。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界限应该由民主过程划定，而不是由程序员之间像猫捉老鼠那样的竞争决定，这很有道理。当通信有可能隐藏起来的时候，我同情执法部门的焦虑。但禁止超强加密不是解决办法。
互联网一直是现代性和开放性的推手，而现代与开放正是那些信奉滥用暴力的人所不愿看到的。我们不能以短期有必要发现和阻止他们的最险恶用心为由，为他们打造一个更容易攻破的网络。
本文作者是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法学和计算机科学教授
译者/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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